作者臉書 2026-10-11
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
周成柱:沉思录(159)自由的秘密是勇敢!
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
陶傑:「體驗教育」缺德失貞
作者臉書 2026-10-6
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
刘欢走了,我才猛然发现,那个场子,早就散了
泉河小路 2026年9月29日
他一生都在用声音挽留时间,现在,时间放过了他。
2025年12月31日,上海金山城市沙滩的跨年夜,零下三度的寒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
刘欢站在零点压轴的舞台上,唱完《我欲成仙》,对着镜头笑着说“新年快乐”。
弹幕里飘过一排排的“明年再见”,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声音会陪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新年。
九个月后的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他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
《我欲成仙》。他最后唱的歌,成了他自己命运的谶语——一个唱了一辈子“人间”的人,最后用尽全身力气,唱的是想超脱人间。
而命运给了他一个最人间的结局:股骨头坏死,长期剧痛,行动受限,在上海,在家人的陪伴下,安安静静地离开。
没有成仙。只有肉身。
他的肉身,用一首《从头再来》,支撑着着无数人,走过了人间最泥泞的道路。
《从头再来》风靡于下岗潮期间。
他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可他自己的成败里,从来没有“再来”这一项。
他的人生是一条近乎完美的直线:
1985年高校歌唱比赛夺冠入行,80年代影视金曲封神,2008年奥运会站上巅峰,然后在对外经贸大学的讲台上站了三十多年,直到退休。
我觉得这首歌,有着穿越时代的力量,它永远属于我们这些,被命运一次次打翻、又一次次从地上爬起来的人的。
70后的我,这一生,始终被生存的危机裹挟,在生活的鞭笞下,总是慌不择路,一次次改行,一次次重新出发。
从工厂到商业企业,从电台到晚报日报,步步都是身不由己,被推着前行。
到了媒体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想着就这么着在媒体了此残生吧,谁料十多年前又迎来了纸媒最坏的时代。
于是,我又被迫转身,扎进现在的单位。
当我们跟着刘欢的歌声一次次“从头再来”的时候,他本人,却在替那个时代慢慢退场。
刘欢的作品有一条清晰的曲线:《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80年代末,理想主义还在烧;
《弯弯的月亮》《亚洲雄风》——90年代初,集体情绪正昂扬;
《好汉歌》——90年代末,江湖气、草莽气,是市场化浪潮里最后的豪情;
《从头再来》——1998年,下岗潮,歌声第一次开始安抚“被时代甩下的人”;
《我和你》——2008年,全球化想象中的巅峰一刻,温柔、平等、共同体。
之后再没有同等量级的作品。这未必是刘欢江郎才尽。时代也的确不再需要“刘欢式的声音”了。
刘欢的声音是什么?是宏大、是集体、是一个能被十几亿人同时听懂的音色。
他的歌属于广播、属于春晚、属于奥运会——属于那个“所有人还在同一个频道里”的年代。
而当世界碎成无数个圈层、算法把每个人喂给不同的歌单时,那种“一个人唱、亿万人听”的位置,本身就消失了。
刘欢走了,而那种“共同收听”的时代已先他退场。
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余音,他的去世,是余音终于散尽的那一刻。
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他那场最后的演出,才会觉得格外心疼。
一个用声音飞了一辈子的人,最后被身体钉住了。
2009年他被确诊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疼起来钻心,一点点偷走他的行动自由。
2010年他做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重新学走路,像小孩一样一步一步挪。
后来,他的体重从最高时的87公斤,降到了70公斤。
2009年前后,他淡出公众视野。各种传言四起:健康出问题、退出歌坛、出国定居。
他后来自己说:我停了一阵子,让生活拐了一个弯。
那段“拐弯”,他去美国陪女儿高考,每天早起做早餐、开车送上学、买菜、接放学、做晚饭、散步。
