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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

李承鹏:徐湖平安全落地了(附:论爱国及《南京博物院之官人我要》)



徐湖平安全落地了。南京博物院的事判决如下:徐湖平利用担任常务副院长、院长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那些国宝级文物的事儿没提,提不得。在中国,要当官就得当大官,到了一定级别,好多事儿就不算事儿了。 所以金瓶梅是一部伟大作品。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Dec 30, 2025


李承鹏最新文章:论爱国及《南京博物院之官人我要》


到了年底,没想到被一个画面给震撼到了:


爱国主义相声艺术家姜昆带领一群老艺术家,在洛杉矶豪宅拉着手风琴深情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夕阳,圣诞篝火,永不结冰的泳池……冷不丁地,像看见洪承畴在盛京拉着满清的二弦子,吟唱《我和我的大明》。


姜昆反复辟谣,却被反复证实,人们说姜老师终于创作出此生最好的相声。拿绿卡住豪宅过洋节没什么问题,但大力呼吁“中国人抵制圣诞节”、写数千字长文缅怀抗美援朝,你却坐拥美国绿卡、豪宅还把女儿留在美国读书工作定居,这“含夹量”就太高了。


这国有个不可能三角定理:正直,有钱,真爱国。正直的人怎么可能有钱,有了钱,哪能真爱国。你看在洛杉富人区住了多少贝勒、格格、衙内,开超跑住豪宅喝名酒,并不关心同胞。他们的父辈却在国内教育人民要爱国,抵制外来文化入侵……都不用去大峡谷,就能瞻仰有多分裂。


爱国越来越神经病了。为了抵制文化入侵,有些地方用鳌拜替代圣诞老人。但鳌拜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满清人哪,留辫子、穿马蹄袖,妥妥的外来文化入侵,且此鳌拜用的还是徐锦江的《肉蒲团之官人我要》版本。警方刚颁布了“私人之间转发不雅视频也是违法”,曲线爱国的群众,别一不小心搞成了聚众淫乱。


到了年底,朋友们按例催更年度总结。但今年真不想写了。刚想写小洛熙被医生害死,想起去年说过宜昌“黄疸入脑窒息致新生儿死亡”。刚准备鞭挞炫富天价耳环的黄杨钿甜,发现去年周公子、北极鲶鱼已被鞭过尸。贪官年年有,器官常常少。杭州早在2011年就喝了粪水,15年前云南鹤庆就因为污染导致89名儿童血铅超标。至于江油,你想想更波澜壮阔的翁安十万人民上街差点把县衙门烧了……


没什么好总结,每一年是上一年的轮回,我们被锁死在某个日复一日情节雷同的系统,困在算法里,这个算法就是:温水煮青蛙,我们要爱国。


倒也有些亮点试图打破算法。除了姜昆圣诞放歌,就是南京博物院,最大亮点不是几幅字画被掉包,而是让大家看见那套行云流水的体系。庞家后人回忆:“当年文化局官员带了一大群人来我家,说庞家一向爱国的啊……”先用“爱国”动员你捐画,再找专家鉴为赝品,院长儿子低价收购“赝品”,左手递右手,市场高推。我看过一次拍卖,高潮部分,买家长跪不起痛哭流涕“与祖国失散多年的文物终于回来了,花再多的钱,我也要表达赤子之心”……后来才知道,这套表演体系他们玩过多次,半月板都磨损了。有时就由博物院高价收回。


看过《金瓶梅》就知道,“雅贿”。领导就喜欢字画。找个懂事的专家把那幅苏东坡鉴为赝品。“不值钱,高仿”。领导目光如炬,心知肚明。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南京纻缎,金碧交辉……太师却道:“礼物决不好收的,拿回去”。慌得来保叩头说道:“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小的主人西门庆,进献给老爷去赏人”。太师道:“既如此……朝廷赐了几张空名告身,我安你主人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


来保叩谢:“小的家主举家粉首碎身,莫能报答!”


《金瓶梅》就伟大在把蝇营狗苟写出人性光芒,把殿堂写出了叫床。流转至今,当然有“老子下馆子都不给钱,吃几个西瓜算什么”的粗暴玩法,“杨卫泽市长有一次到博物馆视察,看上一件瓷花瓶,直接安排手下人拿走。博物馆负责人只好把这件瓷花瓶以破碎为由报销处理。”


格局差了,没有上升到家国情怀。


庞家后人又回忆:“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曾昭燏院长也来到我家,说蒋介石把很多国宝带去了台湾,现在国家有难,你们要鼎力相助”。看,以爱国的名义就不是打劫,而是支援国家建设。昨天刷“听海频道”:1953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作坊收为集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融国有)。就是说十年间,捐土地、捐工坊、捐公司、捐银行,顺带捐点字画算什么,你不捐,怎么证明你爱国。


公有制是最坏的私有制,最坏的私有制也比公有制好。打着爱国旗号,到头来,都是官人我要。


刚看到一段:当年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板着脸,让陈布雷打条子承诺“必须一个月内归还”。陈布雷气得扭头就走,回去抱怨:“什么人一个月看得完《二十四史》,存心刁难”。蒋介石苦笑:“不是刁难,是明摆着不借给我”。


后来马衡送来一部商务印书馆的《二十四史》,说:“蒋先生要的书我送来了,若只是想看书,就是这个,若必须是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那就是别有图谋”。如此公然犯上,有人建议拿下马衡。蒋介石却说:“故宫文物,只可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联想起南博的姚迁因追要领导“借走”的字画,身败名裂,上吊自杀。蒋介石也不把马衡搞倒搞臭抓进监狱,几幅画都抢不过来,怪不得江山也丢了呢。只是我们已不好意思再说“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把大量国宝偷运到台湾”,台北故宫的国宝,是一个都没少的。


不妨事,打下台湾,一切都是我们的。


故宫创始人吴瀛捐了241件文物,仅剩170余件。宋徽宗的《鸲鹆图》,南博和底特律美术馆竟各有一件……网友眼尖,说那些文物不经细看的,库房里箱子也不敢打开细察。就是玻尔的“观察即塌缩”理论。是啊,中国文物具有波粒二象性,你观察了,就是赝品,不观察,就是真品。


还是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未雨绸缪:“南博跑出去一条狗也是可以查到出处的,但文物这东西不好说,不要太在乎真伪。”


大门上明晃晃写着爱国,走进库房,满眼却是盗国。那不是博物馆,是后宫。


康生喜欢上故宫的一方唐代陶龟砚,就“借走看看”,并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他也意识到不能明抢,有一天看上了黄庭坚《梅花三咏》,当即掏出5元钱,豪爽地说“我也不能犯纪律,这画我买了”……


