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与怀
（前言：2016年，本人编辑出版了一部《文革五十年祭》。这一部收入32位澳新作家学者35万字文章、厚达456页的文集，据说当年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世界各地都绝无仅有。本人更撰写了长达三万字的“代序”：《毛泽东与当今中国社会》。现适逢文革六十周年和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特发这篇“代序”的第一节。这一节回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广大民众、中共思想理论界以及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经历十年“法西斯专制暴政”后，痛定思痛，热切参与“拨乱反正”，体制外和体制内都出现了一股“评毛批毛”浪潮。然而，文革以后所出现的这一评毛批毛、有可能让中国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势头，最后戛然而止。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终止了“非毛化”浪潮；又以他强势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今天，其错失历史契机的恶果影响之大毒害之深，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真是令人仰天长叹难以释怀！）
1976年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被抓。消息传出后，全中国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为这场反文明、反人类、摧残中华民族的大劫难的结束喜极而泣。当时人们把文革定性为极其残酷的“十年法西斯专制暴政”，全国掀起一个铺天盖地的控诉、批判浪潮。在文学领域，出现“伤痕文学”，后来进而有“反思文学”。各式各样的非官方刊物也像雨后春笋，纷纷问世。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五十余种出版，较著名的如《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等。北京在1978年至1979年间还出现令人瞩目的西单民主墙，每天群情汹涌，张贴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许多文章，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以激烈悲愤之情，揭露、控诉江青、林彪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及其爪牙的罪行，这也是当局所需要的，可以堂而皇之进行，加之他们的种种罪行确实罄竹难书；而其中所透露的精神实质，是要肃清专制余毒，要言论自由，要争取人民权利，是呼唤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是评论、批判毛泽东（“评毛批毛”），找出罪恶的根源……这个“非毛化”浪潮，一时声势浩大，波及全国，俨然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被史家称之为“北京之春”。中共当时要“拨乱反正”，所以领导人也给其以很高的评价。叶剑英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新的觉醒”。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也是肯定的。1978年11月，他借接见日本客人的机会表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在当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更掷地有声地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当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贴满大字报。
如果说，历经十年暴政的体制外广大民众通过地下刊物和民主墙自发评毛批毛，为民主、自由、人权大声疾呼，并不足为奇，那么，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则可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一件破天荒大事。在第一阶段会上，体制内的思想理论界，首次公开出现大规模评毛批毛的壮举。近两百位与会者解放思想，争相发言，痛快淋漓，会议气氛非常活跃。
与会代表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论及到1949年以来中共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指名道姓公开批评毛泽东，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判他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诸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理论、关于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文革中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体现了“第三个里程碑”的宝贝，全都受到批判。与会代表对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为“十七年”正名的结果，也得出“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极左路线的结论。与会代表批判“两个凡是”，全面否定中共十一大仍表示要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会上很多人还主张：把西单民主墙变成一个常设的发扬民主的阵地，要给它建一个挡风避雨的场所，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自由发表意见。
在会上，王若水一马当先，开公开评毛之先河，作了振聋发聩的长篇发言，题目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整整讲了一天，反应异常热烈，被誉为评毛“第一炮”。哲学家王若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得以参与高层意识形态工作的讨论，因而对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在王若水看来，毛泽东总是犯左的错误，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左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大跃进”，这和毛的好大喜功有关；左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和毛的缺乏容人肚量和猜忌多疑有关。这里是毛的个性起作用。毛泽东的这种个性之所以能不受抑制地发展，这就有制度的条件（高度集权体制），也有文化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和来自苏联的党文化）。在这种体制下，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个人迷信，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王若水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迷信是文革能够产生的重要条件。”
当时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也在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为《领袖和人民》。他认为，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国家领袖，绝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每个党员都忠于党的领袖，也显然根本不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他说，从历史观来看，《国际歌》和《东方红》就是不一致的。一个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个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它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如果党是“水”，人民是“鱼”，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他的结论是：“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公开评毛批毛的思潮甚至发展到中共领导干部大会上。1980年秋，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央机关约一千人，地方、省军级干部三千人）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千五百多名学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史家认为，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
当时会议简报刊登许多精彩的发言。
例如：中共元老、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泽东的片面性和十大错误：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不熟悉工业；不懂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济规律；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作；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挥手（1）》（澳华画家王旭作品）
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李颉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毛泽东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胡克实举例说毛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他说，毛的问题“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说：毛泽东的错误太大、太多。因此，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作家夏衍概括毛泽东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则言简意赅地概括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是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上将说，毛是“言必称秦始皇”。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说，毛“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中纪委驻农机部纪检组第一副组长宋敏之说，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得更直白，他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许多参与讨论者反对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他们强调，1949年中共执政后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毛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最后，许多参会人员要求重新撰写《决议》这个文件。在重新写的过程中，应该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种通过文字游戏来区别两者的论断显得太勉强了。还有，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大家认为，草稿讲“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个估计显然与事实不符，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
《1966年北京吉普》（澳华画家沈嘉蔚作品，2001--2002）
这些中共领导干部，以其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对毛泽东的思想、品性、行为及其在各个阶段引发的后果，深有体会，切肤之痛难以忘怀。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固然由于时代局限、自身局限，未必具有理论深度具有系统性，但句句实情，句句中的。
在那几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当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功勋至伟。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始并完成了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基本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强调：所有冤假错案，即使是毛主席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为代表的贱民群体背了三十年的耻辱桎拷。他这个贡献堪比解放黑奴的美国林肯总统。在意识形态方面，胡耀邦顶着来自各方面甚至是最高层的政治压力，一步步推进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他毅然决然破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此，那场此后被反复追忆、赞誉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全面铺开。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其《交锋三十年》一书中评论道：如此重大的举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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