他说,那是他成为歌手之后,最平静最安宁的一段日子。
他特别喜欢女儿跟他发脾气,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父亲。然后他领悟了那句“爱是人生所有的意义”。
一个站过鸟巢、被亿万人听过的人,用几年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普通的父亲、普通的丈夫、普通的儿子。
他在大众视野里“缺席”的那几年,恰恰是他人生里“在场”得最完整的几年。
而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恰恰是这个。
我们太害怕“缺席”了。我们怕不上热搜、怕没有曝光、怕被别人忘记。
可刘欢用他的后半生告诉我们:有时候,退场才是真正的在场;有时候,被世界忘记,你才第一次真正记得自己。
现在他走了。他终于可以停下来,不用再拐弯,不用再重来,不用再被身体困住,不用再在寒风里颤抖着唱《我欲成仙》。
他一生都在用声音挽留时间,现在,时间放过了他。
愿天堂没有病痛,只有讲台、音乐和月圆。
施化:事先预测或事后调整?激进与保守的分野
施化的博客 2026-9-20
我承认自己是保守派,与激进理念的拥趸者水火不相容,不过以前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变成势不两立的现在这个样子,只因看到古今中外的激进主义者太不可取。不但不断地犯着低级错误,害人害己,还洋洋得意自以为高明。假如有人把激进保守分为左派和右派,我会大致上同意。
为什么说大致?因为左派右派太难分了。人是最为复杂的动物,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与区分。比如希特勒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中国的左派是否等同于美国的左派?一万年都讲不清楚。所以,用不带褒贬的中性词汇激进和保守表达,比较合适。如今我发现了一个既简单又明晰的衡量标准,以这个标准检验,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到底是激进还是保守,立马辨别出来,绝无含混。什么标准?简单一句话:事先预测还是事后调整。
估计这会令一些人爆笑:事先预测叫先见之明,事后调整叫马后炮,事后诸葛亮,连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还在这里夸夸其谈?且慢,请听完下面的分解。
激进与保守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完全不同。前者不承认自己的渺小和局限,认定我才是改造世界的主宰;后者则从历史经验中看到,人不是神,不能狂妄,否则必定犯错吃亏。
原理是这样的。首先,从控制论、信息论与统计决策学的角度来看,事后处理(反馈控制)往往比事前预测(前馈控制)更可靠。事前预测设计,在系统受到扰动之前,基于自认的模型和信息提前采取行动,偏差较大且不稳定。事后应急处理(反馈控制 ),在系统受到实际扰动并产生真实偏差后,基于真实测量值采取纠偏行动 。两者可靠性用系统的最终偏差方差(即结果的不确定性与失误风险)来衡量,方差越小越稳定。
其次,从信息论角度证明。事后处理所依据的信息密度和精确度,在数学和统计学上天然高于事前预测。事前处理的最终结果偏差有:1,预测误差(对未来干扰估计不准);2,系统建模误差,对现实世界理解有偏差;3,控制实施误差,提前干预引发副作用。由于预测链条长,各项误差会叠加或指数级放大(黑天鹅效应)。
而与之相比,事后处理的误差则小得多。事后处理不依赖对未来的预测,只依赖对当前状态的测量,直接吸收现实中的随机扰动,将未知的外部变化转化为已知的测量误差,因此在统计学上方差更小、鲁棒性(Robustness)更强。这就是为什么工程学强调“冗余与韧性(Resilience)”,它往往比预测更具容错和快速修复能力,比完美的预测更靠谱。
下面从几个不同方面加以实际说明。
一,软件工程。在项目启动阶段,架构师会尝试预测未来两年的用户需求、技术演进和所有潜在漏洞,编写成百上千页的技术规范书,然后再按计划开发。结果实际上线时,往往发现许多预设的功能用户根本用不上,而预想的架构无法应对未预测到的因素,系统脆弱且难以调整。
事后反馈的做法,则承认无法准确预测所有需求与Bug,因此先推出最小可行性产品(MVP),利用自动化测试和用户实际反馈,在问题暴露或需求变更后快速迭代和热修复(Hotfix)。因为真实用户的行为和技术环境极度复杂,事前预测的模型必然存在认知偏差。事后根据报错日志和反馈进行微调,纠错效率和产品质量远高于预判。
二,公共卫生与防疫。事前预测的做法,是根据早期流行病学模型,预测某种新型病毒在未来半年的传播轨迹,并提前数月固定分配全国的医疗资源、药品和隔离设施。结果,病毒容易发生变异,如传染力或致病力突变,导致事前根据原模型部署的资源严重错配。比如某地资源闲置,另一地医疗挤兑等。