还是让我们谈谈爱国吧。中国爱国史上有个反面人物,被余秋雨口诛笔伐的敦煌王道士。他其实是个好人,一路逶迤来此地修行,修缮时忽然发现大量经书画卷,步行百里上报知县,无果。又心急如焚去找道台、找学政,最后上书慈禧老佛爷,均无果。眼见这一路过去,每一级上报,就会少一些文物,苦闷之际遇上斯坦因、伯希和这两个懂行的老外。老外惊为天物,表示出钱买走。急于筹钱修缮的王道士,这才答应……这才有了敦煌文物的幸存。对了,老外没有将文物占为己有,他们不是强盗而是探险家,按协议全部上交给了英国,最终保护了文物。


还有多少人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离开大英博物馆”。


王道士晚年很后悔,喃喃说要是当初把东西全卖给伯希和,该多好,也不会被哄抢被损坏了。


大家总爱说这是缩影、那是缩影,其实文物才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平生两大爱好,爱文物,爱国。1936年,听说中华第一帖《平复帖》将被转卖英国,他急以4万大洋抢购陆机墨宝。焚香供帖,如奉神明。有人觊觎此帖将他绑架,他宁死不从,并告诉妻子:“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生生被绑了八个月,绑匪只好将赎金降至40万,这才脱身。


后来他听说传世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将以800两黄金卖给外国人,怒斥:“谁转手洋人,谁就是千古罪人!”当即卖掉宅子(李莲英旧宅),换了千两黄金,仍差20两,妻子潘素摘下首饰补足,这才留住国宝。蒋介石曾提出,愿意买下这幅《游春图》。张伯驹毫不犹豫拒绝:“贵贱不卖!”


1956年,新中国号召认购公债。已负债累累的张伯驹为了支持建设新中国,将一生珍藏的8件顶级书画捐给了国家,那份清单烁古震今: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赵孟頫《草书千字文》……个个是故宫“镇院之宝”。文化部长茅盾颁发20万奖金,他婉拒,慨然道:“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


张伯驹捐了半个故宫,后来还是被批斗,在操场当众下跪,沿跑道爬行,拎着铜锣到人民广场边敲边喊“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让我震撼的是,原以为张伯驹会形容槁木,神情萎顿。后来看了炎黄春秋写的一段……“嗯嗯!”张伯驹欣然应允,眼中光芒一闪,他那原本僵直的身躯也瞬间活跃起来,接过那铜锣和小锤子,轻快地踏出门去。街巷回荡着那阵阵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


最后,84岁的张伯驹生命垂危,因“级别不够”只得挤在八人病房。在污浊空气和病人呻吟中,他喃喃重复李白《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那是他捐给毛泽东的。等女儿终于拿到转院批令时,他已撒手尘寰。


我觉得张伯驹也是顶级文物。器物是死的,留在上面的故事是活的。作为直隶总督的儿子、袁世凯的表侄,翩翩浊世佳公子,倾家荡产为祖国,落得个跪操场、爬跑道,最后竟对惩罚熟练自如,眼里光芒一闪,接过铜锣,轻快地踏出门去……这里面都发生了些啥啊,吉林农场有基因改造组吗?


所以南京博物院这事儿,我们讨论的到底是文物,还是有个东西决定了文物。讲个结局,坚决反对将文物运往台湾、力劝把个人藏品捐给国家、因表现优秀当上南博院长的曾昭燏,后来政治压力也大了起来。


1964年12月22日,看完病后的她跟司机说:“去灵谷寺散散心吧”。


司机把她拉到灵谷寺。她下车时贴心给了司机一包苹果,要司机等她。那天她一个人上了灵谷寺,上了塔顶,跳了下来。


陈寅恪为其写了首悼亡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他是了解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有的文物,背后都是人物。不是贩夫走卒,轮不上仓库管理员,必须是通天入地的天龙族。


忽然间,一直独家报道南京博物院事件的亚洲周刊就炸了号。此前,它被令删除所有报道,留下一段藏头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就是“春画未还”。


博物院水有多深,像海一样深。


金瓶梅又说:只怕睁着眼儿的金刚,不怕闭着眼儿的佛。


散朝。


李承鹏/文

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

高瑜:孫力軍、傅政華鎮壓民眾的罪行誰來承擔?

作者脸书 202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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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力軍、傅政華鎮壓民眾的罪行誰來承擔? 
2022年9月24日,“709事件”的核心人物周世鋒刑滿獲釋。2016年他被天津市中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從重從快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因為被抓捕的前5個月是“監視居住”,兩天折合刑期一天,還在天津監獄多坐了2個半月的牢。
令世界矚目,製造“709律師案”的大黑手傅政華于周世鋒刑滿獲釋的兩天前9月22日,被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徇私枉法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死緩減為無期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傅政華還是周世鋒北京大學分校法律系碩士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學。
次日9月23日,另一個大黑手孫力軍被同一個法院以受賄、操縱證券市場、非法持有槍支罪判以同等刑期。
需要說明的是“死緩減為無期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是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引入的。明顯重於之前的死緩判決。
這是因果報應嗎?非也。比“709律師”早一年遭到傅政華迫害的浦志強律師對此有個一針見血的評論:“‘709’要犯周世鋒律師今天刑滿回家,而今,弄他的孫力軍、傅政華,剛開始終身監禁生涯。但在政權眼裡,孫、傅好歹是同志,就算孫傅惡貫滿盈,幹過的壞事都可以翻盤,而唯獨對律師們,不曾搞錯。”

周世鋒出獄後馬上發表聲明,指傅政華、孫力軍蓄意製造“709冤案“,他將對”709案“提起控告。今年四月中旬,二十屆中央第七輪常規巡視開始,中央司法系統是重點。周世鋒抓住時機依次對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幾任領導提出尖銳批評,這是他鍥而不捨揭發孫、傅政治團夥,糾正 “709冤案”的又一次努力,仍舊毫無結果,最高檢的回復敷衍潦草,同一天竟給出兩種回執。
浦志強的遭遇同樣如此 他的X釘選帖文已經掛了快六年了:“12月10日,值此世界人權日,我提醒自己:你的申訴狀,已於5年前的12月10號提交給北京第二中級法院了,給莫少平、尚寶軍律師的授權書也提交了;立案大廳女法官祁某簽字畫押的收據收妥了。該院至今裝聾作啞耍死狗,改變不了審判監督程式開始了的法律事實。我堅信,會有那麼一天,‘浦案’將改判無罪。”
我的北京市一看經歷
我和浦志強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的獄友,比他早十幾天被傅政華投進一看。2013年我在德國之聲一篇署名文章裡,寫了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的傅政華投機鑽營的一個實例,結果惹上2014年4月的牢獄之災。無論在長安街長富宮外等我的北京市公安局崔姓的刑偵頭目,還是自比為電視劇《重案六組》裡主角大曾的那個審我的一級警督(提請我不要公開他的姓名,怕以後不好辦案)對傅政華從不稱職務,只尊稱“大首長”,尤其一級警督,提到“大首長”恨不得打立正。


