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這是該法自2010年制定以來第一次重大修訂。新法涵蓋後備兵員儲備與徵召、戰略物資調用、民用資源徵收徵用以及「特別措施」等內容。最令人不安的內容是，新法明確把國防動員定義為保障國家「平戰快速轉換」，把「經濟和社會實力轉化為國防實力」的活動。
在臺海背景下看，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事實上意味著：一旦國家以「統一」名義啟動國防動員，不僅國家經濟與資源需要付出代價，民間資源乃至年輕人的生命也可能被納入戰爭動員，而這一切都有了更加完整的法律依據。
由此引發人們的關切：中國是不是正在從和平發展體制，增量式地轉向長期備戰體制？而這種備戰體制，又與習近平時代高度集中的個人權力存在怎樣的關係？
與毛澤東無法無天的政治行為不同，習近平因為個人威權有限，所以不斷修憲或立法，以實現個人的權力意志。毛澤東發動的主要戰爭，都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導致的，「解放臺灣」是因為臺灣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之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習近平要解放臺灣，則是披著民族主義外衣。
但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利用宏大政治敘事，讓國家捲入戰爭，使中國長期處於備戰狀態或戰時狀態，以利於個人極權專制，只有個人極權，才能快速啟動一場戰爭，而只有長期的備戰或戰時狀態，才能使個人極權獲得「合法性」。
一、毛澤東——戰爭、革命與個人權威
中共建政之後，本應進入和平建設時代，但毛澤東依然利用個人威權主動介入朝鮮戰爭(韓戰)與越南戰爭，並在中蘇邊境衝突以及持續砲擊金門等軍事對抗中，使中國長期處於戰爭或者備戰狀態。毛澤東深諳戰爭狀態與個人威權之間的關係。
因為戰爭對於一個革命政權，有一種特殊的政治功能：最高領袖可以直接指揮槍，然後用槍指揮黨。如果國家完全進入非戰爭的和平時態，或者軍隊國家化，黨國最高領袖就不可能輕易通過軍隊來干預政治，實現個人極權。
所謂「抗美援朝」與援助越南的戰爭，表面上是維護共產主義陣營版圖、提升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客觀上也進一步強化了毛澤東對軍隊以及整個國家政治機器的控制。
赫魯曉夫(亦作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之後，毛澤東越來越擔心「去史達林化」和所謂「修正主義」衝擊自身政治權威，中蘇意識形態分歧不斷升級，最終走向全面決裂。到1969年，中蘇甚至爆發嚴重邊境武裝衝突，中國隨之進入更加強烈的戰備狀態。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內發動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對軍隊的完全掌控，不可能全面清除黨內異己。
「備戰備荒」「深挖洞、廣積糧」，毛澤東是通過口號與語錄來實現全民動員，在國內形成政治運動，通過政治運動來全面清洗政治異己，實現一代新人換舊人。一代新人，就是雷鋒式的「聽毛主席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所以毛時代，成功地製造了敵人，製造了衝突與戰爭，毛因此成為戰時領袖。
製造敵人、強化戰爭恐慌，也就可以產生巨大的政治紅利。
鄧小平也曾有限度地利用戰爭強化政治權威。1979年的對越戰爭，既有親美遠蘇、調整亞洲戰略格局的目的，也進一步確立了鄧小平作為最高軍事決策者的地位，修憲確立的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使鄧小平擁有了槍指揮黨的至高權力。1989年對內動用軍隊鎮壓民運，則是中共在政權受到挑戰時再次使用軍隊維護黨的統治，同時也維護最高決策者權威的一次重大事件。
由於鄧小平最終確立了「韜光養晦」的基本戰略，所以沒有把中國重新帶回毛澤東式的長期備戰體制，也沒有致力於為武統臺灣進行全面社會動員。
二、習近平——「增量式」的戰時體制
習近平上臺之初並不具備毛澤東戰爭年代形成的軍中威望。因此，他只能通過一種增量方式提升自己在軍中的影響力，並通過強化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軍隊改革和持續整肅，一步步強化個人對軍權的掌控。
習近平多次強調，軍隊是要打仗的。實際上逐步放棄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安全思路，地緣政治摩擦不斷增加。例如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與日本等周邊國家的海空摩擦增加；在南海大規模造島並推進軍事設施建設，與南海周邊國家的海權衝突逐漸常態化；中印邊境爆發嚴重衝突；俄烏戰爭之後，又以「中俄合作沒有上限」等政治表述以及持續的戰略合作支持俄羅斯。
一系列區域衝突與國際戰爭，使習近平越來越具有一種「戰時首長」的政治形象。與此同時，在國內，各種制度建設也越來越具有備戰色彩。
例如供銷社體系重新受到重視，民兵組織不斷強化。2023年8月1日起，全國基幹民兵和專職人民武裝幹部陸續配發啟用21式作訓服(作戰訓練服)。供銷社被重新定位為服務鄉村振興的綜合平臺，同時具有應急保供和物資統籌功能；民兵則繼續承擔「平時服務、急時應急、戰時應戰」的任務。一些國有和民營企業也陸續建立或恢復「人民武裝部」。
美國國防情報局前東亞國防情報官員韓力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軍民融合戰略的一部分：「過去幾年，這一努力一直被稱為軍民融合（CMF），但這是一個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的老原則。從一開始，每當中共控制一處領土時，都試圖利用民用資源來支持軍隊。」（美國之音，2023年10月8日報導）
從這個角度觀察，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並不是孤立事件，而是過去十餘年一系列制度變化的繼續。
這些制度單獨來看，當然不能簡單等同於恢復計畫經濟或者戰爭動員，但是將其放在整個國家安全體系中觀察，它們客觀上構成了一套國家可以控制和調用的後勤、物資與人力網路。
結語：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讓國家長期保持備戰狀態，都客觀上具有提升最高領導人個人威權的作用。某種意義上，戰時體制與個人極權是一種雞與蛋的互生關係：極權需要戰爭或備戰狀態，戰爭或備戰狀態又不斷為極權提供合法性。
而今天，「解放臺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則把中國夢與民族主義情感結合起來。習近平主導修訂《國防動員法》，所建立的社會資源徵收徵用和全民動員能力，也未必只能用於傳統意義上的對外戰爭。在嚴重國內危機、社會動盪甚至政權內部衝突情況下，這套國家動員機器同樣可能發揮作用。
由此，我們更應該追問的是：
當備戰逐漸成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當外部敵人、國家安全和歷史使命不斷成為集中權力的理由，中國究竟是在為一場可能發生的戰爭做準備，還是已經借「準備戰爭」之名，完成了另一場更深刻的政治轉型？戰爭也許尚未到來，戰時體制卻可能已經在路上。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