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9-13
任松林著《青山焦土》，无疑「青山」含义即中国，而「焦土」，则說此「中国」四九後不復存在，即晚清以降那個帝制退位、民國建構、抗擊日本侵略的制度，已飛灰煙滅，而摧毀它的，恰是日本侵華之際躲在陝北的一窝土匪，因为连日本侵华的最大意外成果、美利坚援华的误打误撞、甚至杜鲁门不准麦克阿瑟的飞机轰炸中国，皆成就了1949年春在西柏坡喊了一声「进城赶考去」的毛泽东，铸成中国现代史一桩最大历史迷案。
「青山焦土」的意境，勾出我記憶中耶魯康正果著《我的反動自傳》竟得史學大師余英時作序中一段深刻文字：
『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党专政」体制是传统专制王朝的继续和发展。这句话似是而非，完全混淆了传统皇帝制度和二十世纪极权体制之间的界线。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皇权只能下伸到县一级而至，县以下皇权便鞭长莫及，基本上是民间自治。因此才流传着「天高皇帝远」这一句谚语。此中最大的关键是民间社会的存在——人民拥有自己的生活资料，因而也保留了一点最低限度的私人空间。这正是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赋《歸去來辭》的基本条件。即使在清初那样严厉的异族统治之下，许多不肯降志辱身的士大夫也还可以出家为僧，隐于寺庙。但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则彻底摧毁了民间社会。在完全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党控制了所有的生活资料，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成员能够离开党组织而生存。这是一个绝对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党垄断了一切权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党以外不允许再有任何形式的独立组织的存在，包括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宗族组织在内。甚至「家」也不是个人的最后庇护所；无论是「家」或个人都必然属于某一「单位」，而「单位」则在「党书记」的绝对「专政」之下。这显然是斯大林体制对中国的全面征服，不过在运作中具有「中国特色」而已。』
至此，我們看到中文書寫中的一個特殊話語，我尚不知如何定義它，「遺民話語」？但是它來自兩位逸出「中國一黨專政制度」的知識者（任松林康正果）之手，而且在「簡體中文」（僅僅區別於港臺的繁體中文）語境中殊為罕見與珍貴。
其實在他們之前，這種特殊話語是以血淋淋的姿態開拓的：
『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在历时三十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座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没有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作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後來出了日文版，她在《致日文读者》中写道：『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這又是一個特殊話語，我姑且稱它「八一八」話語。
「八一八」有一幕重大歷史「真人秀」，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紅衛兵宋彬彬，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時，毛隨機借由「彬彬」戲謔道「要武嘛」，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真相便是王友琴調查的「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陝北延安土匪頭子那種大手，朝著百萬紅衛兵揮舞在天安門城樓之際，中國不「焦土化」就怪了。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余，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八一八」話題，未必只是一個文革話題，也不僅僅是「紅二代」話題，而是一個集權題目，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習近平是一個「黑五類」，卻拿到權力也搞文革，他受迫害的教訓，是去迫害更多的人；而中共的「我們子弟接班」，極有深意地選「落難子弟」而不選正統紅衛兵，連薄熙來也跟習一樣的經歷，其中奧妙何在？可惜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展開不了這個題目。
照相机，镜头，快门；一只食指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组电影语言：「摄下罕见瞬间」，或称「镜头里的历史瞬间」，其背后支撑的一个惊人细节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学生群殴致死的噩耗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刻去买了一部照相机。他要抢在妻子遗体被火化（成为灰烬）之前留下历史证据。这个念头，也使得胡杰在三十年后拍摄这部《我虽死去》成为可能。
胡杰的手法，是刻意「纪实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扰「纪实思维」的多余镜头，在一个大规模销毁历史的时代，这无疑一种聪明的抗争策略；在针对记忆进行洗脑的一个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贵的电影制作。这部纪录片，有许多将来一定会属于「抢救和解剖文革」的经典话语。
一个更加摄人心魄的特写，是王晶垚从一只旧皮箱里翻出受害者遗物，而且是三十九年来的第一次，于是胡杰的镜头，又凝固了一种历史瞬间：校牌、怀表、手表，指针停止在三点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仿佛再诠释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拍照是凝固现实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拥有现实，但你可以拥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拥有现在，但可以拥有过去。」王晶垚永远占有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记录，暴政可以杀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剥夺和销毁这个历史。
镜头里，他也拿出一包血衣，里面有带粪便的裤子；带血的药棉，都是从卞仲耘身上的窟窿里和嘴里掏出来的；一件柞蚕丝衬衣，后背上还有一个墨写的「倒」字；王晶垚边拣翻边解说，又从那衬衣口袋里翻出手绢，嘴里说着：「你看，还有土……」，那竟然就是师大女附中那个广场上三十九年前曾荡起的尘埃，如今成了货真价实的历史灰烬，又不期然勾出那句「岂容青史尽成灰」的經典。这一切，也把观众全部带回到卞仲耘被殴打的现场，重构了今日中国的受难者言说。