審我的第一個晚上,一級警督驢唇不對馬嘴地問我“九號文件”怎麼傳到國外,我當然如實說和我沒有任何關係,急得他的領導從半開的門外伸進兩條大長胳膊上下擺動,就這樣一會從門外伸進來擺動一陣,擺了好幾個鐘頭,最後領導破門而入,直接對我說:“我們也找地兒跟你兒子談了,他的電腦上也有‘九號文件’。”他一邊說,一邊上下擺動兩條胳膊,原來是他習慣動作。我立刻承認“九號文件”是我給海外XX的。我之所以違心承認,因為我兒子根本不知道“九號文件”是什麼,我禁不住打,但我兒子禁得住,酷刑下屈打成招,那就完了。
我兒子電腦裡的“九號文件”,一份是朋友從郵箱裡發給我的,我很長時間不相信是文件,社會炒熱之後我才下載。另一份是我在百度上下載的,2013年的5月-8月19號之前,只要打出“七不講”三個字,百度第二條就是該文件的全文,刊登的是四川省一個縣委的網站。2012年兩會之後,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立案審查薄熙來的會議記錄,就是這個網站刊登的。當然2013年“8.19”“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提出向網路“亮劍”之後,網上就看不到了。我的一個保存“九號文件”的U盤,插在筆記本上,筆記本摔到地上,把U盤摔壞,我兒子用膠帶纏幾下,插到他的電腦上,內容顯示出來,他用一個活動硬碟給我導進,沒想到他自己的電腦沒有刪除。
我一個晚上就“撂了“,一級警督和他的領導大概感到頗為順利,他們拿給我幾張紙,讓我給“大首長”寫封信,那位領導說:“看10個小時內能不能放人。”他們讓我簽字的審訊記錄竟然寫了個不沾邊的罪名,我說:“這應該是‘涉嫌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吧。”他們又做改動。
第二天一級警督把我送進緊挨著的一看,這當然是傅政華的安排,臨進大門,他對我說:“看在我的職能內,能不能解決。”大概一個星期後,突然興師動眾,扛著專業攝像機的來了,擺胳膊的領導來了,就連抓我的那個崔頭目也來了,他們說要給我拍段視頻,送給“大首長”看,讓我就照著那晚寫的信說一遍。我絲毫沒有想到傅政華的險惡用心。我只想救我的兒子。1年7個月之後,我才看到我的“電視認罪”,我好像是唯一面部被打了馬賽克的,這也許正是創造“電視認罪”的傅政華做賊心虛之處。不過正是這個“電視認罪”救了我兒子,直到10月見到莫少平、尚寶軍律師,才知道他一個月後獲得自由,回了家。
2014年10月檢察院對我起訴,犯罪事實除了我的違心口供,竟無旁證,既無物證,也無人證。我家被抄的底朝天,衣櫥門都被拽掉, 7櫃子書被抄走4櫃子,兩個電腦、兩個筆記本被拆的稀裡嘩啦,預審的一級警督,半年工作的結果原來只有我的口供。
2015年4月,我拒不認罪,一審被判了7年。我上訴,理由是傅政華作為黨政幹部,直接插手干預案情。高院沒來,公安部來了一個三級警監,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來了另一個一級警督。警監第一句話:“美國有訴變法,咱們沒有,但是具體過程中,也可以參考進行。”與此同時,國保找到我的家人,說:“大首長要被調離北京,他不願意離開北京,你們做做工作,讓高瑜配合。”我的家人回答:“他離不離開北京,礙高瑜什麼事?”當面回絕。
警監和警督與我的談話,高達幾十次,長達7個半月,其中竟然提到可以給我一筆科研經費,搞學術研究,後來證明屬於子虛烏有。最後是我提出的條件,我只能做到在二審法庭上不回答我的律師對我提出的問題,但是高檢不能再提我的口供,因為那些口供都是你們抓了我兒子我被迫改的,檢方既沒有人證,也沒有物證,而我的律師為我取到的,既有人證,也有物證,證明我沒有向XX提供”九號文件“,而且還有美國紐約州公證處的公正。二審應該依法審理。
實際的二審依然違法進行,高檢的女檢察官,除了我的口供,沒別的可說;法官竟然剝奪我的法庭陳述。2015年11月26日上午,北京高院對我二審宣判,改判5年。.北京市公安局竟然還安排一名片警偽裝我的親屬,準備我一旦在庭上宣告無罪,就沖上前抱住我說:“姨呀,咱們別和政府作對!“無恥竟然能到如此地步。
當日傍晚,北京三中院到一看開庭,宣佈對我實行一年監外執行。和平街辦事處的司法所,向我宣布不給我戴“電子鐐銬”。隨後我就被朝陽國保接走,一周之後才回到家。
傅政華被終生關進秦城,我對他第二樁罪“徇私枉法“非常感冒。這個罪行從來包括兩面,一面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另一面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其受司法追訴。法院只追究他對罪惡累累的弟弟的包庇,那他對無罪的人犯下的累累罪行誰來承擔?法院能承擔嗎?法院承擔不了,那是由給予他莫大權力的黨來承擔嗎?

