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 2026-7-15
2026年5月16日，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南门涮肉馆。80岁的张德华一边喝茶，一边等待着和两位老友聚会，祝贺他的八十岁生日。
老张没有等来他的朋友——老刘和老郑先后打来电话，说警察警告他们：当天不能聚会。因为60年前的那天，是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
看来这生日是过不成了。老张掐指算算，接下来就是6月4日“天安门事件”纪念日，然后是“七一”（共产党的生日），再接下来，是文革的几个重要纪念日——对党来说，都是敏感日子。事实上，就像本文作者在全国范围内的寻访所发现的一样——2026年，中国针对文革信息的管控，以及相关的思想镇压，正在普遍地发生着，且并无掩饰。
消音文革：罚款查抄、警察上门、子女连坐
张德华的遭遇在习近平的中国并不罕见。1966年爆发、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隔着六十年的光阴，至今依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生活。
在老张被禁止和朋友聚会的13天后，2026年5月29日，居住在广西柳州市、75岁的韦文德，接到了当地政府对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韦文德因为在微信里向读者介绍《难忘的岁月——广西柳州文革纪实》一书，被柳州公安局找上门，不仅被没收了手里的114本书，还被罚款8000元人民币。印刷这本书的工厂，则被政府罚款15万元。
韦文德收到的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25年8月，我局接到举报，称此书内容涉政、涉文革，疑似违禁书籍，我局向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申请鉴定该图书样本是否存在违禁内容。2025年8月27日，该局出具鉴定书，证实此书含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等国家禁止的内容，属于违禁出版物……”
事实是，这本书于2013年8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中根据广西政府的内部机密档案与亲历者回忆，记录了文革期间柳州地区的派系斗争及其它重大历史事件，对地方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2026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60周年在中国被称做一个甲子。中国传统史观认为，历史是在治与乱之间周期性的循环，每个甲子初年的到来，都意味着循环的开始。 或许因为这种周期重启、历史更替的含义，加之当下中国高压的政治环境，当局的信息管控比往年更为严厉——纪念文革60周年的言论，则成为重中之重——所有的维稳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试图将一切可疑的苗头掐死在萌芽状态。
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孙怒涛和他的同事，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呕心沥血，编辑了14卷本的《清华大学文革资料》一书，收集了大量资料，记录下毛泽东如何以权谋对待知识分子，以及清华大学师生在文革中付出的鲜血与冤屈。但此书即将推出时，主编受到了官方严厉的警告——不准传播、出版。孙怒涛也是《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凝固的生命——清华文革死难者实录》等书的作者。
其实，早在2016年，文革爆发50周年的时候，中国体制内包括在大学和研究院所的文革学者，已几乎被完全控制住了。让当局头疼的是，民间的文革研究者分散在全国各地，且大部分都是退休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年逾古稀，仍旧在抢救记忆——从搜集文革资料到撰写文革回忆，从发表研究论文，到出版文革书籍。为了控制他们，主管部门通过当地党的宣传部门和地方的的公安局和派出所，对他们实施监控甚至上门胁迫。
以家住陕西宝鸡的章铎女士为例。章出生于1944年，1963年考入北大生物系，毕业后长期在陕西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作。作为一位民间历史学者，她用30年的时间，收集资料，研究母校北京大学的文革史，引起官方的恐慌。2016年起，当地四个部门对她实行监控。她所在单位的党委、公安保卫处，以及宝鸡市宣传部、扫黄打非办公室，还有她所在小区的片警和居委会主任，几乎每周都会敲开家门，要求她停止收集资料，或交出写好的书稿，并警告她不得在境外发表——理由是“会被境外反动势力利用，煽动国内的不满情绪。”
