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研究

 叙拉古之惑  2026年9月19日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主要受教于蒋廷黻。获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1942年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等职，返回哈佛大学后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其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领袖人物。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五十年，桃李满天下。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先生于9月14日在麻州康桥辞世了。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包括在课程之内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50年代中期，我在哈佛研究院进修时曾选过他的“中国近代史”，后来又和他共事多年。因此，他的逝世不免引起许多感想。现在姑就记忆所及，略述其人其学，以为纪念。

费正清先生无疑是一位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而中国人对于他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我写这篇文字希望尽量避免一切成见，根据我所了解的客观事实，谈谈他的学术生涯的几个侧面。

一

首先我要指出，费正清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华盛顿和重庆担任过美国政府的职位外，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哈佛校园中度过的。特别是从1946年以后，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怎样发展研究和教学方面。所以我们第一点要说的便是作为史学家的费正清。

费正清192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同年即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已决心献身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了。从他的回忆录（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1982）和早期著作中，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史的研究上受三个人的影响最大：第一是摩尔斯（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摩尔斯在中国海关服务多年，退休后研究中国外交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史学园地。他的三卷本《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卷刊行于1910年，第二、三卷刊行于1918年）最负盛名。其书根据英国档案，条理清晰，今天仍有参考的价值。（此书在60年代曾有台北影印本问世。）后来他又编辑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的史料五大卷，更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原始文献。（此书70年代曾重版。）费正清1929年到牛津大学去进修，在船上便通读摩氏的《国际关系》；后来又走访摩氏于其伦敦郊外的寓所，益增景仰。（摩氏是波士顿人，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摩氏的影响之下，费正清决定将研究海关的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第二位对他发生影响力的学者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生长于中国，又曾遍访中国的西北边疆，深入中央亚细亚地区，是一位自修有成的边疆史家。费正清在1932年到达北京后便结识了拉铁摩尔，后者研究西北草原民族和中国在历史上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察，也发展了一套“地缘政治”的概念。这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研究计划互相补充。拉氏的中国边疆史观已涵蕴着汉胡并治（dyarchy）的倾向，费氏后来则进一步扩大为汉、胡与西方共治（synarchy）的概念。（例如以李鸿章代表汉人，以慈禧代表满族，而以海关总监赫德[Sir Robert Hart]代表西方，详见费正清，Synarchy Under the Treaties，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这种特殊的解释自然不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但却是费氏毕生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拉铁摩尔的影响在这里是显然易见的。（按：费氏后来又吸收了日本学者关于“征服王朝”的看法。）

第三位对他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则是中国的蒋廷黻，其时正担任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1929—1935）。蒋氏那时正在整理清代外交史料，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的研究，以中国档案与英国档案互相勘对。除了档案研究外，我相信蒋氏在外交史的概念上也对费正清有重要的启发。费正清后来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的差异；这一问题最先是由蒋氏提出的，不过未作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费正清虽然不能算是蒋廷黻的弟子，然而事实上却把他当做启蒙的老师。所以1972年费氏访问北京时，曾在一个讲演的场合首先表示感谢蒋廷黻，公开承认蒋氏是领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这样的开场白在当时的北京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们不难想象主人是多么的尴尬。（注：参看费正清：《回忆录》，第91页。）

摩尔斯、拉铁摩尔和蒋廷黻都是中外关系史的专家，摩氏与蒋氏更分别倡导档案研究。费正清在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受到他们三个人的影响，从此便奠定了他的治史的规模。我们必须记得：费正清的取径自始便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他是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的；后来他采用挑战与反应的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可以说是这一取径的自然发展。

在30年代的西方，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问而言，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研究只有所谓“汉学”（Sinology），但汉学的研究重心是在古典文献，非精通古典汉文不能着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毕业时还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语文，因此他不可能走上汉学这条路。更重要的是他早期的训练在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从社会科学的观点出发，他对汉学似乎始终没有太大的兴趣或敬意。他认为汉学家的烦琐考证只不过制造了许多砖石，但是由于汉学家缺乏较有系统的概念结构，这些砖石根本无所施用。这一批评当然不是全无道理，而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较少涉及名物训诂之类的问题，因而对于古典汉文的要求也不像传统汉学那样严格。但古典汉文的阅读能力毕竟构成了研究题材上的一重限制。因此在费正清的著作中，凡是涉及大量古典文献的，都是和中国学人合作的结果。在这一方面，他可以说是“不善将兵而善将将”。