事后反馈做法建立在高灵敏度的监测网络基础上。一旦某个区域出现病例新增,系统立即触发“事后响应机制”,动态调度周边医疗资源并调整防控等级。病毒变异和人类行为具有强随机性,模型预测的置信区间极有限。依靠实时监测加快速响应,比依赖几个月前的预测模型要准确得多。
三,城市防洪与工程设计。事前预测做法,比如基于过去100年的气象历史数据,预测极端暴雨的最大降水量,并据此修建一座多少米高的防洪堤。结果呢,由于气候变化,一旦遇到超百年一遇的暴雨,堤坝被冲垮将引发毁灭性灾难。
事后反馈做法,不押注于预测雨有多大,而是设计大量的地下蓄水池、湿地公园和可渗水路面。当暴雨发生并产生积水时,系统自动吸收和分流超量雨水。“防洪堤”是典型的刚性预判结构,遇到预测之外的“黑天鹅”即彻底失效;而“海绵系统”是基于反馈的弹性结构,无论雨多大,都能通过持续吸收和泄洪来衰减灾害影响。
在上述所有实例中,事前预测依赖的是“假设的模型”,而事后处理依赖的是“确凿的事实”,预测试图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在物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反馈则是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将精力放在缩短“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时间上。只要响应速度够快,事后处理的效果和可靠性就会远远超越事前预测。
四,在基层社区治理上,也分“预判式行政规章”与“接诉即办”的做法。自上而下的预判型管理是,上级部门根据经验预判居民的需求与矛盾(如小区停车、垃圾分类、宠物管理),统一制定详尽的管理条例并强行下发执行。结果往往“顶层设计很好,基层落地绝倒”。每个社区的邻里结构和空间差异极大,预判方案常因不贴合实际而引发居民抵触。
而事后反馈做法,政府不替居民预设所有生活痛点,而是设立 12345 等统一响应平台。只要居民反映问题(如路灯坏了、井盖松动、邻里噪音),工单直接派发至对应责任人,并限定时间解决与回访。
为什么事后解决问题更靠谱?因为社会治理极其碎片化且随时变化。依靠“问题触发-快速派单-解决反馈”的负反馈闭环,政府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取信息,精准解决公众最真实、最紧迫的诉求。此时联想到中国所谓的“顶层设计”,不禁哑然失笑。
在社会治理与政治哲学中,“事后反馈型治理”与“事前预测型治理”这两种模式,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和激进主义(Radicals / Rationalist Progressivism)的内核存在着非常深刻且直接的对应关系。事后反馈型治理在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而事前预测型治理在本质上是激进主义的。
保守主义哲学(以埃德蒙·伯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核心假设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系统极其复杂,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全知全能的信息去规划未来。保守主义认为,既有社会秩序和演化规则包含着无数代人的隐性知识,难以估摸与掌控。事后反馈型治理不是妄图凭空设计一个“完美方案”,而是承认现实的复杂性,只对已经暴露的具体问题进行局部、微小的修正。循序渐进,日臻完善。
哈耶克指出,社会中的关键信息是高度分散且动态化的,中央决策者不可能提前收集所有信息。事后响应机制(如市场价格机制)利用的是当下发生的真实信号,这正是保守主义理念的核心,依靠分散的系统自发调节,而非自上而下的预设指导。保守主义极度警惕“大兴土木”式的社会工程。并且,事后反馈将试错局限在局部,即使解决问题的手段失败了,代价也极小,不会引发系统性崩溃。
激进主义(以法兰西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理想国式的社会工程为代表)假设,人类理性是强大的,可以通过科学计算、逻辑推理和顶层设计,预判并消除社会的一切缺陷。激进主义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台机械装置,认为只要收集足够的历史数据、建立足够先进的模型,就能推演出未来的发展轨迹,并在问题发生前通过行政手段“防范于未然”。它往往以预判性干预,用“完美未来”重构当下。
事先预测型治理为了消除潜在的1%风险,往往需要建立极其庞大的监管体系或预警机制。这与激进主义的逻辑一致:为了实现一个预判的理想状态,不惜重塑甚至打乱现有的社会自律结构。激进主义方案通常是“刚性”且“全盘”的,一旦事前预测的模型偏离了现实(即遭遇预测之外的未知),其建立的庞大预案不仅无法应对,反而可能因为结构过于僵硬而引发大规模的连锁失误。