据笔者调查，面对官方的骚扰，章铎曾拿出1981年邓小平公布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理力争，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警方依然查扣她的快递；她外出受到跟踪；经常为她开车的司机告诉她，上面要求他报告她的行踪，以及与什么人来往。面对这些，章女士不肯让步，党委就用切断退休金来威胁她。看她仍然不为所动，当地警方找到她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和女儿，让他们出面劝说母亲——如果母亲不听，他们会被炒鱿鱼。
顶住重重压力，章女士于2020年通过美国华忆出版社，自费出版了《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全三册）；2022年又出版了《北京大学文革资料续编》、《北京大学文革研究文选》以及上下两卷本的《北京大学文革史榷》。2024年，章女士患病去世，当地宣传部、北京大学党委和陕西警方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中国，维稳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让一个即使已熟知监控存在的人也会震惊——不管你是在广西的四线城市，还是内蒙古的草原；不管是退休的老人，还是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不管你是回忆录的写作者，还是病危老人的采访者，如果你开始试图自己去寻访或研究历史，就会得到官方精准的“关照”——在北京，作家陈先生出了两本关于毛时代的书，为学界所重，官方随即叫停了他查阅档案的资格，并将他的另外两本书列为禁书。
据笔者调查，今年5月，文革“五一六通知”发布6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三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只因在微信里讨论“西方的一些学术研究误解了文革派系的性质”，就招来警察登门造访。被警察谈话时，她们才发现，自己的人生经历、家人信息，以及日常购物、看病的生活细节，警方都了如指掌。
类似事件并非只发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据笔者调查，在山东临沂，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钟先生，花费五年心血，写了一本文革回忆录，托朋友在海外出版，但书到手仅一周，就被当地的文化执法大队上门没收，在他再三恳求下，执法者给他留下了一本；在河北邯郸，王女士在海外出版了一本造反派口述，就遭到当地警方的连番审讯，书被查没，一本也没给她留下；在云南，一位七旬老太在香港跟某位出版商吃了一顿饭，回到昆明的当晚，就被警察从被窝里叫起来，盘问到半夜——为了当事人的安全，笔者只能在此隐去他们的名字。
据了解，这些民间历史学者，虽然住在不同的地方，但在被官方约谈或警察调查时，他们都会被要求“三不准”：不准传播文革信息；不准出版文革书籍；不准见外国记者。
中国式维稳：从大学、出版社、海关到街头打印店
本文作者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深知中共对文革研究领域的管控其实从未放松过——自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夫人江青沦为阶下囚，中共就意识到，中国人对文革的回望与质疑，可能动摇他们的合法性基础。
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在学术层面曾一度鼓励探索、讨论历史与理论问题（包括敏感议题），但也一直强调政治方向与意识形态边界。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文革是自身合法性的命门，如果研究无禁区，就会动摇主流的政治叙事。
所以，从邓时代对文革研究的有限开放，到江胡时代的“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再到习近平时代的“研究有禁区，发表不允许”。可以说， 对文革研究的管控，一直是中共思想言论管控的重点。
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在媒体、出版、印刷、网络、海关的多重监控之下，文革研究更成了不可触碰的红线。出版社、互联网、印刷厂甚至打印店都成了重点监控对象。
1997年以后，中国的民办印刷厂必须有官方开出的“准印许可证”才能印书。对于民间的回忆录、家史、传记、画册、摄影集等，官方要求印厂将委托人的各种信息登记在案。
2000年代中后期，公安系统将印刷业列入“特种行业管理”之中，街头的快印店也成为管控对象。公安要求店主张贴《警示公告》，这类公告的内容包括：“严禁印刷含有反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的内容。”以及“严禁印刷国家明令禁止出版、印刷的其他非法内容。”这意味着，那些谈论毛时代历史的文本，都无法在快印店打印或复制出来。
对印刷业的经营者来说，在本职工作之外，他们还要承担验证、登记、保管、交付和残次品销毁等义务。经营者还有义务向公安部门报告——中宣部下属的“扫黄打非办公室”规定，凡举报非法印刷物的，可获得10万元以上的奖励，重大案件能达到或超过20万。违反规定的，则将面临停业整顿、罚款、吊销许可证等处罚，还可能坐牢。2024年，北京海淀图书城“家谱传记图书公司”的创办人涂金灿先生，因承印了海外某华人的回忆录，据称已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如今不仅公司关门，职工星散，为其他客户印刷的书籍也被封存。
