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594594 · Sep 4, 2026
大眼哥的祛魅解构力：把极权写成笑话的人——从胡锡进的叼盘、王志安的“较真”，到李承鹏的解构
中国并不缺批判中共的人。有人愤怒，有人控诉，有人考据，有人爆料。有人写几万字证明极权之恶，也有人每天高喊打倒共产党。但真正能够拆掉极权语言外壳，把一个看似威严无比的庞然大物写成笑话的人，并不多，李承鹏算一个。
大眼哥最独特的地方，甚至不在于他反对什么，而在于他看待权力的方式。胡锡进擅长把荒谬解释得合理；王志安擅长追问一个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李承鹏却经常突然问一句：凭什么？然后，皇帝身上的衣服就掉了。
一、足球场是他的政治启蒙课堂
李承鹏并非学院派知识分子。1968年出生，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做体育记者。他最初面对的并不是民主、宪政、人权这些宏大命题，而是中国足球。假球，黑哨，足协，关系，审批，寻租。一个本来应该按照技术、规则和比赛结果运行的竞技世界，背后却站着行政权力。他慢慢发现，中国足球的问题其实并不完全在足球。为什么专业的人不能决定专业的事？为什么一个官僚机构能够同时当裁判员、运动员和规则制定者？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有问题，却必须装作没有问题？
这实际上已经触到了中国政治最深处的结构。所以李承鹏后来从足球记者走向公共写作者，并非突然转向。他一直在追踪同一个东西：不受约束的权力。只不过最初它穿着足协的衣服，后来穿上了地方政府、宣传部门乃至整个党国体制的衣服。
二、汶川废墟让宏大叙事坠落人间
2008年汶川地震是理解李承鹏的重要节点。他进入灾区做志愿者，也开始把自己的写作人生分成地震之前和之后。在废墟面前，“多难兴邦”很宏大，但李承鹏关心的是另一件事：为什么有的学校倒了，有的没有倒？
他后来特别注意到一所经受住地震的希望小学。原因并不神秘。施工时有人较真，有人拿着锤子敲柱子，有人逼着施工方按照标准干活。这个细节几乎可以解释李承鹏此后的全部政治观。孩子的生命，并不由宏大叙事保护；保护他们的是水泥标号，是建筑规范，是监督，是责任，是那个拿着锤子不肯糊弄过去的人。
这就是祛魅。国家说：“多难兴邦。”李承鹏问：“水泥够标号了吗？”国家说：“顾全大局。”他问：“那个人的房子为什么被拆了？”国家说：“依法治国。”他问：“宪法写的那些权利到底算不算数？”
宏大叙事最怕这种问题。因为宏大叙事生活在云端，而权利存在于人间。
三、民主，不过是有权说一句“我不高兴”
后来李承鹏开始写强拆，写唐福珍，写《李可乐抗拆记》，再到《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这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从记者向公民写作者的转变。
有意思的是，他很少把自己包装成思想家，他也没有建立什么“李承鹏主义”；他只是不断把那些被宏大化、神圣化的政治概念拖回普通人的生活。民主是什么？未必先是总统直选，可以是媒体能不能监督官员，可以是业主能不能决定自己的小区，可以是一个普通人面对政府的时候，有没有资格说：我不同意。
这实际上比背诵多少民主理论都更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原点。民主首先不是人民怎样成为国家的主人，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不必跪着面对权力。
四、一个不能说话的作家签售会
2013年，《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出版，李承鹏举行签售，却被要求不能讲话，读者不能提问，嘉宾不能发言。于是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个极具荒诞意味的场景：一个作家坐在那里给自己的书签名，却不能说话。
这比一万字批判新闻审查都精彩，权力就自己完成了行为艺术。这也是李承鹏真正厉害之处。面对极权，通常有两种写法，第一种是控诉你邪恶，你残暴，你无耻，第二种是论证，从历史、政治学、法学证明这种制度为什么错误。李承鹏经常采用第三种办法：好，我完全按照你说的话理解一次。然后荒谬自己就出现了，
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解构。他不是站在庞然大物面前拼命证明它有多可怕，而是绕到它身后，突然把裤子扒下来。围观的人笑了，权力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发生了。
五、极权为什么怕笑话？
极权统治不仅依赖暴力，它还依赖神圣感。大会堂、主席台、领袖像、阅兵式、红旗、口号、新闻联播、重要讲话、“伟大复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需要不断制造庄严。一个人如果每天生活在这种语言环境里，久而久之甚至会产生一种心理错觉：这个东西很强大，它不可挑战，它知道一切，它代表历史。
这就是政治祛魅的重要性。你不必先证明皇帝是坏人，你只需要指出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笑声一旦出现，恐惧就开始松动。所以哈维当年写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活在真实中”，索尔仁尼琴强调“不靠谎言生活”，本质上都触及同一个问题：极权首先要求人配合它的虚构。
李承鹏的特殊之处，则是中国式的：我不但不配合，我还拿你的虚构讲个笑话。
六、胡锡进恰好站在另一端