谈到这里,有分析能力的朋友大致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巧,在本文结尾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侧面佐证了前面介绍的理论。这就是AI监管案。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继OpenAI、Anthropic和Meta承认旗下模型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外部系统后,谷歌承认其AI模型在安全测试中侵入过三家公司系统。 逾百名学者及专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确保第三方AI评估人员拥有科学客观性和透明度。而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等人则呼吁政府设立法案,管控前沿AI发展。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则建议实施“轻度”联邦级监管以避免各州法规冲突。
但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斥责对AI安全的担忧为“骗局”,反对放慢AI迭代或增设严厉监管,并宣布仿照太空部队模式成立“人工智能部队”。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也明确反对新增AI监管规则。
为什么这群平时最讨厌被束缚的科技巨头,现在却排着队地往华盛顿跑,哭着喊着要求政府来监管他们呢?这背后是有商业算盘的。巨头们从来不怕监管,他们真正怕的是没有门槛。大厂手里有上千亿的资金和顶尖法务团队,再严苛变态的合规标准,都可以扛得住。但是那些初创公司和开源开发者们却经不住那高昂的合规成本和审批流程,后来的追赶者可能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根据连线杂志的报道,OpenAI还曾向国会议员咨询,行业集体放慢会不会违反反垄断法?在自由市场里,如果行业排名前几位的巨头私下商量,假如咱几家明天一起降速,一起控价,一起不推出新的产品,这在法律上叫做非法卡特尔联手垄断,可能是严重的违法。所以,得把政府也拉下水,只要让政府出面出台监管政策,强行要求大家集体降速,这个这非法联手垄断的责任就不在自家身上。
一个是提前预测,画出一幅恐怖图景,要求事先规范监管;另一个是,反对强行监管,只要警惕就足够了。比如气候控制。看见了吧?谁激进,谁保守;谁败事,谁成事,不言而喻。
2026-09-19
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
所谓英雄,就是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来源:通往远方的路 2026-10-1
9月30日,以色列与一场重大灾难擦肩而过。
危急时刻,是几个普通乘客挺身而出,制服企图制造坠机事件的歹徒,保护了飞机上的174名乘客(包括27名儿童)。
这174名乘客中,有166人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起事件“极其严重”,几个勇敢的人阻止了一场“9·11式灾难”。
当天上午,迪拜航空FZ1073航班(迪拜→特拉维夫)飞到约旦、沙特上空时,副机长突然掏出折叠刀刺伤机长,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让飞机俯冲坠毁。
客机在不到30秒内,急剧下降1.4万英尺,眼看酿成机毁人亡的灾难。紧急时刻,满身是血躺在地板上的机长在陷入昏迷前,打开驾驶舱的门。
以色列乘客亚尼夫.哈尤恩第一个冲进驾驶舱,勒住副机长的脖子,把他拖出驾驶舱,另外几名乘客也冲上来,控制住凶手。因为没有绳子,就把充电器及耳机电线接在一起,把副机长牢牢捆住。
亚尼夫.哈尤恩随即返回驾驶舱,拉动控制装置,飞机逐渐恢复平稳。
但亚尼夫.哈尤恩并没有学过开飞机,恰巧,客舱内有两名休班的飞行员。他们随后赶到,接管了这架飞机。
同时,飞机上的一名以色列牙医,对受伤的机长进行了紧急包扎。
为了抢救生命垂危的机长,飞机选择在最近的沙特塔布克机场降落。
据英国《每日邮报》消息,涉嫌企图劫机的飞行员为阿曼籍宗教极端分子,以色列方面正在调查,为何此人能够取得飞行执勤资质。
沙特方面初步调查,这名副机长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极端穆斯林的转化,并决定实施这次自杀式恐怖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这次恐怖袭击可能与伊朗有关。