公安局下属的“文化执法大队”会突击检查快印店，一旦发现所谓的违纪违规，轻则罚款，重则停业。在敏感时期（如六四、文革周年、两会、领导人（如江泽民、李克强）逝世等），公安片警、文化执法大队和扫黄打非办会全体出动，上门检查，提醒快印店经营者不得打印控告信、上访材料和任何政治敏感的内容。
不屈服的民间历史研究者：沉井三百年又如何？
2002年8月5日，北京人朱元涛从香港返回北京时，首都机场海关查扣了他从香港购买的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称这本书是“禁止入境物品”，对朱予以行政处罚，没收该书。
朱元涛为此状告首都机场海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官司一直打到北京高院。2003年9月，北京高院宣判，朱元涛胜诉。尽管朱最终没有拿回自己的书，但此案表明，在江胡时代，法院还有一点可怜的独立性——至少公民还能通过诉讼挑战官方的禁书行为。
到了习时代，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发生——海关往往以“内部掌握”、“印刷品审查”和“敏感内容”为由，任意查没图书，而被扣书的人已不再寄希望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
2013年10月，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的女儿李南央，从香港返京，被海关扣押了50多本香港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李南央再三交涉无果，将海关告上了法庭。北京市中级法院接案后，一直拒不开庭审理，至今已经13年。李南央催问北京法院开庭审理的信已达百封，她戏称此事可上“吉尼斯大全”。李锐作为中共元老，其回忆录仍被视为禁书，说明习时代言论审查的任意性和扩大化。
2024年，年过八旬的陈吟吟用了20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记录家族四代人经历的百万字著作，名为《夜吟应觉月光寒》。因国内出版无望，作者自费交美国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出版。2024年11月，沈阳邮政海关收到了这家出版社寄来的18套样书（每套三册，共计54本）后，以书中有敏感内容为由，全部没收。陈吟吟从北京三次前往千里之外的沈阳海关交涉，在她“上访”和“上网”的威胁下，海关被迫把书退还她。但到她手里的，只有书的前两册，涉及到毛时代的第三册拒不退还。
从李、陈两位的遭遇可以看到，习时代的言论控制已从“特定禁书”扩大到所有涉及毛时代的印刷品。个人家史或回忆录成了禁区，而且审查机构一视同仁，无论是中共元老还是退休老者都不会放过。法院的独立性全无，行政权力成为绝对强势的存在。
而与此同时，官方对大学的控制更是变本加厉。2010年，中国高校已达到3100多所，其中200多所设有人文综合专业。这些大学曾有学者关注文革，也出版过一些有独立见解的学术著作，但如今，关于文革的论文和著作根本无法发表和出版，硕博研究生在选择课题时，也自觉远离毛时代的主题。
而官方的株连政策，更扩大了这一灾难性后果——在海外发表文革文章，或文革著作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不但本人要受到行政处罚，其所在的学校也可能受到株连——减少拨款，压缩课题。例如一向敢言的资中筠女士，她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就得到了有司明确的警告——如果资女士再发表言论，美国研究所的科研经费将大幅度减少，研究人员将被限制出国访学。
高压之下，如今的中国高校，文革研究成为绝响，其应有的功能丧失殆尽。如今只有一南一北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国史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当代史资料中心，还在小心翼翼地做着与文革沾边的工作，但也仅限于收集资料。文革研究的重任落在了民间学者肩上——例如，甘肃天水一对夫妇，退休后致力于历史研究，一直是《记忆》杂志的作者，老两口被当地严密管控，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受到威胁，但他们并不屈服——如今，老先生已经去世，但他身后留下了和妻子合著的十本书，四本资料集。
宋朝末年，写下《铁函心史》一书的学者郑思肖，因著述无法出版，曾用铁函将书封存，沉入深井，一直到300多年后的明朝，书才被人发现。郑思肖曾留下一首诗，后两句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今天中国的这些民间历史学者，他们可能无法看到凝聚自己心血的书出版，但他们和郑思肖一样，也有把作品“沉井三百年”的意志。
（本文作者为历史研究学者。为保护受访者，部分信息做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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