理解李承鹏，最好把胡锡进放到旁边。胡锡进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传播才能的人；如果完全没有能力，他不可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党媒评论员之一。胡最大的本事，是把党国的语言翻译成人话。
中央文件不能说得太露骨的，他可以说成：“老胡认为……”一个明显荒谬的政策出来以后，他往往不是直接证明它绝对正确，而是告诉大家：事情比较复杂，国家也有难处；西方其实更糟，我们当然还有不足，但大家还是应该理解大局。这就是著名的“叼盘术”，从政治传播角度说，它比赤裸裸喊口号高明得多。
胡锡进真正承担的功能，是给权力的荒谬不断寻找民间合理性。所以胡锡进和李承鹏恰好形成镜像：胡锡进负责把权力正常化，李承鹏负责把权力荒诞化；胡说其实可以理解，李说你再想想，这他妈合理吗？一个不断给皇帝穿衣服，一个不断提醒围观群众：你们看看，他其实光着屁股。
七、王志安又是另一种人
王志安比胡锡进复杂得多。把王志安简单归入“大外宣”，我一直认为证据不足，也低估了他的专业能力。王志安是真正受过央视调查新闻训练的记者，他的长处非常突出：等等，这是真的吗？你说一个人被迫害，证据呢？你说某件事情惊天动地，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共产党撒谎，那反对共产党的人有没有撒谎？
这种记者主义有价值。王志安可以得罪共产党，也可以得罪法轮功，可以得罪海外民运，也可以得罪台湾政治人物。他对许多海外反共叙事的拆解，也是必要的。反对谎言的人，自己不能依靠谎言。但王志安的局限，也正隐藏在这里：他太相信“事实”能够解决问题，可政治世界并不只有事实判断，还有价值判断。比如一个人确实违法了，然后呢，恶法是不是法？国家有没有权制定这种法律？即使程序完全合法，国家有没有权侵犯一个人的基本自由？
这些问题，仅靠调查记者式的“事实核查”回答不了。王志安经常停在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的，而李承鹏还会继续追问，就算事情真是这样，权力凭什么这样做？
一个问题属于新闻学，另一个已经进入政治哲学。
八、三种媒体人格
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媒体生态里，出现这三个很有意思的人。胡锡进问：这件事情怎样解释，才能让大家接受？王志安问：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李承鹏问：你凭什么？
三个人都聪明，都有非常强的媒体能力，也都懂中国社会，但他们最终走向了三个不同方向。胡锡进把聪明用于解释权力，王志安把聪明用于审问事实，李承鹏把聪明用于冒犯权力。所以如果一定要给他们分别找一个关键词：胡锡进是合理化，王志安是事实化，李承鹏是祛魅化。
三个人背后其实对应三种不同的人与国家关系。胡锡进那里，国家基本是主体，人民是需要被解释和说服的人；王志安那里，事实是主体，共产党和反对派都应该接受记者审问；李承鹏那里，人是主体，国家必须接受人的追问。这一点最重要。
九、李大眼也不是圣人
当然不能把李承鹏塑造成新的偶像，那恰恰违背了“祛魅”。李承鹏年轻时好胜、尖锐、嘴毒，有很强的表达欲，也有明显的表演型写作者特征。他的才气有时会跑到论证前面。一个比喻太精彩，一句段子太好笑，反而容易掩盖事情本身的复杂性。
这也是所有讽刺作家的危险。鲁迅如此，王朔如此，李承鹏也不例外。讽刺擅长摧毁，却未必擅长建设。把一个荒谬制度写成笑话，并不等于已经知道怎样建立一个好制度。这正是李承鹏的边界，他不是制度设计者，不是政治哲学家，甚至未必拥有完整严密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一个社会走向自由，并不只需要理论家，还需要有人负责把神像从神龛上搬下来。
十、把极权写成笑话，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这是我越来越敬重李承鹏的地方。中国反专制传统中并不缺悲壮，坐牢，流亡，死亡，流血，流泪，控诉，这些都是真实的。如果反抗永远只有悲壮，极权其实仍然占据着舞台中央。因为所有人的表情依然由它决定。它让你哭，你便只能哭；它让你恐惧，你便终身恐惧。
李承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老子偏要笑。你说自己伟大，我看看伟大在哪里；你说代表人民，我问问人民授权书在哪里；你说全过程民主，我就认真按照字典查查“民主”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你说依法治国，我把宪法翻出来逐条念给你听。
最妙的是，他常常并不需要宣布“我要反抗”。他只是认真地把党国的话重复一遍，笑话就出现了，这就是祛魅。专制最成功的时候，不是把所有反对者都抓起来，是让人相信它天然庄严、天然正确、天然不可替代。反过来说，当人民开始嘲笑权力的时候，权力就已经失去了一部分统治。
胡锡进最大的本事，是让荒谬显得合理；王志安最大的本事，是让故事回到事实；李承鹏最大的本事，则是让神圣重新显出荒谬。这也许就是“大眼哥”这些年最独特的公共贡献。他未必能够告诉中国人，一个自由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建设，但他一直在做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告诉人们，神像只是泥塑的。
一个民族真正获得自由以前，往往必须先经历这一刻：有人指着高高在上的神像笑出了声。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原来，我也可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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