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郎晓君文学江湖 思想回廊 2026年9月19日
南风窗前不久发过一篇报道，叫（“挂壁”的年轻人，心里其实很痛），写的是一群把自己“挂”在正常生活之外的年轻人：干一天活，歇三天，靠日结零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进不去主流轨道，也越来越不愿意费力气往里面挤。我今早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件事。让我感到难过的当然不是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颓废”，而是另一件更值得追问的事情：这么多本来应该处在上升通道里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甩出去的？而且被甩出去的人似乎正在越来越多。
一
据南风窗的报道，“挂壁青年”这个说法，是今年春天贵州遵义一家网吧走红之后逐渐传播开的。那家网吧每小时只收六毛钱，聚集了一批年轻人，有网络博主随手拍下他们的生活，视频很快获得数百万播放量。人们围着他们观看，有人骂他们懒，有人替他们叹气，也有人把他们当作一种新奇的网络景观，却很少有人真正追问：这些人究竟是怎样从所谓的“正常轨道”上掉下来的？为什么掉下来的人正在增加，而且其中受过大专、本科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十几年前，深圳的“三和大神”曾经成为一种著名的社会现象。他们大多是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做一天、玩三天，住廉价旅馆，吃最便宜的饭，用最低的成本维持生活。今天的“挂壁”群体却已经发生了变化。南风窗报道里的受访者中，有人大学期间拿过国家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有人大学毕业以后接连换过几份工作，每一份都没有维持太久，为了不让家里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甚至每天仍然装作朝九晚五一样出门；还有未成年人主动放弃升学，在学校之外生活了很长时间。
他们当然不是同一种人，更不能用一个“懒”字解释所有人的处境。有人是工作屡屡受挫以后退了出来，有人是在长期的失败和挫折中逐渐失去了动力，也有人从一开始就对主流生活没有兴趣。可恰恰因为他们彼此不同，这个群体才更值得观察：一个社会里，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主动或者被动退出主流轨道的人？他们为什么宁愿过一种收入极低、生活简单甚至停滞的日子，也不愿意重新进入那条人人都告诉他们“应该走”的路？
类似的现象当然并不只发生在中国。日本曾经出现过“宅世代”，韩国年轻人则用“N抛世代”来描述自己不断放弃某些人生目标的状态：房子、婚姻、生育、社交，最后甚至连“努力”本身都可能成为被放弃的东西。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也不能简单画等号，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当一个社会曾经许诺给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越来越狭窄，而竞争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时，总会有人开始寻找主流轨道之外的生活方式。最开始这也许只是个人的退缩，慢慢却会变成一种彼此识别、互相取暖的亚文化。
而“挂壁”内部同样远不是铁板一块。有人喜欢穿着夸张的衣服在街头闲逛，有人靠直播打赏、零工甚至各种临时性的收入维持生活，有人深陷心理困境，也有人其实并不缺钱，只是不愿继续扮演家庭和社会期待中的那个“成功青年”。他们的家庭、收入和人生经历差别巨大，但有一件事是相通的：他们正在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那套主流生活轨道。
所以，“挂壁”首先是一种结果，然后才是一种选择。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肯努力，而是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群人，并且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与其继续拼命挤进那扇越来越窄的门，不如干脆站在门外。
一个允许越来越多失意者聚集在轨道之外的社会，首先应该检查的，也许不是这些人的品德，而是自己的轨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二
如果只从个人身上寻找原因，“挂壁”很容易被解释成懒惰、脆弱、不够努力，或者所谓年轻人的“躺平”。但如果把视线稍微拉远，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与今天年轻人面对的就业环境、教育竞争和社会流动都有关系。
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降到14.9%，创近一年新低。单独看这个数字，当然可以得出就业形势有所改善的判断。但问题在于，失业率统计的前提是一个人正在寻找工作。如果一个年轻人找了很久都没有结果，最后干脆不找了，他就不会继续出现在“失业人口”里，而是从这张统计表中消失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青年就业的时候，不能只盯着一个数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曾提出过更宽口径的测算，将过去两年因为反复求职失败而退出统计的人重新计算进去，广义失业率可以达到10.2%，对应大约2400万人。更早一些，北大教授张丹丹（最近上了热搜那位）在2023年的一项估算中也曾讨论过“躺平”“啃老”、既不上学也不找工作的青年群体。如果把这些人纳入考察范围，青年失业率的上限可以推到46.5%，是官方公布数字的两倍还多。
这几组数字不能简单拼成一个新的“官方失业率”，它们的统计口径和测算方式并不相同，但至少提醒我们注意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情：一个人不再找工作，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找到了生活的出口。有人进入了灵活就业，有人回到家庭，有人靠零工维持，有人则干脆把自己从就业市场中撤了出去。“挂壁”青年，只是其中最容易被看见的一部分。他们不一定出现在任何就业报表里，却真实地存在于一间又一间出租屋、廉价网吧和网络群聊之中。