2026年7月6日星期一

周成柱:沉思录(144)公众人物面对质疑与批评应主动回应自证清白

作者脸书  2026-7-6

周成柱:沉思录(144)
韩红是公众人物、是知名歌手、是韩红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面向社会接受捐款。对于公众人物、主动接受监督、回应观众质疑与批评是基本常识。不是说你做了多少年公益、付出了许多、有了些许名望就可以免于质疑与批评、或者因此感到委屈与不公、当你觉得自己可以享有某些特权、当你觉得可以免于批评的时候、当你不是谦卑的与底层同行而是高高在上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公益精神、已经丢失了公益基本的道德伦理内核。公众人物面对质疑与批评应该主动回应自证清白、这叫有罪推定恶猜公权、而不是等到别人找齐了证据让你无话可说无地自容或者视若无睹置若罔闻。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韩红是清白的、干净的、纯粹的、善款没有没有问题、基金会没有问题、关联公司没有问题、那么公众的质疑与批评不是坎坷、不是劫难、相反、这是公众和捐款人在帮助韩红重建公众信誉与声望、是在让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用谦卑的心去行善、用谦卑的心回应公众的质疑与批评、当你不是这样做的时候、慈善已经离你远去、你头顶的冠冕已经掉落地上。所以、对韩红而言、最好的公关就是主动回应公众的质疑与批评、高管拿60万年薪是否属实是否合理?名下多家关联公司是否属实?用基金会的善款买自己家公司的产品是否属实?有没有虚报价格拿巨额回扣?这些问题韩红完全可以主动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公开账目和资金流向、而且也必须这么做。阳光透明是最好的反腐剂、面对批评、高纬度的人会反省自己闻过则喜;低纬度的人会逃避责任甩锅他人。面对批评、人会本能的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产生抵抗心理、但是就其产生的结果而言、批评会对个人产生自我矫正与约束作用。对公众人物而言、自身的透明度、观众的质疑与批评恰恰是慈善事业长盛不衰的信誉基础、这是底线。
关于慈善、或许我们都理解的过于狭隘、或者过于夸大其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最好的慈善是自由、法治与低稅;对于一个社会、最好的慈善就是践行自由市场经济、推崇企业家精神、拥抱商业文明;对于个人、最好的慈善就是修身、自立与勤俭。一个建立法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私人慈善、国家“福利”应该越少越好、因为说明这个国家需要救助的人很少、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立勤俭而丰衣足食不需要救助、这难道不是更好吗?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商业是最大的美德、自利之心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任何鼓吹利他的观念与行为都必须保持警惕与防范、任何国家“福利”国家“免费”都是骗局与陷阱。据说最近刚刚去世的台湾大润发创始人要将自己绝大部分财产都捐献出去而得到许多人的推崇、视之为高尚之举、而我认为、老先生这一生最大的成功不是将这些财富都捐献出去、而是你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最大的慈善行为、就是你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可是这个社会又有几个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人与人之间的守望互助之心本来是一种与身俱来自然情感、她不应受到遏制与压迫也不应受到过多的诱导、裹挟和强制、她往往在一个人内心深处自然发育、成长、让人与人彼此之间同气连枝。这种自然情感是社会秩序走向良善、质朴与和谐的基础、是道德、习俗与传统的活水源头、她的生命力是强大的持久的、她有助于个体所在的共同体形成强大的道德感和凝聚力、是小共同体对抗外部侵犯的堡垒。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独裁国家害怕人民之间因为守望互助而形成凝聚力而给予管制和打压、在这样的国家、慈善行为是必须受到压制和防范的、人们的自然情感因此受到扭曲和践踏;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欧美国家、慈善行为是一种备受政府鼓励、引导并且在政策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和照顾、许多富豪因此将财富捐赠给各种慈善基金会而逃避遗产税的征缴、慈善捐款成为一种避税手段而失去了其初衷、慈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本来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受到政府政策、税收的诱导和裹挟而变得不再那么纯粹和质朴;两种极端行为都背离慈善的初衷而变得扭曲。两者之间、政府对慈善行为的防范与压制显而易见、容易为人们所洞察;而政府对慈善的鼓励与诱导其存在的问题并不人们所认识、迷惑性更强。通常、人们将慈善行为视为道德与高尚的化身、充满政治正确的韵味、然而一旦政府开始从观念、政策与税收上鼓励、诱导、裹挟慈善行为时、一方面人们守望互助的自然情感拔苗助长违背初心受到扭曲;一方面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道德仲裁者的角色、将自身置于道德高地、并以此审视人民、这实际上违背了政治经济学基本的道德伦理。从自由的基本伦理出发、道德既不是来源于政府、政府也不是道德的仲裁者。相反、人民必须将政府行为时刻置于道德律令的审视与批判之下、两者的主次关系不能颠倒。
提倡慈善、鼓励守望互助、但是同时又必须看到、一个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进步并非取决于这种利他主义的慈善行为、而是基于私有产权约束下互惠互利的自由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拥有的造血功能使对外输血的利他主义慈善行为成为可能。事实上、追求自利的自由市场经济与鼓励利他的慈善精神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当一个政府不断鼓励利他主义无私奉献的时候、当一个政府不断通过政策和税收手段鼓励人民交出自身财产的时候——无论将财产交给政府还是慈善组织——就要保持警惕和小心了。经济学的基本定律: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效率最低——很不幸、慈善组织遵循的就是这种效率最低的模式。
韩红基金会回应称网上关于其慈善基金的传闻均是“谣言”、基金会将利用法律手段打击“造谣者”!不是回应公众和捐款人的批评与质疑、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味道这配方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2026.7.6

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

高瑜 | 所以:讀《蕭軍日記》點滴想法

 作者脸书  2026-6-26



今天讀朱韻和先生發的《蕭軍日記》有關章節,寫了點滴想法——《所以》。

所以,1942年在《解放日報》發表“野百合花”,批評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作家王实味,1947年7月1日,于党慶二十六周年紀念日,被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當夜砍頭碎屍後埋入一眼枯井。

所以,“六四”鎮壓,結束了改革毛澤東建立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十年,“反腐”就成為黨內鬥爭、權力鬥爭的手段。“六四”犯刑滿出獄之後,進入秦城的罪名一律是“腐敗分子”。

所以,37年來 , “反腐”越反越腐, 说白了就是制度性的顽疾。

所以,從中共成立就實行的等級制度造成的物質腐敗,正是政治腐敗——“一個領袖”的個人專制制度建立、繼承和延續的保障。

朱韵和@zhu0588
萧军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在延安看到的负面现象,有对自己经历的不快,有对他人遭遇的不平。

一次,萧军到合作社买东西,路经一处山坡,山上警卫营的兵士向下扔石头,萧军质问他们,下来一个兵,不放他走,“我要去见他们长官,他也不许见,我要见毛主席他说我不配,我要见洛甫他们不准我上去,我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径。”萧军很激动,找到洛甫告状。那军人虽受到批评。但他觉得心受伤了:“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相信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因为仅仅是在他们‘中央’的门前,全是如此,其它地方不问可知道。”“我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给予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敌人!我不愿意再在这里受‘优待’了!”(上P28)

一次,文协的勤务员被总务科长“吊在洞里的梁上,已经关了半天一夜了”,萧军去说情,先是不准,后来才放人。他写道:“我憎恶透顶这些小党人,即无用又卑劣,还要装腔作势,有机会我一定要狠狠地臭骂他们一顿”。(上P126)“我一定要执着自己,和庸俗来战斗!”

作家草明刚到延安时,萧军看到对她和孩子安排得不好,孩子生了病,他很愤怒:“离开此地的决心又燃烧起来。”他给自己定下,在延安“至多是两年”。

他表示:“我希望革命成功,我愿意他们生长……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些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集合了!”(上P174)

“下午到河西谷玩了半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P175)
萧军到医院去看等待产的妻子,回来写到:“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P200)

---邢小群:读《萧军延安日记》

2026年6月2日星期二

英媒:为什么中国男足这么差

 邸钞  2026-6-1

问AI · 中国足坛腐败如何拖累男足晋级之路?