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被及时制止的重大灾难。而制止这场灾难的,没有以色列军人,没有摩萨德特工,只是几个勇敢站出来的普通人。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对这趟航班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表示感谢和敬意,称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目前,斯米特·马赫哈尔已经脱离危险。
内塔尼亚胡亲自来到本古里安机场,迎接乘迪拜航班返回的以色列乘客。
他热情拥抱第一个冲进驾驶舱的亚尼夫.哈尤恩,毫不顾忌他身上的斑斑血迹。
内塔尼亚胡对哈尤恩说:“我看到你就像看到一头狮子,你是一位伟大的英雄。”
但这个伟大的英雄只是一个普通的水管工,他从来没有摸过飞机操纵杆,只是常看电视纪录片《紧急呼叫》,从中学会一点操控飞机的模式。
亚尼夫.哈尤恩是一个水管工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高度评价亚尼夫.哈尤恩的义举,特朗普称自己不喜欢看《紧急呼叫》节目,但对亚尼夫.哈尤恩通过电视学习并成功救机的说法感到惊叹。
除了亚尼夫.哈尤恩以外,还有几名勇敢冲上前去的以色列乘客。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阿萨夫·拉胡安接受采访时,额头上仍留有搏斗造成的血迹。他说,当时根本来不及考虑太多,“你就是本能地冲过去,为了救你的女儿、你的家人”。
这起空中惊魂事件,比好莱坞大片更跌宕起伏,更让人惊叹,几名制服歹徒的英雄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提前操练,却堪称完美地营救了174名乘客的生命。
若是印度籍机长在昏迷前没有打开驾驶舱的门,若是亚尼夫.哈尤恩等乘客没有冲进驾驶舱里,若是亚尼夫.哈尤恩没有提前看过《紧急呼叫》的纪录片,若是客舱内没有两名休班的飞行员......后果不堪设想。
发生险情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显然,这个比好莱坞大片更惊险的突发事件,后面有一个比好莱坞导演更了不起的导演。这个导演不仅掌控着这起突发的空中事件,也掌控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跌宕起伏。
就像这起事件中勇敢站出来的平凡英雄意外,在人类历史的种种危机面前,总有平凡的人脱颖而出,承担起这个导演所赋予的英雄角色。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至高者所赋予的灵魂,每个平凡人身上都有不凡之处。
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为那位伟大的导演所使用,你是否愿意在危机来临时刻,为爱与责任挺身而出?
王五四:弯弯的月亮,照亮这场病有多荒诞
作者:王五四 2026-9-30
近几年我一直在学着看淡生死,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虽然早到了英年早逝的年纪,但身边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亲朋,“我们该如何告别呢?像过去见面那样”。
这些年去世的名人很多,只有刘欢老师的离开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或许是他身上集中了太多个人记忆、时代记忆,他的歌不是听过那么简单,而是长在生活里,有时代的烙印。不论是初代热播电视剧、春晚、奥运、毕业季、下岗、团圆……,每一个人生的重要节点,都有他的作品作为主题曲或者背景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罕见的“公共重量”,而且是那种不令人讨厌的大国叙事风格。他既能唱《好汉歌》那种江湖侠气,也能唱《弯弯的月亮》的温柔抒情,还能在鸟巢唱《我和你》那种世界级的宏大叙事,一个人同时是豪迈的、抒情的、庄严的、日常的,而且没有任何表演痕迹。