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8万人，连续第五年超过千万。问题并不是年轻人突然不愿意工作，而是教育扩张以后，越来越多年轻人获得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可劳动力市场能够提供给他们的、符合预期的工作，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加。
体制内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安全岛”，制造业却长期面临招工难。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出现了：一边是企业说招不到人，一边是年轻人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起来双方都在抱怨，实际上说的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企业缺的是能够接受现有工资、工作时间和职业条件的人，而年轻人寻找的则是能够让自己看到未来的工作。
今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达到371.8万人，竞争异常激烈。越来越多年轻人把进入体制内视为稳定人生的重要通道，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当市场无法稳定地提供安全感时，人们自然会向那些能够提供确定性的地方拥挤。于是，“内卷”才真正变得令人窒息——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喜欢竞争，而是因为竞争的投入越来越高，能够兑现出来的东西却没有同步增加。
报道中的小P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大学毕业后并非没有工作，调酒师、桌游店、咖啡馆、瑞幸门店，他都干过，其中最长的一份工作也只维持了一年。每一次离开都有具体原因，但几次失败叠加以后，一个年轻人对就业市场的信心就会一点点被磨掉。后来，他甚至开始每天假装自己在上班，早晨出门，傍晚回家，实际上却是在公园、快餐店或者其他地方打发时间。
这大概才是“挂壁”最令人难受的地方：一个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放弃，而是在一次次尝试以后，慢慢相信自己无论怎么努力，结果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考不上编制的人去了哪里？进不了大厂的人去了哪里？找不到所谓“正经工作”的大学生去了哪里？
有人进入外卖、直播、代驾、设计外包等灵活就业领域，有人回到家里，有人做一天算一天，还有一些人最终连“找工作”这件事情都放弃了。过去，人们习惯把就业理解为“找到一份工作”；现在，越来越多人不得不把它理解为“今天先接到一单”。
三
内卷解释了竞争为什么如此惨烈，却仍然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那些摔下跑道的人，为什么没有一张安全网能够把他们接住？
这个问题就要进入更深一层的制度结构。
今天越来越多人依靠灵活就业生活，但灵活就业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保障。一个年轻人靠日结、零工或者平台订单生活，一旦生病、受伤，或者因为长期疲惫而无法继续工作，他能够获得多少来自社会的托底？如果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失业保险、工伤保障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又能够覆盖多少风险？当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时候，一个人失去工作的后果，就不只是“暂时没收入”，而可能意味着整个生活突然悬空。
叫"低人权优势"：一个经济体如果劳动者的谈判权利、社会保障和救济渠道相对薄弱，企业和地方政府反而更容易在全球化竞争里压低成本、吸引投资，换来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这个从经济史切入的洞见观点在学术圈当年争议不小，经济学家华生就反驳过，说低人权本身说明不了发展快慢，非洲不少国家人权保障同样薄弱，也没有换来经济奇迹，低人权顶多说明一个国家处在哪个发展阶段，谈不上是什么优势。
这个反驳貌似有道理，但它反驳的是"低人权导致高增长"这条因果链，并不否认另一件更具体的事：当劳动者对工资、工时、解约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当社会保障覆盖不到大量非正规就业和自由职业者，一个人一旦失业或者精疲力竭，能依靠的就只剩家庭。而家庭，恰恰是这群人最先失灵的地方。我至今服膺秦晖老师的这种极富远见的判断，当下青年的生存状态正是过分倡导低人权优势导致的结果。
报道中的一些年轻人，从小就在高度紧张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有人长期受到严厉的控制和否定，有人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有人很早就陷入严重的心理困扰。这些经历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家庭的责任，因为它们背后还牵涉教育竞争、阶层焦虑、就业压力以及家庭对未来的恐惧。当社会缺少足够的公共托底机制时，本应该由社会共同承担的一部分风险，就会不断向家庭内部转移，最后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挂壁”青年里既有生活拮据的人，也有物质条件并不差的年轻人。贫困家庭把生存压力传递给孩子，富裕家庭则可能把维持阶层位置的焦虑传递给孩子，表面看完全不同，深层逻辑却有相似之处：当公共制度不能充分承担风险时，家庭就不得不自己解决一切。