插图:丹·威廉姆斯


2026年5月31日

当2026年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充到48支时,亚洲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亚洲获得了8个直接晋级名额,外加一个通过附加赛晋级的名额——比之前的4个直接晋级名额加一个附加赛名额的安排有所增加。2026年亚洲球队的参赛名额几乎翻了一番,那么拥有庞大人口、雄厚足球财力的中国,难道就不能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吗

差得远呢。中国队在小组赛中落后于阿曼、印尼,甚至巴勒斯坦等地区强队,连争夺最后两个参赛名额的第四轮都没能晋级,几乎毫无起色地从资格赛中出局。男队只能梦想着能像女队那样取得尚可的成绩,女队已经连续三届晋级,并在1999年闯入决赛。

事情本不该如此。中国足球三大愿望:晋级世界杯、举办世界杯并赢得世界杯冠军。诚然,其中一个愿望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实现,中国队在2002年成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然而,那支“黄金一代”却颗粒无收,失球数高达9个。

2015年,一项包含50项内容的计划出台,该计划表面上听起来很吸引人,也为足球投资打开了闸门,不仅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中国国内联赛,也促成了中国企业对欧洲俱乐部的收购。然而不到两年后,包括阿森纳主帅温格和切尔西主帅孔蒂在内的英超联赛主教练们,开始公开担忧中国联赛。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呢?答案往往出在管控不当。如今,国内足坛一片混乱。中超联赛超过半数的俱乐部因涉嫌操纵比赛、赌博和腐败等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赛季伊始便以负分开局。赛季进行到第十轮,天津队仍未转正。

成功的足球文化通常是杂乱无章、本土化且自然形成的。它们依赖于儿童的非正式比赛、社区俱乐部的扎根以及人才在相互关联的联赛金字塔中逐步涌现。

获得参赛资格至少还需要四年时间,而赢得冠军的可能性则可以完全抛诸脑后。剩下的就只有主办权了。

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于2017年访问中国。当时,人们都在讨论中国何时(而非是否)举办男足世界杯。中国官方媒体甚至猜测举办年份可能是2030年或2034年。

然而,鉴于国际足联长期以来实行洲际轮换举办权的政策,由于这两届世界杯分别已授予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和沙特阿拉伯,中国最早也只能在2042年夏天才能真正有机会举办该赛事。但即便如此,似乎也不太可能。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是,中国对世界杯的兴趣已经降到谷底,以至于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中国主要官方媒体集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FIFA)之间竟然还没有签署转播协议。最终,双方在5月中旬达成协议,但据报道,国际足联只收到约6000万美元的转播费——仅为最初预期金额的五分之一。

如果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14亿人口中找不到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我都能拿到一元,那我恐怕早就成富豪了。这种矛盾并不陌生。中国在个人奥运项目上表现出色,因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可以通过反复训练来打造。相比之下,足球则依赖于即兴发挥、不可预测性和深厚的基层基础。十年前,中超联赛短暂的巨额投入吸引了众多知名外援,但对提升国内水平却收效甚微。

当然,如果中国参赛,世界杯会更加精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但真正的输家是中国的球迷,他们依然像以往一样热情。2023年,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在北京对阵澳大利亚,球票需求量极大,球场内外的气氛都让人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的盛况。中国依然热爱足球。

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胡少江:六四的枪声开启了中国腐败新纪元

作者:胡少江
RFA 2014-5-30

一九八九年民运期间出现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幅大标语


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这个事件留给中国人的负面政治遗产日益彰显。中国社会迅速蔓延的腐败现象就是六四镇压的一大政治遗产。可以说,六四的坦克声和枪声,开启了中国社会加速腐败的新纪元。

六四之前并非没有腐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腐败直接表现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用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那种腐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法权",换言之,那时的腐败实际上政治制度明文规定的等级式的政治权力和物质享受。

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共产党扼杀了三十年之久的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大地发出新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法权之外寻租。最常用的做法是将计划内的商品低价批给自己的子女和朋友,让他们在市场上高价专卖盈利。

反对官员的子女利用父辈的特权进行"官倒"是一九八九年北京街头市委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丶叶剑英丶王震等几大家族的子女都被街头示威民众看作是"官倒"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儿子主持的康华公司等,都被看做是典型的官倒产物。他们都是当时反对腐败的对象。

虽然邓小平在民愤之下解散了儿子举办的康华公司,但是各级官员的子女凭借父辈的权力谋取物质利益的现象,却在六四事件之后有增无减。六四之后中国腐败的一个新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官员们不再满足于通过子女谋取物质利益,他们开始直接跳上前台,利用政治权力来收取,甚至索要贿赂。

六四之后,腐败开始彻底摆脱了"法权"的限制,官场的权力与市场的利益之间的交换变得赤裸裸地毫无遮掩。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九八九年春季的群众大规模抗议使他们感到了丧失权力的危机,他们开始以世纪末日的心态来疯狂地攫取财富。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开始抛弃"为人民服务"的遮羞布,直接宣扬的"打江山丶坐江山"的理念。他们的"坐江山"绝不仅仅是满足于掌握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攫取这些政治权力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物质享受和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是为了要将对江山的控制权变成"江山"和财富的所有权。

六四镇压彻底撕碎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谎言,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推向表面。镇压就像是使执政党上瘾的麻醉剂,越用剂量越大。他们需要动员所有的官员来维护这个非法的不得人心的政权。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的最高层与各级官员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各级官员帮助镇压不满的民众,而最高当局则容忍各级官员的腐败。

就这样,在执政党与民众的对峙中,在所谓的"维稳压倒一切"的口号下,腐败变成了中国政治镇压机制的灵魂和中枢,甚至变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粘接剂。一旦失去了腐败,失去了腐败的各级官员,现有的政治制度就会坍塌,甚至现有的中国社会,也会出现一种失序的震荡。


——新世纪 20140530转发

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31)腐敗永遠是腐敗

 消失了的連儂牆 臉書 April 27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31)腐敗永遠是腐敗

洗黑錢不止銀行,最多是保險公司!

你提到的這些觀點反映了民間對於官場與金融體系之間「隱形關聯」的高度懷疑。在香港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這種「高官家屬從事金融保險業」的現象,確實經常被放在放大鏡下檢視。
​針對你分析的幾個重點,我們可以從社會觀察和制度邏輯來分析:

​1. 保險作為資產轉移的工具
​確實如你所言,在洗錢防制的學術與實務討論中,巨額保單一直被視為高風險領域。
​特性: 壽險或投資型保單具有高現金價值、可質押貸款或中途退保提現的特性,這使其成為跨境資金流動、資產隱匿的潛在渠道。
​信任鏈: 處理這類「敏感資金」時,比起專業能力,**「政治忠誠」與「親疏遠近」**往往是更重要的考量。如果經紀人是高官家屬,對於某些尋求特定服務的客戶來說,確實多了一層「安全感」。

​2. 政治上的「瓜田李下」
​從政務官的道德操守來看,鄧炳強高調為其夫人的保險業績站台,確實犯了避嫌的大忌。
​觀感問題: 在公眾眼中,這不單是夫妻情深,更像是利用其身為保安局局長的政治權威,為其夫人的生意「背書」。
​第二錯誤: 評論家提到的「第二錯誤」,通常是指在已經身處政治風暴或敏感時刻,依然缺乏政治敏感度,做出容易讓人抓到把柄的炫耀行為。