在《马大帅》里,范德彪哥有一句口头禅,“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 ,从头再来。”《漫长的季节》里桦钢厂长在宣布下岗名单时也讲了这句话,这是央视当年为鼓励东北下岗工人重新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再就业而拍的公益歌曲广告《从头再来》,刘欢老师唱的很感人,但恐怕东北下岗工人听了只会骂娘,毕竟文艺是文艺,现实是现实,为了生存下去,别说维多利亚了,路边的小店下岗女工也要含泪走进去,这是我们如今谈论“东北人”和“东北人的性格”时,不应该忽略的时代创伤。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那时那刻,全国人民都被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了,只有东北地区对它嗤之以鼻,那几百上千万的下岗工人心里明白从头再来有多难。没人要跟一首歌曲较劲,歌再好听,再恰逢其时,再唯美大气,再情感共鸣,再能抒发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也得配合着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只谈思想境界,不聊温饱问题,是很容易饿肚子的。只是这事,我认为跟演唱者刘欢关系不大,可以讨论,没必要给他上纲上线,需要上纲上线的其他人,很多。
这次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临时加了首《弯弯的月亮》缅怀刘欢,我觉得挺温馨的,挺好汉歌的,而被举报后成都文旅的处理方式也挺刚直不阿的,谁说成都只有电线杆子和筷子是直的,成都文旅也挺直。成都的男孩们应该雄起,挺身而出捍卫这首自己的主题曲《弯弯的月亮》,否则下次你们就只能听到《直直的日》了。
对于举报那英临时加唱《弯弯的月亮》这事,很多人是愤怒的,不解的,这又刷新了他们的下限认知,但有时候也怪不了举报的人,是你的下限太容易被刷新了,而且你只怪举报的人,这本身也很怪,他只是利用规则举报了,而规则制定者,规则出炉的时候,其他人被规则处罚时,咱不也都默认了吗?谁也别怪谁了,弄得好像非要分出个是非对错黑白分明似的,都默默的吧,对于那些人,我也释怀了,不骂了,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坑,同一个粪坑,相煎何太急。
回首这些年的脏事和烂人,该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没有哪一个历史时刻可以参照,它先是坏,再是烂,最后还臭了,是一种层层递进的腐败感。坏,还是有规则有边界的,坏人也是盗亦有道,而且社会有处理方式和解决办法。而烂,则是冲破了这个规则和边界感,有种让人避之不及的压迫感,甚至开始对未来失去希望,但及时清理,尚能保住晚节但已经保不住命了。到了臭这个地步,那则是丧失了上限和下限,人们早就不知希望是何物了,只有希望工程在招摇撞骗,很多时候人们退无可退,也不想退了,怕到极限也不再害怕了,大多时候是等死的心态,偶尔又想着跟生活干那么一下子,但往往又拔剑四顾心茫然。
总结一下就是,人们的日子,从“明显违法”转向了“规则、情绪和公共空间的边界之争”,而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手在操纵。最初的坏,是坏人做坏事,比如诈骗、暴力、贪腐、明显侵害他人权益。这类问题相对清楚:谁错了、错在哪、该不该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社会判断成本比较低。后来变成了烂,很多行为不一定违法,但让人不舒服,感觉恶心,政治绑架、道德绑架、故意挑事、用举报或舆论施压……,它们未必触犯法律,但却利用法外之法施加压力,很多时候比法律还管用还高效。到现在,变成臭了,你也可以美化一下叫荒诞,很多事情不但合情合理,也合法,但它就是不让你出现,而且你还没法讲道理,更没法讲法。一个本来属于人情、艺术、日常互动的行为,却被硬生生塞进最硬的规则框架里接受审判。
现在的法律执行起来有个特点,越是庄严肃穆重中之重的,好像越没啥存在感,反而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经常被人拿来扯虎皮做大旗,法无大小之分,但现实生活里不仅分了大小,还分了内外和高下。很多规则被异化得严重,现在一张截图、一段视频、一句质疑,就可能把一件原本不起眼的私事举报成极端公共事件。“打小报告”这么一件当年被人鄙夷的事情,现在却大行其道,举报制度早就有之,但从未像现在这么如此厚颜无耻,这种风气的助长,跟腾讯和新浪平台方的暗箱操作以及有关部门的胡作非为和不作为有很大关系。
一些规则如果只强调“有没有程序瑕疵”,不看动机、场景、后果,就会从“维护秩序”滑向“找茬式合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部分公众的言行只会越来越情绪化极端化,就会形成让一部分公众先极端起来,先极端的带动后极端的局面。法律法规一旦被政治绑架也就很容易被公众情绪绑架,公共事件就更容易荒诞化。