费正清的著作很多，如果把他所编辑的会议论文集、剑桥中国史和资料书都计算在内，则数量更为惊人。据我们所知，他在去世前还完成了一部中国新史的撰述。那么，什么是他的代表作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他的临终绝笔，无从评论。但就已刊布的著作中，我个人认为有两部书最有代表性：第一是《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初版刊于1948年），第二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1842-1854》（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2volumes）。这两部书都是他自出手眼的精心之作，前者代表了他对中国史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见解；后者则代表了他在史学专业上的造诣。我自然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两部书的内容，我只能略说几句关于它们的性质和作用。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是费氏的博士论文的扩大，从初稿到全书出版先后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在史学体裁上，这是属于窄而深的专题（monograph）的性质，但现代史学的发展主要便建立在这一类专题的基础之上。史学专题的特色第一是必须研究大量的原始史料；第二是在它的既定范围之内，必须对一切内部的复杂问题尽量做详尽无遗的分析；第三是必须有一预设的概念架构足以统摄一切研究的具体成果。就这三点说，《贸易与外交》一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费氏在这本书中把整个条约体制在各通商港口的建立过程叙述得相当细致。这是史学家运用绣花针的本领。在这本书以后，费正清便没有再写过史学专题。他为了开辟中国近代史的园地，后来的著作便都属于大刀阔斧的一型了。

《贸易与外交》是史学专题的上乘作品，但以影响而论则甚为有限，他把这一窄而深的问题大体交代清楚了，后人便无兴趣再去作更细微的补苴工作了。由于全书篇幅甚大（第一册本文近五百页，第二册附注与书目也近一百页），而分析甚细，除非是专门研究这一阶段历史的人，一般读者是会望而生畏的。（我在三十多年前曾细读一遍，那是因为我选修了一门“美国海洋史专题研究”的课程，着手写一篇鸦片战争前中美贸易的论文之故。）费氏在这部书的结论章中曾企图把这一专题的意义放大，和中国史的现代转化联系起来。但是他的推论则得失互见，并不是专题研究的本身所能充分负担得起来的。

费氏研究鸦片战争后条约体制在中国各通商港口的建立，他所采取的自然不是中国的观点，但也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他是尽量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来处理这一段历史的。我们不妨说他的立场是一种客观主义的，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他估计了中、英两国的实力，深知英人不得所求决不会罢休，而清廷君臣则完全不了解国际形势和敌我强弱的悬殊。林则徐的禁烟虽足以快意一时，并赢得后世的景仰，但其实并未解决问题，以致激起鸦片战争，而以割地赔款和五口通商告终。这一观点其实是承自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注：《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1931年10月，第2—26页。）但这也不是蒋廷黻故意作翻案文字，清代晚期真正了解国际情况的人如郭嵩焘也一再强调逞血气之勇而轻启战机则仅足以为国家招祸。甲午中日之战，李鸿章议和归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要联合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然而并不是因为李鸿章议和辱国，而是认为他在事前不肯在慈禧面前以死生去就力争，阻止此战，以致以国家为孤注，轻付一掷。（注：见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第214页。）所以费氏的观点绝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代表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他分析贸易和外交，完全着眼于双方的利害打算和国力的比较，其中丝毫不涉及道德的判断和感情的偏向。这是典型的所谓客观史学的作品。但是费正清也未尝不注意到中西的文化差异，及由此而引起的行为意义的不同。例如他论耆英一味企图以私人交情笼络英人朴鼎喳（Sir Henry Pottinger），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后者则从未因此而放松他在政策上的严格执行，这则显示了西方文化的公私分际。费氏能理解及此，可见他确有一定的深度。

