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594594 · Sep 13, 2026
当代巾帼英雄传⑱｜资中筠：当大多数知识分子沉默以后——中国民主与公民运动女性行动者实录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还能做什么？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想象，她应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少问世事。尤其是一个经历过反右、文革以及无数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更应该懂得一个最基本的生存智慧：少说话。
资中筠偏偏越来越爱说话。她谈教育，谈大学，谈知识分子，谈启蒙，谈公民，谈历史，也谈中国社会那些人人看见却越来越少有人公开谈论的问题。她不是街头行动者，没有组织政治反对派，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言论成为政治犯；甚至很长时间，她都属于这个体制中的知识精英：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美国，做学者，写文章，出书。
正因为如此，我还是愿意把资中筠写进《当代巾帼英雄传》。这个系列记录的，从来不只是坐过牢的女人。它要记录的是在本可以沉默的时候，仍然选择发声的人。资中筠晚年最值得记住的，正是不断发声。
一、她并不是天生的异议者
1930年，资中筠出生于上海。她成长于一个受现代教育影响很深的知识家庭。父亲资耀华是银行家和金融学者，母亲童益君也接受过良好教育。战争、迁徙、学校、书籍和音乐，构成了她早年的精神世界。
1951年，她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那一年，她二十一岁，也是一个旧时代刚刚结束、新时代正在建立的时候。后来回头看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容易产生一种后见之明：为什么当年相信？为什么没有早点看出来？为什么会拥抱革命？资中筠自己没有这样替自己辩解。她承认，她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包括她自己，都曾经真诚地接受过那个新时代以及背后的思想体系。
资中筠不是一个从1949年开始就站在体制外面批判共产主义的人；正相反，她进去过，相信过，经历过，然后才一点一点走出来。这使她晚年的发声具有另一种意义：那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评论，而是一个亲历者的反思。
二、一个知识分子怎样学会沉默
资中筠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接受了一门特殊的教育：什么话不能说。1950年代以后，思想改造、反右以及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让知识分子逐渐明白，思想并不完全属于自己。一个判断是否正确，不仅取决于事实和逻辑，还取决于政治；一个人能不能说话，也不只取决于有没有道理，还取决于身份、形势和组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逻辑发展到了极致：知识本身可以成为罪证，独立思考可以成为政治问题；教师被批斗，学者被改造，书籍被焚毁。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谓“士”的独立人格，在政治运动中遭受了一次系统性的摧毁。资中筠经历了这一切，所以后来她谈启蒙、谈独立人格、谈公民教育时，背后其实始终有一个没有消失的历史背景：她知道一个社会失去独立人格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三、改革开放以后，她首先还是一个学者
改革开放给资中筠这一代人重新打开了窗口。她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后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美国政治、外交、社会和基金会制度。这是她思想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研究美国，并不意味着崇拜美国。事实上，资中筠对美国社会从来不缺少批评。但真正长期研究一个现代社会以后，她越来越关心一些比“美国好不好”更基本的问题：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制衡？公共权力怎样受到约束？大学为什么需要独立？社会为什么需要自治组织？慈善为什么不能完全依附权力？公民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回到中国。一个研究美国的学者，慢慢变成了一个不断追问中国的知识分子。
四、启蒙，就是把常识重新说一遍
资中筠晚年的思想中，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启蒙。但她理解的启蒙并不神秘，她写过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题目就是《启蒙就是回归常识》。她没有建立一套宏大的哲学体系，她做的事情往往只是把一些最简单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人应该说真话，教育应该培养独立人格，大学应该追求知识，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判断能力，权力不应该决定真理，公民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也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些话听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是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把常识颠倒，那么重新说出常识，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批判。资中筠晚年越来越多的公共发言，实际上都在做这件事情。