于是，一个成年年轻人即使已经没有收入，也不愿意再向父母伸手，因为父母本身也在承受生活压力。他说，“毕竟我年纪那么大，他们不应该再给我钱了。”这句话看上去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实际上背后是一种很沉重的现实感：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把风险推回父母身上，于是只能继续悬在那里。
一个社会当然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也不可能替每个人解决人生中的失败。但是，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至少应该保证：一个人失败以后，不至于因为一次失业就彻底失去重新开始的能力；一个年轻人暂时走错了路，不至于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社会；一个家庭遇到困难，也不至于只能依靠家庭成员彼此牺牲来填补所有缺口。
四
停在墙外的人，很难仅靠自己的意志重新爬回去，而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互联网可能是最便宜、也最容易获得的出口。刷短视频、打游戏、在群内灌水聊天，几乎不需要成本，却能够让一个长期孤独的人迅速找到一群能够听懂自己的人。现实生活里没人理解他，网络上却有人告诉他，你不是一个人。对于一个已经反复遭遇失败的人来说，这种安慰当然是真实的。
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南风窗采访的学者胡良益观察到，网络提供的强反馈有可能慢慢替代真实社会关系，让一个人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最初只是寻找同类，后来变成彼此认同，再后来，原本需要改变的生活状态也可能被重新解释成一种“选择”。当所有人都在告诉你“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一个人就很难再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什么。
每天刷手机时获得的一点即时快乐，每一次群聊里得到的理解，每一个与你处境相似的人发来的消息，单独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可它们不断累积以后，却可能让现实世界越来越遥远。
哲学家韩炳哲用"倦怠"描述过当代社会的另一种控制方式：不再靠外部强制压迫人，而是让人自己无止境地要求自己更努力、更优秀，最终制造出的不是反抗者，而是耗竭者。这个描述放在挂壁青年身上格外贴切。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喊过一句口号，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抗议，只是安静地停下来，不再参与任何要求他们继续证明自己的游戏。这种停下来，比任何激烈的对抗都更难被制度看见，也更难被简单地当作个人选择来打发。胡良益还有一个判断：这些年轻人已经没办法扮演社会期待的角色，也不再努力够向某个特定的社会位置，只好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给自己的评价体系里。当外部世界不再提供任何值得投入的位置，退回自己的世界，是一个人能保留的最后一点主动权。
可是，一个人停止奔跑，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获得了自由。
有时候，那只是因为他已经不知道继续跑下去有什么意义。
南风窗报道的结尾尤其让人难受。记者请每一个受访者给处境相似的人说一句话，有人说“好好生活，向前看”，有人说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有人提醒“挂一段时间是一种选择，但不要一直挂下去”。这些话当然都没有错，可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往往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走到哪里。
曼曼依然希望有人能够“拉她一把”。大学时期，当朋友拉着她参加活动时，她可以拿奖学金、做学生干部、参加比赛；休学期间，烟酒店老板给她安排工作，她也能够认真把事情做完。她并不是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她缺的只是一个能够把她重新带回现实生活的人。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到现在仍然没有出现。
小P也想改变，只是“挂”得久了，一个人会逐渐习惯自己的麻木。六七也想过未来，希望有一天可以住在河边的房子里，养猫养狗，有空的时候画画、发呆。这样的愿望一点都不宏大，却恰恰说明她并非没有生活愿望。真正的问题是，她不知道从现在到那个生活之间，还有多远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一步开始走。
所以，“挂壁”真正令人悲哀的地方，从来不是年轻人躺在床上刷了一天短视频，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像上一代人那样拼命工作。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发现，自己既看不到值得奔赴的未来，也看不到失败之后可以重新开始的退路，于是最现实的选择竟然变成了什么都不做。
一个人退出一场竞争，可能只是个人选择；一群人开始退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退出以后也没有什么可惜的，那就不再只是个人问题了。曾经让年轻人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更好生活”的那套社会叙事，正在失去说服力。
当一群年轻人对未来彻底失去期待，他们甚至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抗议。他们只需要关掉闹钟，躺回床上，打开手机，然后让一天过去，再让另一天过去。
这是一种非常安静的退场。只是这种沉默的退场，反而可能是最响亮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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