你以为荒诞之后就完了吗?荒诞是戏剧性的,现代性的,还有更原始的叫魂。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本来只是浙江德清修桥、石匠贴名这类小事,后来被不断放大成“妖术盗魂”“剪辫谋反”,最后演变成半个中国都在抓乞丐、游僧、和尚的全国性清剿。它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古人迷信”,而是:一个看似荒诞的指控,为什么能迅速变成人人可用的武器?《叫魂》里有个关键判断:在权力稀缺的社会里,指控别人“叫魂”,成了普通人突然可得的权力,就像如今的举报。当年有人借“叫魂”清算宿怨、吓唬陌生人、替自己出气;捕役、胥吏也可能借机勒索、栽赃、立功。放到今天,举报、投诉、截图、带节奏,也常常不只是“维护规则”,而是普通人获得道德优势、舆论审判权、程序杀伤力的一种方式。
“叫魂”案之所以扩散,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真相信妖术,而是因为恐惧、怀疑和程序压力叠加在一起。皇帝担心统治合法性,把民间事件政治化;官僚怕担责,要么瞒报,要么过度执行;民众把焦虑投射到边缘人身上;信息在层层传递中被不断放大。今天也一样,一个即兴演唱片段,未必真构成“变更节目”,未必真有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但一旦被放进“报批”“合规”“举报”“处罚”的框架里,就会自动获得严肃性。哪怕最后结论是“不处罚”,过程中的围观、审判、施压和伤害已经完成。荒诞感就来自这里:手段是合规的,情绪是真实的,但对象常常是错位的。
所以,与其说社会越来越荒诞,不如说社会基层治理越来越无能和无效,差生文具多,社会管理细则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件件乱套,一开始人们还愿意讲常识,而当正常人都缄默不言,道路以目,荒诞不经的事自然就会层出不穷,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自然就横行乡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每晚睡觉前都要听一下东北跳大神神曲和看一集《马大帅》,这是中国东北乡村对付荒诞现代社会的一种传统农业办法,既然正经话说不通,那就给你来个满满萨满祭祀二人转风味的民间说唱,“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十家都有九家锁,就有一家门没关”,大神请神、二神帮腔,鼓声一响,狐黄白柳全来了。 但萧红写得很毒:大神一边说病人今夜必死,一边把祭品鸡拿回家煮了吃,红布染了做裤子穿。 它从来不是纯粹的神圣仪式,而是神圣、恐吓、表演、生计、围观和情绪宣泄混在一起的东西,活像这个时代。
其实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事情可能没那么严重,而是怕不处理会被追责,于是程序被启动,事件被升级,边界感消失了。这或许就是孔飞力分析的,上层用非常规政治压力打破行政惰性,基层用程序化执行自保,而我们,夹在中间,正常生活就被碾碎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正经规则一旦被滥用,直接反驳成本很高,但神调一唱,“文王鼓,武王鞭,小小鼓边一尺三,脚踩地,头顶天,恭请身后众位仙。”所有上纲上线的事,突然就变成舞台戏,这同时也给无力感一个出口,很多人面对举报、带节奏、规则武器化时,最难受的不是损失,而是“我明明没做错,却要被拖进一个荒唐程序里自证清白”。神调式的表达正好接住这种情绪:既然你们要装神弄鬼,那我就请狐黄白柳来审判你。
所以,那些总说我只指出问题,从不给解决方案的人,现在给你们解决方案了,唱神调,跳大神,把“叫魂”反写成“跳神”,叫魂是把恐惧投向弱者,跳大神是把恐惧编成段子撒向人间都是爱,二手玫瑰那首《跳大神》就是典型,把民俗、摇滚、讽刺搅在一起,唱的是“东楼望西楼,贫穷望着富有”,最后落在“勇敢地歌唱”。
但神调也有边界,神调能泄愤、能讽刺、能让人在荒诞里喘口气,却不能替代制度修复。该追责的还得追责,该明确规则边界的还得明确,否则它只会变成另一种围观:大家笑着看完,第二天照样被同一套机制碾过去。所以更准确地说:神调治不了病,但能让人看清这场病有多荒诞。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社会,像一个荒诞的村庄,还重复着过去的神调。
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
顏純鈎:花千樹是非一般出版社,張五常恃才傲物品行差
作者臉書 2026-9-30
因為花千樹出版社宣佈結業,有人在報章撰文緬懷舒巷城和張五常,讓我回想起一些舊事,也值得一記。
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
如果总是“重头再来”,是不是方向错了?