五、教育不是培养臣民
资中筠最持续、也最尖锐的公共批评之一，是中国教育。她真正关心的并不仅仅是高考压力、学校排名或者教育资源不公平。她问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她反复强调现代教育应该培养具有独立人格、能够承担责任的公民，而不是只会服从的臣民。这一区分非常重要，臣民首先问上面要求我做什么？公民首先问这件事情是否合理？臣民习惯服从，公民具有判断；臣民等待恩赐，公民知道权利。
所以教育问题最后一定会变成政治文明问题。如果一个学生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寻找标准答案、服从权威、揣摩老师意图，那么即使后来获得博士学位，也未必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他可能知识很多，学历很高，专业很好，但遇到权力的时候仍然只会低头。这也是资中筠为什么一再把教育与公民人格联系起来。
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她发明的
这些年网络上流传着大量所谓“资中筠名言”，其中真假混杂。一个尤其需要订正的例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网络文章把这句话直接算在资中筠名下，其实这一概念最广为人知的提出者是钱理群。资中筠确实谈论、引用过这种现象，但不能因此把原创权安在她头上。
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考证问题，但写资中筠尤其应该认真。因为她一生强调的正是尊重事实。如果一篇赞美她独立精神的文章，却靠网络上真假难辨的“名人名言”来证明她的思想，那反而是一种讽刺。
真正的资中筠已经足够有力量，不需要替她制造名言。
七、她批评的正是自己这个阶层
资中筠晚年的批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她并不只是批评官员，她越来越多地批评知识分子。这实际上比骂几个贪官困难得多，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阶层。她看到一些知识分子明明知道现实存在严重问题，却越来越习惯于保持沉默。有人获得课题，有人获得职称，有人获得位置，有人获得体制给予的声望，还有人把自己关进越来越狭窄的“专业”里：我只研究我的问题，公共事务与我无关。
可是知识分子真正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有没有知识。一个人当然可以拥有博士学位，可以是教授，可以发表几百篇论文。但如果面对明显的不公和谎言，永远只会计算自己的利益，那么知识越多，甚至可能只是让利己变得更加精致。资中筠对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
八、大多数人其实知道
这是我理解资中筠晚年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事情并不是只有她知道，中国大学出了什么问题，教授们不知道吗？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教师不知道吗？历史发生过什么，老知识分子不知道吗？公共空间正在怎样变化，作家、记者、学者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知道。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谁看见了？而是谁还愿意说？沉默当然有很多理由，恐惧是真的，审查是真的，职位是真的，家人的安全也是真的。没有人有资格要求每一个普通人都成为烈士，但一个社会如果所有拥有知识、声望和公共表达能力的人，都选择把自己的判断留在饭桌上，那么公共空间最终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声音，这时候沉默也开始产生公共后果。
九、她老了以后，反而越来越“多事”
这是资中筠很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是年轻时有理想，中年时懂现实，晚年时只谈养生。资中筠似乎反过来了，年龄越大，她参与公共讨论反而越多。退休以后，她获得了比在单位工作时更大的思想自由。
陈乐民去世以后，她仍然继续写作、演讲、接受访谈、参加公共讨论。她谈教育，谈启蒙，谈公民社会，谈知识分子的责任，谈中国与世界；有时候她说得很克制，有时候很尖锐。但有一个东西始终没有改变：她没有把年龄变成沉默的理由。这使她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国老人。
十、她和陈乐民
理解资中筠，也绕不开陈乐民。两个人都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也都属于1949以后成长起来、又在漫长政治生活中逐渐重新寻找精神独立的一代知识人。他们的家庭生活里有书，有音乐，有讨论；有对欧洲文明、美国社会和中国问题的长期思考。陈乐民晚年越来越关注欧洲文明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资中筠则从美国研究逐渐走向更加广泛的文明和公共问题。
这是一种在中国越来越罕见的知识分子家庭，不是靠权力结合，不是靠财富维持；是两个独立的人，在漫长岁月里共享一种精神生活。陈乐民去世以后，资中筠没有退回私人世界；相反，她似乎承担了更多公共表达。
十一、她不是一个激进的人
如果只看网络摘录，很容易把资中筠想象成一个晚年越来越激进的政治批判者，其实并不是。她的基本气质一直相当理性，甚至温和。她很少使用革命语言，不鼓吹暴力，也不迷恋宏大口号。她更关心制度、教育、文明和人的独立人格；她对美国并不盲目，对西方文明也不是简单膜拜；对中国传统同样既有批评，也有理解。
她真正坚持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自由主义常识：一个人应该拥有独立判断，一个社会应该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知识不能完全臣服于权力，教育不能只培养顺从者。这已经足够了。