放映胡杰这部《我虽死去》纪录片的现场，是2017年3月25日華盛頓DC波托馬克文化沙龙举办的活动，题为《遇罗克、红八月、血统论，离我们有多远》，影片七十分钟，片尾是长达五分钟的《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背景声音是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文革大革命的通知》，这个男声在1966年春天曾响彻中国每一个角落；即使今天，它也会唤醒中国一个世代的记忆，这个世代大约是现龄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他们的记忆里都镶进了一段岁月，没有人能够拒绝它，区别只在于选择唤醒还是遗忘。
这份名单的提供者王友琴，也是最早试图描述、定性「红八月」暴行的中国人。她写道：
『对教师的虐待和杀戮，强烈反衬了一个儒家治国千年的华夏民族。然而，共产党这个基本由农民组成、却靠欧洲来的一种理论所武装的集团，它的敌人其实是所有人，尤其是有知识的人。1966年的「红八月」，早就由前面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血红」所铺垫。毛泽东用一个外来语「阶级斗争」掩盖了压迫的实质，一直到中国出现了一位具有前卫批判性的青年，一针见血地揭示「红八月」的性质，是出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压迫、歧视，是一种前现代的野蛮「血统论」。遇罗克在现代中国的意义，就是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西方的意义；他在中国的黑暗时代，先知式的窥破毛氏宗教、大众迷狂和权力奥秘，他为此付出了27岁的生命。反对和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今天成为普世价值。』
遇羅克是誰？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十萬人集會，宣判二十名「反革命分子」，押來十七男三女，手銬腳鐐、脖子上卡著鐵環，軍代表當場宣布二十人死刑，立即槍決。囚犯中有一個青年叫遇羅克，才27歲，槍決前，他的一些器官被活體摘除，留給他人；他的眼角膜死後被移植給一個勞動模範。刑場在舊盧溝橋南幾百米處，永定河的河堤外側。
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出現一副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鮮明地表達了當時中共推行的「階級路線」，也就是歧視「地富反壞右」子女的「血統論」政策。當時正有一個青年，品學兼優，只因父母是右派，三次高考成績優異，卻不被任何大學錄取，此人就是遇羅克，他博覽群書，思想前衛，1966年上海《文匯報》就发表過他寫的一篇文章，辨析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年下半年，遇羅克又寫了一篇著名的《出身論》，不僅批駁「血統論」，也以事實揭露當局「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虛偽性，極其罕見地提倡民主和人權，此文廣為流傳，卻引來殺身之禍。遇羅克在獄中留下一首《贈友人》：
攻讀健將手足情，
遺業艱難賴眾英。
清明未必牲壯鬼，
乾坤特重我頭輕。
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公開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黨進攻。」1968年1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逮捕遇羅克。
北島有一首著名的《宣告——獻給遇羅克》，其中雋永的幾句：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示劊子手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人們稱遇羅克為「中國的普羅米修斯」，我則寫過這麼幾句：
『人們對遇羅克已經說了很多，官方的、民間的、異議的，我不能說得更好，但我依然覺得，對於中國這個在傳統上、文化上欠缺人權、平等意識的民族來說，遇羅克的意義遠未被解讀出來，甚至中國人以其當下擁有的主流意識和話語，還沒有能力來認識遇羅克。遇羅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個「殉道者」，是為了我們大家而獻在祭壇上的「犧牲」。相對於他的思想，我更重視他的「受難」，在那個殘暴時代，有他思想的人也許並不少，但象他那樣去受難的人，寥若晨星，因此除非在終極的、宗教的層次上，我們甚至無法觸碰到他，而他為之受難、獻身的目標，我們至今並未爭取到，甚至情形還更壞了。離開「殉道者」，我們是多麼的不濟。我們愧對遇羅克！』
鋪墊了那麼一大段，讓我們回到任松林敘述中，他的「焦土」具象，始之於「八月二十五日下午，紅衛兵衝進我家。那時，我剛滿十二歲，從那一天起，我的少年時代提早結束，開始荊棘遍地的人生。」從這裡，他的故事進入一個「八一八話語」，他說，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即所謂毛主席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引發了中國長達十年的大規模屠殺浪潮，應該稱之以中國的「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德國纳粹党员、反犹民众与冲锋队在德国全境及奥地利发起的有组织、国家支持的暴力反犹暴乱；不過任松林還是回到中國，稱其為「血八月」——任家的經歷慘絕人寰，六口之家，四口死難：外婆、母親、父親、大姨；任父任鐘垿，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中華民國北平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任母潘瑜，法庭通譯官。
走筆至此，我願引用来自台湾的周剑岐之詮釋，他与康正果同庚，耿耿于「民国世代」之血性义烈，以其自创的「血性質地觀」，獨辟蹊徑疏理近現代以來，中國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期間中共暴力革命插入所憑借的「左情左思症」，其特征是「既激烈反传统又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高涨的义愤与自卑的怨诅阳亢阴虚」，由此必然「崇拜民众」，于是将俄国贩来的「人民」观，直接代替「民族」，正好把自己无根的个人与虚拟的大众，结合成一顶堂皇的「普罗」冠冕，最终演变成一群「物灵残缺」而嗜血的共产党人，领导着一个「平庸恶」泛滥的社会；周剑岐于是极度缅怀所谓「民国新文化」，那「在北伐、抗战苦难的战火考验下应运而生的，从梁启超、章太炎到张爱玲、沈从文，其精神素质、人文风貌，即使与英伦的维多利亚和德国威玛等现代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所以后来才出了这一句痛侧心扉之言，是对蛮荒的极致描述，也唯有「看尽兴亡目失明」的陈寅恪，一位四九后的文化遗民，才能从文明、文化之维度作此高屋建瓴之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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