圣泽路口 2026年9月27日
如果人死了可以去天上的某一颗星球,那么刘欢最想去的应该是比邻星。
比邻星距离地球约4.24光年,是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它所在的恒星系统有三颗恒星,就是刘慈欣《三体》里的三体世界。
在那个世界,文明不断毁灭,又不断重生。每一轮都要从原始状态开始发展,预测恒纪元,躲避乱纪元,一次次试错。
刘欢如果去了那里,大概会成为萨满、国师、精神教父,他只需站在祭坛上庄严地唱一句:“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人生豪迈,只不过是重头再来。”
三体人听了,热泪盈眶。
如果有一天黄宏也去了,同样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负责站在脱水舱前振臂高呼:“我不脱水谁脱水!”
一个负责把失败讲成史诗,一个负责把牺牲讲成义务。两人一唱一和,三体人听了,会更心甘情愿地走进下一个轮回。
这两位往三体世界一站,精神建设就算齐活了。
1
三体人最需要的,正是两种精神:一是重头再来,二是多难兴邦。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恐怕早就垮了。
所以我觉得,三体人不仅是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镜像。刘慈欣的想象不是凭空而来。恒纪元和乱纪元的设定,几乎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兴亡交替,治乱循环,盛衰无常,一代人刚刚把日子过好,下一代人又要从头收拾。
《三体》游戏里,伏羲认为太阳神睡着就是恒纪元,醒来就是乱纪元,于是建造巨型钟摆,试图催眠太阳神。
周文王用六十四卦推演天象,孔子试图依靠仁义秩序感化世界,墨子建造大型机械宇宙模型,牛顿和莱布尼茨则试图用力学和微积分预测太阳运行。
他们都很聪明,也都很努力,但结果是一样的:不断重头再来。
在《三体》当领袖,实在是一件过瘾的事情。你可以把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付诸实践,如果恰好碰上恒纪元,那就是英明伟大;如果碰上乱纪元,也不要紧,因为在梦也在嘛,大不了重头再来。
没有历史包袱,没有漫长的善后,失败了就让人民脱水,等下一轮继续折腾。
所以三体人实在太“好用”了。世道好就拼命干活,世道不好就脱水,必要时一浸泡之后又水淋淋地复活。这样的设定:一是没有养育成本和养老成本,人人都是力工,不用养孩子,也不用养老人;二是命足够长,禁得起领袖们一轮又一轮的折腾。
2
人类就不行了。
人类有父母,有孩子,有衰老,有记忆。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要花掉父母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一个人工作几十年,才可能攒下一点积蓄;到了五十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职业生涯也可能走到尽头。
这时候,如果他失业了,下岗了,你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人生豪迈,只不过是重头再来。”他恐怕会觉得,这不是安慰,而是冒犯。
他不能把自己脱水保存,等下一个恒纪元再泡水复活,他没有第二个五十年。
芸芸众生,所求不过安稳。他们不想人生豪迈,不想重头再来,更不想成为某种天马行空的想法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三体》最重要的启示,不是如何重头再来,而是如何停止重头再来。
经过192个文明的不断试错,三体人终于认识到,三颗太阳构成的系统具有混沌特征,恒纪元和乱纪元无法被他们可靠地预测。无论伏羲、周文王、孔子、墨子,还是牛顿和莱布尼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离开自己的星球。如果放到地球上的国家,则是改革自己的传统和制度。
如果一个问题反复出现,而且每一次都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你,那么就不能只想着如何在下一次毁灭中活下来,而是必须重新审视问题本身。
如果一种方法需要不断重头再来,是不是方法错了?如果一个方向需要不断付出代价才能证明正确,是不是方向错了?
3
在三体世界当领袖,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文明还在,就可以不断试错。反正三体人可以脱水。
但人类不是这样。
人类的时间有限,生命有限,资源有限。一次错误的决策,可能意味着一代人的青春被消耗;一次失败的实验,可能意味着无数家庭失去原来的生活。
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所谓重头再来,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话。
人类没有脱水功能。更重要的是,人类也不应该把脱水当成一种理想。
文明发展的目的,不是让人们越来越擅长在毁灭之后复活,而是让人们尽可能不必经历毁灭。
如果一个文明每次都要靠牺牲一部分人,才能换来下一次重新开始,那么它所需要检讨的,就不只是技术,而是整个机制。
谁决定试错?谁承担代价?谁获得成功之后的荣誉?谁又在失败之后被要求重头再来?
对于某些文明来说,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不能不断撞南墙,不能不断重头再来呢?
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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