​3. 「北京照肺」與政治前途
​關於你提到他被召上北京以及可能落台的預測,這涉及到中共對治港官員的評核邏輯:
​廉潔與形象: 雖然忠誠度是首選,但如果一名官員的負面傳聞(尤其是涉及貪腐或利益輸送)過於喧囂,影響到政權整體的管治威信,北京確實會出手干預。
​利益平衡: 如果這涉及到幫助其他高官洗錢,這在內地反腐的高壓環境下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事情屬實且影響到了中央的資金監管大計,其政治生涯確實會面臨巨大危機。

​總結
​這件事之所以在香港社群引起這麼大的反彈,是因為它觸動了香港人最在意的**「公平」與「廉潔」**底線。當保險業的「一姐」是因為權力背景而非單純專業實力時,這種成就便顯得諷刺,也讓法律與監管機構的公正性受到質疑。
​至於他是否會如傳聞般落台,未來的官方人事變動將會是最直接的印證。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任何微小的異動都可能預示著背後更深層的政治清洗。


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

1992年,陆定一问秦川:如果党的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

 来源:阿器谈史  2026-4-26


你敢信吗,两位走过大半辈子风雨的党内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聊反腐,直接抛出了最尖锐的核心问题。很多人不知道,陆定一和秦川的缘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结下了,两个人一个是部长一个是下属,从年轻时候就敢说真话,这份交情跟着两个人经了几十年风浪。

五十年代中宣部讨论工作方向,陆定一提出要重点抓知识分子工作,推双百方针,秦川直接在部务会上说不同意见。他直言不讳,说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这话一出口,原本热闹的会议室瞬间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谁都知道下级当面怼上级,可不是闹着玩的。陆定一没生气,慢悠悠抬起头看着这个敢说话的年轻人,开口问他,那你来当部长好不好?

旁边的副部长周扬见状打圆场,还开玩笑说,直接把秦川的宣传处改成最大的处,所有工农兵都归他管。那时候的中宣部氛围真的很宽松,上下级哪怕说话重一点,也不会有人揪着辫子算账。陆定一本来就主张少搞琐碎事务,少来形式主义,腾出手研究大的方针问题,刚好对上秦川务实的性子。秦川有不同意见就说,陆定一也从来都愿意听,从来不会因为说话直给人穿小鞋。

后来五十年代末反右倾运动,中宣部打出九个所谓的“大鲨鱼”,秦川就在里面,直接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基层劳动。好好的一个人熬了一段时间,瘦得只剩骨头,陆定一偶然碰到他,当场就心疼得不行。他直接跟秦川说,你身体有病赶紧回来,一句话就改了秦川的处境。虽然秦川那会还是没法正常回去工作,但部长这份实打实的关怀,够他记一辈子。

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定性为阎王殿,陆定一跟着受了大冲击,1968年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整整十年。秦川这边也起起伏伏,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回到新闻战线,当上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拿着父亲的申诉信找到秦川,说想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把信送到中央领导手上。


这事放在当时,风险真的很大,稍微不注意自己都要受牵连。秦川根本没犹豫,接过信就批给了人民日报的内参特刊,还要求必须赶在开会前印好送出去。最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组部给陆定一平了反,坐了十年牢的老人终于重获自由。秦川去家里探望的时候,陆定一紧紧握着他的手,两个人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陆定一一家人都把秦川当成了救命恩人。

陆定一复出后第一篇文章,是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定在1979年在两家大报同时刊发。文章里直接说了大实话,讲清楚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对的,错的是当时反对彭德怀的人。这话在当年真的太超前太大胆,直接惹得不少人不满,好多人要求文章必须修改。陆定一知道后,专门给秦川打电话,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都不要改。

陆定一敢写,秦川就敢发,愣是原封不动把文章登了出去。直到现在,不少当年参与编发的老编辑还说,这是自己一辈子编过最精彩、最提气的文章。到了1992年,陆定一过86岁生日,秦川特意上门祝寿,两个老人坐在一起聊掏心窝的真心话。

陆定一开口第一句就说,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这话放在改革开放刚铺开的年代,真的很少有人敢这么直白说出来。紧接着他就抛出了那个直到今天都值得琢磨的问题,反腐机构都是党领导的,要听党的指挥,如果党的一把手本身就腐败了,该由谁来管。他还说,连列宁当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之后陆定一说出了自己思考很久的答案,他说光靠党内自律根本不够,必须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当外力。就拿戒烟来说,自己主动戒的成功率,本来就比别人盯着强制戒烟低,就因为缺了外力管着。生病也一样,小病靠自身免疫力能扛过去,大病必须要吃药,靠外力帮忙,身上的毛病越重,越需要外力一起作用才能治好。

在秦川眼里,这番话不是随便发牢骚,是老人对未来走向的精准预测,是掏心窝给党提的醒。两个一辈子做思想宣传工作的老人,到了晚年还攥着心盯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从来没敢松懈。后来两位老人先后离世,但是这段对话,这份敢说真话的劲头,直到今天读起来还能戳中人心。

参考资料:人民网 陆定一与秦川的交往往事

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

李承鹏:金湘军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官场贪腐样本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我对中国官场的事儿没研究,因为不专业,所以就没太多兴趣。但架不住今天手机不断向我推送“金湘军被逮捕”。仅仅是因为我对文字敏感,就搜了一下“金湘军”。觉得好玩儿,跟大家随便聊聊:

金湘军是湖南人,本科在我们成都的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读的,那地方我熟悉,好几条美食街,年轻人扎堆在那儿寻找爱情。说不定我小时候,曾见过这个勤奋的理科生腋下夹着厚厚的《计算机原理》,穿越疯狂的恋人们跑向图书馆。他学计算机软件专业,没去当程序员,却去当官,辗转几省后在玉林一待就是13年,当市长、当市委书记。

他的任上,“玉林狗肉节”开始崛起,这个争议极大的节日传遍大江南北。发明了“荔枝狗肉”“脆皮狗肉”,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事儿不可能绕开当地一把手。所以,中共的贪官们,很多都是能臣干吏,不是简单的愚蠢邪恶,这是实话。你想,不能整活儿不提升GDP,上级怎么提拔你。

2018年开始他官运亨通,任天津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2022年空降山西任代省长,大半年后当选省长。

2025年4月10日白天,他还在省政府主持常务会议,在台上喊着各种廉洁口号,表忠中央,晚间就在家里被带走——这反转,和之前那些被抓的官员一样一样的。大家晓得,但凡秀恩爱的,一定会出轨;但凡表忠心的,一定有事儿。

我不太懂政治,但从常识冒昧揣测,“金湘军是二十大以来首个在任上被查的省级政府一把手”,接下来还有级别更高的上线被抓。对金湘军的通报措辞有点意思:

一, 无偿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保姆式”服务——这个说法,以前我没见过。可能中纪委这次写文案的这哥们是文科生吧。令人遐想画面。