但是费氏此书也暴露了他的限制，那便是他在西方史料上的功夫远过于他对中国史料的运用能力。他所依据的文献以英国为最重要，其次则是美国和法国。中文档案则以《筹办夷务始末》为主体。然而通体而论，此书所反映的主要是英国档案中的历史面相，这种情况在地方性的研究中尤其显著。试以第十八章宁波港口为例，他除了用过一次《夷务始末》外，完全没有中文资料，特别是方志的材料。他在这一章中提到一位“以夷制夷”的“段道台”（第345—346页），然而没有进一步考出此人究竟是谁。其实此处的段道台是段光清（1798—1878），他于咸丰三年（1853）以宁波知府兼署宁波道台，至咸丰六年始去职。段光清在方志中是一定可以查得到的。（费氏书第二册专名人名索引中确有“段光清”一条，但我在本文和注文中都未查到，也许费氏后来已查出此人，但未及补入。）我之所以特别提及段光清这一枝节小问题，是为了说明费氏此书在中文材料方面颇有遗漏，将来如果有人专从这一方面去下功夫，还可以发掘出中文史料所显示的历史面相，以补本书的偏颇。例如段光清曾留下了一部《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0），对费书中所讨论的葡萄牙海船和广勇的争斗经过有更为详细的叙述（第95—99页）。《镜湖自撰年谱》出版在1960年，费氏自然来不及参考。然由此一端即可知费书在中国史料方面必然存在着不少空白点，这一专题研究还没有到家。费氏虽然力求客观，但是他的历史客观性终因史料的内在限制而打了折扣。不用说，这一限制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概念架构的建立。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初版刊于1948年，是一部销行很广、影响很大的著作。在二战之后，它差不多成了美国一般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一本入门书。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但详近而略远，大多数的篇幅集中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上。最后部分则是对美中关系的回顾和展望。这本书原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外交政策丛书》的一种。从全书的设计和组织，我们可以看出费氏是先求从历史的观点认识中国，然后再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对华政策的方案。关于政策的部分，将留在后面再说，这里先讨论费氏对中国史的整体看法。

费氏的看法其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他对于传统中国的主要论断大抵是中国知识界自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所耳熟能详的；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如专制政治、权威式的社会结构、工商企业的不发达、士大夫的领导地位、庞大的官僚系统、儒教的定于一尊，等等。这些论点的是非得失是另一问题，无法在这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费氏很早便已认识到：研究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必须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此后数十年间，他也是在美国推动传统中国研究的热心人士之一。就此点认识而言，他不失为一位有眼光的史学家。

但费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终嫌隔阂。他承认中国文化自成系统，不能事事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很开放的态度。然而从这一前提出发，他竟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代化之归宿主要是由中国文化本身所决定的。这便是他那个有名的论断：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而适于中国。我们虽然不能因此而说他在下意识中还存在着西方人的优越感，但他对中国传统的理解带有严重的片面性则是可以断言的。这也许是由于他在中国语文（尤其是古典中文）方面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他写《美国与中国》及通论性的中国史时，基本上是以西方人的第二手文献为根据，似乎没有参考中国和日本的史学论著，更不曾接触到原始史料。这一写作方式在西方史学界本是常态，因为西方史已发展得很成熟，大纲维确已建立起来了。无论是写法国、英国、美国或德国的历史教科书，著者只要根据最新而重要的专题研究便不难胜任愉快。但是在西方写中国通史甚至断代史却没有这样的方便。费氏对中国传统的片面理解当然不限于一个来源，他的历史观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大致说来，他比较重视人口、制度、社会经济结构之类有形的东西，对于精神层面的因素如宗教、思想、文学、艺术之类则视之为派生的、次要的。最明显的是他对于儒学的看法几乎完全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成见，即以它为维持专制体系的思想工具，而且对于古典儒家与宋明理学也不作有意义的区分。这一观点曾招致狄百瑞（Theodore Wm.de Bary）的严重批评。狄氏不否认儒家曾为政治势力所利用这一事实。但是他郑重指出：如果我们仅仅把理学看做是支持王朝体系的精神护符，我们便不大可能透过“不变的中国”的种种表面现象而发现理学的“内在生命与动力”（inner life and dynamism）（注：见狄百瑞主编：《新儒学的展开》（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2。）。所以狄百瑞能在理学史上看到一个“自由的传统”，（注：参看他的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刊，1983。）而在费正清的眼中，儒学史则成了一环套着一环的精神锁链。（五四领袖之一的胡适也承认中国思想史上包括理学史上，有许多争自由的豪杰之士。就这一点说，狄氏与胡适的看法相近，费氏则与之相反了。这个对比十分有趣。）在这一类的大问题上，史学家见仁见智是很自然的，但这个例子的确足以说明费氏的历史观在最关键的地方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的理解。