十二、真正困难的不是激烈，是不撒谎
极权社会常常制造一种错觉：只有喊出最激烈口号的人才叫反抗，其实未必。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更基本的抵抗可能只是：不替自己明明知道是假的东西背书。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同意，就说不同意；不能说，可以不说，但是不要把黑说成白。这看起来很低，事实上很高。
中国20世纪的知识分子历史证明，一个人拥有多少知识，与他能不能守住这一点，并没有必然关系。大学者可以写颂歌，教授可以制造谎言，作家可以歌颂迫害，法学家可以为权力寻找法律依据。知识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人格，资中筠晚年反复强调的“独立人格”，才如此重要。
十三、她也曾经相信过
我尤其不愿意把资中筠写成一个永远正确的人，那样反而把她写轻了。她自己承认过：她曾经相信，曾经接受，曾经身处其中。
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一个人从来没有犯过思想上的错误，是当事实不断否定自己原来的信念时，有没有勇气重新判断。人年轻时改变思想不难，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六十岁，已经拥有身份、地位、朋友和完整的世界观，再承认我过去相信的东西有问题，很难。真正的思想独立，往往就从这里开始，不是永远正确，是永远保留修正自己的能力。
十四、从臣民到公民
写到这里，我想到前面写过的刘萍。刘萍说，她从一个“唯命是从的臣民”，因为争取劳动权利成为访民，又在争取公平正义的过程中“蜕化成一个公民”。
资中筠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江西的下岗女工，一个是北京的著名学者；一个在街头、选举、维权和监狱里完成自己的公民化，一个在书房、课堂、演讲和思想反省中重新理解公民。可是最后，她们抵达了一个非常接近的地方：人不是权力的附属品，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判断。这大概也是“公民”这个词最基本的含义。
十五、为什么把她写进《巾帼英雄传》
有人也许会问：资中筠没有坐牢，没有举白纸，没有绝食，没有像王宇那样进入法庭，没有像王淑平那样带着血样越级报告，她为什么是“行动者”？因为说话也是行动，尤其是在越来越多人不说话的时候。一个没有影响力的普通人说一句话，与一个拥有公共声望的知识分子公开说一句话，承担的公共责任并不完全相同。
社会给予知识分子教育、知识、职位和表达能力，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公共资源。那么在一个时代发生明显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否也应该承担更多一点说话的责任？资中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没有要求所有人成为英雄，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自己公开说。
十六、当大多数知识分子沉默以后
中国从来不缺聪明人，更不缺教授。今天的博士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大学比过去多，论文比过去多，研究机构比过去多，知识生产看起来空前繁荣。但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精神，并不能用博士数量衡量。
真正的问题是：当权力说一件你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时，你怎么办？当学生问你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时，你怎么办？当历史正在被重新书写时，你怎么办？当身边越来越多人选择沉默时，你怎么办？
资中筠已经九十多岁，她当然无法改变整个时代；甚至没有人能够保证，她说出的每一个判断都是正确的。这也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她仍然判断，仍然思考，仍然公开说话。
我想象一个很简单的场景。一个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书桌前，身边是书，也许还有她喜欢的音乐；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喧闹，真正愿意说话的人却越来越少。她并没有冲到街上，没有挥舞旗帜，只是把自己想明白的事情，一句一句公开说出来：教育应该培养公民，知识分子应该独立，人应该讲真话，启蒙就是回到常识。
这些话并不惊天动地，甚至都是一些人类文明已经讲了几百年的老话。可是到了某些时代，把常识重新说出来，就需要勇气。所以我愿意把资中筠写进《当代巾帼英雄传》，不是因为她是“大师”，也不是因为她年高，更不是因为她永远正确；是因为她的一生最后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最简单、也最困难的动作：发声。
年轻的时候，她经历过一个知识分子被迫沉默的时代；中年的时候，她见证了中国重新开始说话；到了晚年，她又看到公共空间一点一点收缩，这一次，她没有重新学会沉默。当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计算什么可以说、什么最好不要说的时候，这个九十多岁的女人仍然在那里。有时候写，有时候讲，有时候接受采访；不断把那些人人都懂、却越来越少有人公开说出的常识，再说一遍。
这大概就是资中筠留给这个时代的一点东西，也是我把她列入《当代巾帼英雄传》的理由：英雄未必一定要冲向街头，有时候，当一个时代越来越安静，仍然说话的人，就已经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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