二, 搞权色、钱色交易——“权色”和“钱色”并列出现,说明既有以权换色,也有以钱换色。金湘军活儿整得挺全。

三, 安排亲属“吃空饷”式家族腐败,安排挂名职位白拿工资。太简单粗暴了,也不做几道好看的防火墙。如果写剧本,分析金同志的人物性格,应该是那种从小过穷日子,有权以后见着肉奋不顾身那种。在官场,敢捞人,敢扛事儿,讲义气但目空一切,觉得同僚不敢黑他。建议由许亚军来出演。

四, 其他的“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在企业经营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没啥新意,有意思的是,坊间传说金湘军在玉林当书记时,其妻子涉足控制多家洗浴中心和夜总会……不是,哥们儿,这是小时候港片看多了吗。

我还查到一条:有时评人分析,金湘军调到天津后,很快得到时任市委书记李鸿忠赏识,升为常委、秘书长,实际上就是李鸿忠的“大管家”。李鸿忠赴京任政治局委员后,向中央推荐了包括金湘军在内的人选,金湘军随后被安排到山西当省长。因此有观点认为,查金湘军是清理李鸿忠在天津旧部的一部分。另外,金湘军和今年5月落马的广西自治区主席蓝天立,都是郭声琨在广西工作时的旧部,派系关系错综复杂。

我其实是关心影视创作:金湘军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官场贪腐样本,太适合拍剧了,里面戏剧性元素——一个勤奋的程序员在美丽的成都读书,忽然跑去从政,办狗肉节、申请非遗、妻子开夜总会、被人举报本来都快降级使用了,却忽然高升到天津,又迅速提拔成了山西巡抚,白天开会晚上被抓,而且是八府巡案钦差大臣带着锦衣卫深夜突入其家中——极完整的叙事线,人物鲜活、有起伏,主线、辅线相得益彰,戏剧张力、钩子、现实切入点都是天生的剧本。

这部影视剧可以作为《人民的名义》续篇,取名《打着人民的名义》。



——————————————————

这就有趣了:法学硕士、原天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德睿,法学硕士学位,春节后在天津“海河之春”小范围饭局上,对共同富裕政策冷嘲热讽:

“都富了,谁还去送外卖、打螺丝?”