费氏的历史观大致取自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强调社会科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有理论兴趣的史学家，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史的系统看法。有人以为他接受了魏复古（Karl A.Wittfogel）“东方专制”的理论，其实完全是出于误会。费正清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相信任何特殊的历史理论。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虽然提到魏复古的“东方专制”说，但并没有用它来解释中国史。总之，他和绝大多数的西方史学家一样，只有一般的历史观点和立场，而没有特别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历史理论家往往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史学作品，而在史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也不必都有自己的理论。费氏虽曾援引“挑战与回应”之说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

《美国与中国》出版后，经过了三次修改和扩大，即1958年、1971年和1979年的第二、三版和第四版。最后他在1983年又增添了一章新跋。从这部书先后几次的修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著者的历史知识与时俱进，每一新版都充分反映了中国史研究在当时西方的进度。1948年初版的《参考书目》（Suggesting Reading）只占薄薄的18页，1958年第二版也不过24页，但最后一版（1983）则已扩大到92页。根据作者引得的约略估计，所收参考书当在1300种以上。这一千多种西文著作，费氏大体上确曾过目，这是可以从他的简短介绍词中看出来的，有些比较重要的论著他还偶尔加上一两字的评语。其中有一部分专题研究更是他耳熟能详的，因为这些都是由他所指导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由于他不断地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修正这一部综合性的《美国与中国》，他在许多个别的论点上常有重要的改变。一般地说，他在知识上是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态度，而且能虚怀接受批评。例如狄百瑞关于理学的批评，马孟若（Ramon H.Myers）和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关于中国传统与共产主义的批评，以及柯亨（Paul Cohen）关于“挑战与回应”说的批评，他在最后一版中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是通体而观，他的整体概念结构（也可说典范[paradigm]）并没有改动，一切调整都是局部的。为什么呢？我想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据他的自传，他在1946—1947年开始构想此书的阶段，即决定用社会科学的概念来统摄全书。他当时在哈佛的“中国地区研究”的课程上，曾邀请社会科学家来讲演，他自己随堂写笔记。后来他又特别请哈佛同事、政治学家佛烈德烈（C.J.Friedrich）、经济学家麦逊（Edward S.Mason）和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分别给他写下了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的简单提要。他便把这些概念运用在中国资料上面（见第326页）。这一概念架构既经建立，他便再也没有时间去作重大的改变了。所以他在局部见解上虽能与时俱新，但全书的基本论点则仍然保持着1947年的面貌。

关于此书所涉对华政策的部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三

但是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并不限于他个人的著作，而更在他的学术事业。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在美国正式进入史学的主流，他是发生过关键作用的。关于这一方面，不但他在自传中已有较详细的叙述，而且他的晚年弟子额文思（Paul M.Evans）在《费正清与美国人对近代中国的理解》（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7）专书中更有深入的发掘。我不想重复这些已广为人知的事实。因此只想就个人闻见所及谈谈他的学术事业。

1955年10月我初到哈佛时，费正清的东亚研究中心才刚刚成立，1977年我离开哈佛时他也恰巧在同年退休。所以我适逢其会，亲眼看见这二十二年间他的事业的开创和发展。

费正清在事业上的成就当然首先要归功于他个人的组织和推动的能力，但是他的客观凭借——哈佛大学——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佛不但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声望最隆的大学，而且在东亚研究方面也具有最雄厚的基础：它的藏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东亚语文、古代史以及文学史的课程（远东语文系）在美国各大学中都是遥遥领先的。因此以哈佛大学为基地而发展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自然比别人占了很大的优势。他的东亚研究中心在60年代得到各大基金会的大力资助，差不多在美国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和哈佛大学分不开的

费正清是在193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在他之前，哈佛历史系虽已开设了近代远东史的课程，但任教者如荷恩贝克（Stanley K.Hornbeck）并不懂中文，只能根据西文资料讲授。最近康乃尔大学的退休教授毕格斯塔夫（Knight Biggerstaff）先生告诉我，他在哈佛随荷氏读中国史时，荷氏便督促他必须先学好中文。毕氏因此才决心于20年代末期到北平去留学。所以严格地说，哈佛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的专业课程，实自费正清始。在短短二十年间，他不但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而且还把这块园地耕耘得欣欣向荣。更由于他倡导以社会科学研究现代中国，哈佛的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系也都在他的积极推动之下先后增设了有关中国的专门讲座。这种创业的本领确是很惊人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他之所以能在哈佛大展身手，最初也有一点社会的凭借。他在自传中曾透露，他到北平不久便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如胡适、陶孟和、丁文江等人。这是由于他的未来的岳丈堪农（Walter B.Cannon）的推介。堪农是当时哈佛大学医学院中具有世界声誉的生理学大师，和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美国教授们颇有交谊。通过这些美国友人的安排，费正清才能以一个研究生的身份和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交往。对于他而言，这是精神上的一大鼓励。（见Chinabound，第45—47页。按：胡适是协和医学院的董事。《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第十二册曾提到堪农访问北平的情形，并特别注明他是费正清的“妻父”，见1935年5月24日条。）

堪农在哈佛大学是极受尊敬的人物，这对于费正清的事业发展大概也很有帮助。1955年秋天我奉父命曾拜访过老施莱辛格教授（Sr.Arthur M.Schlesinger，他是我父亲在哈佛的老师）；那时他已退休，而他的儿子小施莱辛格则已继承父业，是哈佛美国史的名家了。老施莱辛格对费正清的学问和能力都十分称赞，并且告诉我：他是十分支持费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后来我才发现费正清和小施莱辛格原是连襟。美国社会以公平竞争为第一原则，自然不注重人事关系，但是在公平的基础之上，人事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而发展中国近代、现代史，他的主要成绩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培养了大批的专家，后来几乎垄断了美国各主要大学的中国研究和教学。据他在自传中的粗略估计，哈佛出身的东亚专家到1981年止已遍布于全美75所大学之中。不用说，其中教中国近代史的大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写成博士论文的。

费正清先后指导的博士论文不下数十篇，大都集中在20世纪。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有比较全盘的构想，因此他往往向他的研究生建议具体的博士论文的题目；而且在论文撰写的各阶段，他也很尽心地提示意见。在这种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他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逐渐深化。杨联陞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费正清对中国20世纪史的了解，特别是在中西关系史方面，确可当卓然大家的称号而无愧。别的不说，几十篇博士论文指导下来，他的历史知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是同侪所能企及的了。杨先生和费正清共事比我久，共同参加学术会议和给予博士口试的次数也比我多，他的评语是很公允的

第二，在领导东亚研究中心的发展上，费正清也同样有卓越的表现。顾名思义，研究中心自然是以研究为主要任务。但费正清的计划还包括最后一步，即将研究的成果尽快地公之于世。从这一方面说，研究中心的工作和博士论文恰好是衔接的。一般而言，美国的博士论文是一种初步的研究训练，因此论文很快出版为专书者不多。史学尤其如此，因为史学研究的成熟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费正清的构想则大不相同；他在建议博士研究生选定论文题目的时候，便已打算把它变成一部专题研究的书了。这个打算至少有两层好处：第一是用最快的方式填补中国近代史园地中出版物的空白；第二是帮助他的学生较早地奠定他们的教学地位。费正清的深谋远虑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事实证明他的计划是完全成功的。东亚研究中心在这一点上则发挥了重大的桥梁作用。在中心的资助之下，他的学生在获得学位之后，有些可以留在哈佛一两年，全力修改论文成书，有些则可以利用暑假回到康桥来继续加工，所以50年代末以来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刊行的《东亚研究丛书》中，这样的博士论文占有一个很高的比