党校结业座谈,他把“房住不炒”,调侃成“房住不吵,越吵越涨”,会场哄笑。

他当众质疑长江“十年禁渔”是“因噎废食”,“上面政策拍脑袋,下面执行跑断腿”。

和毕福剑一样,此番言论被同乡商人录下,音频最终摆到中央纪委案头。

这官明白人啊。应该平反。






2026年3月22日星期日

蘇暁康:焦裕祿、權力反腐、頂級富豪

作者臉書 2026-3-22

@zhu0855朱韵和推文:「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接见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她当时才13岁。当时焦守云穿的是大姐焦守凤穿过的、改了几次的衣服。镜头外,则能看到她光着脚,穿着一双旧布鞋。」我转帖不了朱韻和的帖子,只好抓張照片過來。
一、中國人相信道義嗎?
我们都在海外争睹「菊豆」的时候,大陆里面却在被另一部电影「焦裕禄」所震动。据说,老百姓给衙门里的官儿们寄去许多电影票,那意思是很明显的。大陆人习惯于请出好人的亡灵去谴责恶势力,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六四」杀得这么惨,过后他们依然这么做。我不知道,是人们被压得只有这样来表示抗议,还是他们真的仍然相信道义的力量?
如今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人,都记得起焦裕禄这个名字。我一直觉得他和雷锋不同,虽然他俩并列为大陆共产主义的人格楷模。但焦裕碌的名字是同中国农民「解放后」的苦难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可以嘲弄共产党那种「树典型」的做法,却不能嘲弄这种苦难。焦裕禄也不象雷锋那样虚伪,把自己做的好人好事,天天记在日记里,好象是在自己「树」自己的典型。焦裕禄是死了几年后才被「树」起来的。
焦裕禄的故事发生在河南。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清官故事,只不过重演于共产制度之下。 记得1965年春天,中國人都可以收听到广播里的长篇报导《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們都听得泪流满面。那年我才十五岁,从小长在都市里,压根不知道农民长得什么样,当然也不知道农村的干部长得什么样。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讨饭的叫花子。焦裕禄的故事,他那为解救兰考农民倒悬于水火之中而死的精神,确乎是动天地、泣鬼神的。奇怪的是,我们那时只会惊叹共产党里有这么好的干部,却决不会去想一想,中国农民为什么会落入这般绝境?
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焦裕禄故事发生的背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河南是全国搞合作化、放高产卫星、强迫高征购最疯狂的一省,因而也是在后来的大饥荒中饿死人最惨的地方。豫东兰考一带,本是水涝、盐碱肆虐的黄泛区,大跃进的后果对这里是摧毁性的。1961年河南信阳事件暴露,中共中央撤换了包括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内的各级干部。焦裕禄就是在这时,从洛阳矿山机器厂被派到兰考当县委书记的。那时有一大批干部被派到农村去救灾,焦裕禄两年后累死在兰考。但他的故事,外面无人知晓。碰巧当时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新华社记者,下放在兰考劳改,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被当地农民救活。是农民们求他一定要把焦裕禄写出来。然而,焦裕禄的故事到了北京,正好给共产党「雪里送碳」。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政权同农民的矛盾需要化解。共产党此时太需要一个为民鞠躬尽瘁的清官形象了。据说,那位记者的原稿,把兰考惨烈的灾况,和农民对焦裕禄个人的怀念,写得淋沥尽致,后来都被删掉,只突出党的英明和毛泽东的伟大。其实相反,共产党和毛泽东倒是应当感谢焦裕禄和那位记者的。
1、清官的極限
后来我常想,有焦裕禄这样的清官,中国农民会不会过得好一些呢?
焦裕禄是五十年代那种比较正派、纯朴的共产党干部。他有侧隐之心,他也认兰考的百姓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中国传统下层官吏的基本品格。焦裕禄到兰考后,劝阻外出逃荒的农民,组织他们治理盐碱地;他还给兰考引进泡桐树,既可压沙,又能给农民换一点收入。焦裕禄的确做到了把农民从死亡边缘救回来,为此他自己给活活累死。然而,这也是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在那种制度下所能做的极限了。他死后,特别是他被树为全国典型以后,兰考的知名度爆胀,中国无人不晓,但它依然是河南最穷最苦的地方,农民依然是一年只有半年粮,这半年粮还都是红薯。与焦裕禄的兰考一样出名的,是兰考的讨饭人,遍布中原一带。
时隔二十多年后,1989年初,我为拍《河殇》的续集,专程到兰考去寻访焦裕禄的小儿子。他如今是那里一个乡的副乡长。他领我们的摄制组去凭吊他父亲的陵墓,那是一座与破烂的兰考县城极不相称的大建筑,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就在父亲的墓前,他对我说,他的父亲虽然赔上了一条命,却没能使兰考摆脱贫困。父亲死后,兰考人还是在穷窝里打滚。只有实行包产到户,把土地还给农民以后,兰考才渐渐富起来。可是,农民同干部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如今他当了干部才知道,他们每年要从农民手里拿走多少东西。农民说,你们同我们的关系就是三句话:要粮、要钱、要命(计划生育)。他说,如今当共产党的干部真难哪!
那次去兰考,我还碰到现任的县委书记。这人和焦裕禄是同时代的干部,在河南也是一个很出名的、肯替老百姓办事的父母官。我们喝几盅酒后,他微有醉意地说:「我1948年南下到河南,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给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也办过一些坏事。五八年大跃进时,我在长葛当县委书记,搞虚报产量、放卫星很积极,结果饿死了十几万人,我差点儿去坐牢……。」
我想,焦裕禄那时幸亏在工厂里当干部,如果他也是一个县委书记,谁能保证他不会饿死一些农民呢?要知道,1959—1960年,河南全省饿死了780万人,又有哪个县委书记当得了清官? 在这种制度下做官,心肠好很难得;可有那么几个好人清官,还是无力回天。我们后来不是有了胡耀邦这样的大好人、而且还当了总书记吗?他的结局是被活活气死。
从今天来看,焦裕禄的「典型意义」恐怕正在这里。
2、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焦裕禄被树为典型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毛泽东刚刚利用了一个清官的故事,现在却要批判清官思想了。「文革」直接发端于关于清官的一场争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至今我们不知道这位明史专家写海瑞是不是在替彭德怀鸣冤,但毛泽东却非常敏感地认为,写海瑞骂万历皇帝,就是影射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骂他。然而,文革後党中央给吴晗平反,却不敢说吴晗就是为彭德怀叫屈,因為那有「投鼠忌器」之嫌。
传统中国政治一直有清官的风气。这不仅在于士大夫的理想是道德治国,他们的力量来源于他们的道德勇气,还在于民间是认同官场里的这股清流的。至少,它是对腐败了的皇权和吏治的一种制衡和化解。近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政治一直在瓦解之中。皇权被强人政治所取代,极权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吏治的腐败便象癌症一样无可疗救,清流早已风流云散。
共产党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它既摧毁了传统政治框架,也不会导向民主政治。毛泽东对新中国政体的设计,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他接受列宁的国家学说而剔除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他也接受传统政治的「家天下」而剔除清官政治。现代中国政治是一个大怪胎。
共产党的干部,本来就没有古代士大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勇气,传统社会那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观念又极淡薄,仅有的那点良知和不忍之心,也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渐渐被摧毁。特别是经过「文革」,尝受了失去权力的恐怖和痛苦,大大小小的干部,上至邓小平和共和国大老们,下至摘掉「走资派」帽子的老干部,和靠年轻化政策坐火箭上来的新贵们,都会有一种对权力「过期作废」的恐惧,由此产生掠夺性的「仕途经济」。这样的吏治,只能是绝对的腐败,如今共产党想治理也治理不了。如果有人向他们建议,是否可以采取西方分权、制衡的办法以遏制腐败,他们就疑心你要夺他们用枪杆子打出的天下,他们就毫不客气地用坦克、机枪来消灭你。由此看来,这个政权只能眼看它在腐败昏聩中自杀,即古人所云「灭秦者,非六国也,秦也」。对此我们大概不必抱什么其他幻想。
我倒在想以后中国的治理。我们似乎也不能太迷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把它设想得那么完美,仿佛在中国老人们谢世后将这一套搬到中国了事。
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不是靠一些西方式的民主程序就能调理好的。这一点,我们从海外的民运操作中已经窥其端倪。为官者没有道德感和廉耻之心,专讲中国式的黑厚学,什么完美的制度能奈何得了他?
在这里,我倒相信人的品质比制度更要紧。共产党不准中国人谈论西方的三权分立,毛泽东又批倒了传统的清官观念,前些年我们也仿佛接受了毛留下的这份思想遗产,反传统总忘不了捎上一句两句「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只有清天意识」、「为民作主不是民主,只是清官思想」等等,仿佛「为民作主」比共产党的专政还可恶,仿佛批掉清官就不会有贪官了。
这几年大陆官场里的腐败让我觉得,在我们还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之前,又让当官儿的连清官也不必去做,他们可乐得只跟我们耍黑厚学了。
老百性比我们要实际。他们化钱买了电影票,请当官儿的去看《焦裕禄》,这真比我们高喊两句「民主」更让共产党难受。
二、动天地、泣鬼神、小學生也哭
網上有奇文《跟著總書記追思焦裕祿》稱,「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十分崇敬焦裕祿,並將焦裕祿視為人生榜樣。作詞表達追思,五年三赴蘭考,多次闡釋並號召中國共產黨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學習焦裕祿精神……言行中無不流露出總書記對焦裕祿的崇敬之情。焦裕祿的事跡對總書記有著怎樣的影響?焦裕祿精神有著怎樣的豐富內涵和時代價值?我們帶您重溫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焦裕祿、讚揚焦裕祿的故事,讓我們從中學習感悟。」
然而,中國跳過制度的改革開放,就是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利益分配,導致腐敗氾濫,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或江胡兩屆執政)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2012年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經向胡锦涛挑战,其方式是靠亲信王立军残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红」的文革手段,可謂習近平路線的預演。
習上台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事实上,在习近平不僅是踏著薄熙來的尸骨登頂,中国也因经济发达而腐败横行,中共壟斷一切社会资源、權力,而势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三、一句頂一萬句
朱韻和貼的這張照片裡,毛澤東是跟林彪一道,接見焦守雲,那也真是奇了,因為那是在一個瘋狂時代,否則毛林(統帥副統帥)也不會接見一個沒了父親的農村女孩;而那時的最大瘋狂,就是副統帥造神統帥,其動機、用心至今是一個謎,自然是因為不曉得為啥要副統帥要逃、然後折戟沉沙,至今一筆糊塗賬。
副統帥有許多無人望其項背的絕句,如「幾百年出一個」、「活學活用」、「念念不忘」,還有一句叫作「一句頂一萬句」,後來被作家刘震云寫成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发表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2、3期,分为《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下两部,上部讲河南农村的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不得不走出延津寻找她;下部记述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一去一来,延宕百年。此作被称中国版《百年孤独》,2009年获得第七届人民文学奖年度长篇小说奖 ,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四、中國頂級富豪毛澤東
造神造出極權時代一個出版奇蹟,卻是作為作者的梟雄毫不在乎的,據說這筆巨款,由他的一個陪睡丫頭掌管,多少錢?
毛選出版四十億冊,稿費收入累計一點七二億人民幣。
一個人的著作,由國家出版、發行,並在現代迷信大潮中,迫使每一個人購買、閱讀,其神聖性超過《聖經》,也釀成無數慘劇。(王友琴《毛語錄受害者》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57561291953331/?)
但是毛死後這筆鉅款也無人繼承,通通繳了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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