但是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同时又是向全美国，以至全世界开放的。它每年都聘请几位外面的学者为访问研究员，在哈佛从事研究和写作。这些研究成果也往往收入《东亚研究丛书》之内，成为哈佛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55年到1973年，费正清主持东亚研究中心先后共十八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他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研究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他一生的工作成绩来看，费正清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在个人的学术造诣，毋宁说是在开拓一个新的研究园地。他曾和许多学者合作，编译了大量的文献和书目，这都是开拓园地的“为人之学”。例如他和刘广京先生费了三年的时间编成中国近代史的中文书目（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7，1950年出版）；又在东京花了整整六个月全力与坂野正高、山本澄子合编了一部日文书目（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1955年出版；后来又得蒲地典子之助编了一个续篇，1975年刊行）。这两部书目给予后来的研究者以无限的便利。据坂野正高先生的回忆，费正清在编日文书目时，从早到晚，全神贯注，无片刻间断，这种“为人”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注：参看坂野正高《イメジの万华镜——私の米国、日本、中国体験》，东京：筑摩书房，1982年，第263—274页。）

费正清在自传里曾引过美国学术界的一句戏言：地域研究好像有一种感染的力量，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沾上他所研究的那个地域的人的特性了（第145页）。那么费正清是不是也染上了中国人的色彩呢？特别是他作为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长期领导者，是不是也有中国式的权威家长的作风呢？

从中国人的观点看，费正清确可说是一个有霸才的人，杨先生便曾用“霸”字来形容过他，有时又说他擅于“纵横捭阖”。大概在早期创业时代，他表现得既有冲动，又有手腕。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在美国创出一番事业来了。在他主持东亚研究中心期间，他对中心的事情当然拥有最高的决策权。研究中心的其他同事因为尊重他是创办人，也很少反对他的决定，久而久之，他自然有点大家长的风范。记得50年代末，研究中心设在敦斯特街（Dunster Street）十六号的时代，研究中心的收发台上有两个文件盒子，上面分别写着“上谕”和“奏章”的中文名目。凡是由费正清发出去的文件叫做“上谕”；凡是收进来的文件都叫“奏章”。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举动，绝对认真不得。但多少也反映了一点地区研究的感染力吧。

东亚研究中心设有一个执行委员会，是决策的机构，委员由文理学院院长每年函聘。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费正清休假，由一位年轻的美国同事代理主任的职位。第一次开会时，这位代主任开口第一句话便说：“好了，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了。”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这句话倒不全是笑话，可见不少美国同事对大家长的作风是不大愿意接受的。但是我必须说一句公道的话，我并没有感到费正清有什么特别霸道之处。我参加执行委员会先后十年（1967—1977），和他开过无数次的会，一切提案都是经过公开讨论然后通过的。也许他在会前会后有运用他的特殊影响力的地方。由于我个人对于校园中的所谓政治毫无兴趣，因此我从来不曾发生过任何敏感。有时杨先生和我想推动早期中国史的研究，只要提案的理由充足，也同样可以在执行会议上获得一致的支持。

外面的人不清楚哈佛的内情，往往误以为费正清垄断了哈佛的中国研究，甚至东亚研究。这是很荒唐的观念。以东亚研究而言，日本方面的领导人是曾任驻日大使的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赖氏的基地是远东语言学系（后改为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他和费正清年龄和学历都相若，彼此之间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所以有关日本研究的发展，费正清是完全管不着的。而且日本方面由于有日本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财力远胜于中国部分。即使在中国研究的范围之内，费氏所能当家作主的也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共研究。中国早期历史以及文学、语言等学科都属于东亚学系，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外的。东亚学系最初是和哈燕社二位一体的；早期东亚学系的经费几乎完全来自哈燕社，直到60年代以后，因为学系扩张得很快，才逐渐在行政系统上划分开来。哈燕社拥有永久而充足的基金，每年除依照一定的比例将其年息拨给哈佛大学以外，其余部分都由哈燕社独立运用。所以它可以设立访问学人的计划和资助东亚地区的种种研究项目。费正清似乎从来没有参加过哈燕社的重要决策。我在哈佛任教的时期，哈燕社设立了一个东亚研究计划委员会，每年拨款协助日本、南韩，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所以哈燕社每年必须开一次拨款会议，决定所要支持的项目，而且以当时的标准言，经费的数字是很可观的。这个委员会我也参加过多年，但是我便记不起费正清曾出席过这个拨款会议。费正清之所以予人以独霸哈佛的中国研究的印象，自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是他的确把东亚研究中心办得有声有色；其次是他所推动的中共研究直接冲击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特别受到国内和国际的注意。他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并不完全是从学术的观点出发，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本文摘自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一文，未收入费氏与国共纠葛一节

1991年12月1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