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zuolai · Sep 12, 2026
西方左派卷入共产主义宣传战（一）
一、共产主义发动的战争与宣传战
《共产党宣言》（又译《共产主义宣言》），不仅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政治文件，更是共产主义力量对全世界有产者的一份『宣战书』：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场面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战争从诞生开始就遭遇欧洲的阻击：『宣言』的引言中说：：“一个幽灵困扰着欧洲-共产主义幽灵。旧欧洲的所有力量都已结成圣盟，以驱除这一幽灵。”
法西斯的战争是种族识别，它由此导致了种族大屠杀与国家间的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战争是财富识别，依据财富划分阶级，阶级仇恨与种族仇恨一样，同样制造了世界性的战争与阶级大屠杀，由于种族屠杀发生在西方世界，所以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共同狙击，而阶级屠杀与政治屠杀发生在东方，西方左翼媒体人不仅选择性无视，反而对共产主义实验区苏维埃政权大加赞赏，并由此影响到西方主流社会，甚至影响到白宫的决策。
共产主义从它从诞生那一天起，最擅长利用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既借鉴了宗教的传播模式，又像商业广告一样蛊惑人心，构想了天国一般的共产主义蓝图、对贫苦人民无限同情，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具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与恐怖主义军事性， 一旦加入无法退出，宣誓永不叛党，并愿意献出生命。
共产国际、共产党组织极其重视媒体宣传，以影响社会特别是年青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章程』中印发传单的费用仅次于组织费用，传单的社会宣传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领导是中共的三大法宝，媒体既是中共的统战工具，又是中共的宣传武器，还体现中共的党的意识 形态。
1920 年5 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1920年9月第8卷开始的《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8 月，在苏俄资助下《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而《新青年》成为共产党机关刊物，是共运大外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收购：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最有影响力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均被苏联收入囊中，这次收购意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精英的大脑与思想全部被苏联影响与控制，无数中国人将加盟到共产主义事业中，成为共产主义一党教的信徒，他们愿意付出生命与热血，书写共产主义赞美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而奉献青春与生命。
共产主义的『真理』是宣传出来的，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从唯物主义到辩证主义，共产主义形成了一套特有的逻辑与伦理，对社会与历史、对政治与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它吻合了一代年轻人求公平正义、改变社会的心理。
由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的战争是基于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的宣传洗脑、改变人们的认知，是其战争启动的重要一环，或者说是其前提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左翼媒体人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共产党策划的工农运动与红军的宣传是中共大外宣战争的重要内容，左翼媒体人因此是西方世界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战士。
《西方左派卷入共产主义宣传战》（二）
美国引导世界、苏联殖民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格意义上是西方的世界大战，而另一场国际大战已然开启，共产主义在俄国获得历史性胜利，新的苏联共产革命的战火将以特殊的形态向中国输出。一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引导世界，而苏联开始引导并决定性的影响着中国命运。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历史改由苏联主导，苏联不仅主导中国意识形态，还将主导中国政治，因为，1919年五月五日，西方国家因对华保持中立而开始武器禁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苏联既向中国传播意识形态的武器，还将向中国革命力量输送物质武器。1840-1900年大清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东西方国际性战争，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中华民主共和国北洋政府，而1920年代之后，中国又开始一场国际性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战争，同时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是苏联支持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获得了胜利，中华民国失去大陆，美国失去中国，东亚历史甚至东亚文明被改写。 一战后的西方列国对华保持政治中立，但这却造成了两大严重的恶果：苏联支持北方的冯玉祥与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联合中国共产党，以充足的经费与武器，对亲西方的北洋力量进行北伐，直接导致北洋民国溃败，中华和平的宪政共和梦想破灭，苏联支持的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成为既成现实，后续的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战争、日本与俄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使中国形成三国格局。苏联不仅要消灭异已的北洋政权，还要报复1904-05年日俄战争的仇恨，并致力于将西方力量驱逐出中国，使中华成为苏维埃的中华卫星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联盟的成员国。 五四之后，一系列的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全中国展开，每一项本可以通过法律与协调可以解决的问题，都被制造成流血事件，然后引发全国性的政治抗议，其目标均指向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背后是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与驱使。苏联不仅有着强大的『计划经济』，还有着强大的『计划政治』。而大外宣是其政治扩张计划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李大钊、陈独秀还有后来的宋庆龄，是利用中国人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国际，进一步的则利用西方左翼力量加盟到大外宣中，使其向西方世界宣传，并出口转内销，影响本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当中国的工人被共产党力量运动起来之时，需要一只金喇叭向全世界广播，斯特朗与史沫特莱等人，就是共产国际向中国革命输送的金喇叭，她们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在城市开始，工人阶级是先进的无产阶级，通过工人运动占领城市夺取政权，利用任何一次劳资冲突，都可以制造成血案，然后升级为学生与工人运动，1925年（民国14年）2月上海日商与工人发生冲突，经上海总商会调解基本解决，后续的工人维权抗议也是正当合理，中共党员身份的工人顾正红却通过暴力冲突导致了流血事件，学生示威在英国租界区发生冲突，引发枪击造成死伤数十人的五卅惨案。 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发动的一场分裂社会的战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它必须越过边境，而共产国际制造的战争，以维护工人权益的名义，不用越过传统的边境，也没有制造种族仇杀，而是制造阶级冲突，同时，将阶级冲突、流血事件与冲突与资本主义国家捆绑在一起，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并使仇恨最大化传播，激发更多的人卷入冲突与斗争。 『五卅运动』延烧到广东与香港，又引发省港大罢工与沙基惨案。香港经济受经济封锁影响出现萧条。中共策划的社会运动目标非常明确，一是日资企业，二是英国租界，以此激发整个社会反日与反西方的浪潮，收回租界、反基督教和反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在全国激烈展开。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世界性战争，是共产主义世界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的战争。 政治运动作为一种战争形态，被共产党人充分利用，从五卅血案到省港大罢工，成功测试了西方列强的政治底线，即便发现了苏联的支持与动员，也保持了克制与中立，使得苏联进一步联合国共两党北伐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没有后顾忧的进行。 共产国际与苏联在中国开启的是一场多维度的战争，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西方世界的战争进入的是海陆空三维配合，而苏联在中国启动的战争，先是宣传与认知战争，抢占媒体平台，抢占道德高地，以底层贫苦大众利益为旨归，底层共产党人不惜生命的代价来维护所谓的工农权益，不惜破坏社会秩序与城市经济，以激发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与统治当局、对日本、对整个西方世界的仇恨。 西方国家保持了中立，但西方左翼却加盟到共产国际阵营，他们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的隐性战争的最有力的宣传武器。1925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正面报道』了这场惨烈的工人运动，并做了相关的社会调查，更多的美国或西方左翼人士随之进入中国，共运史上『伟大』的时刻，大外宣开始登场中国，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苏联开始动用西方左翼人士作为自已媒体人，到中国进行实地采访与观察，以考察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实践。 著名传记作家陶涵在其《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说到西方世界对共产党统治区的认知匮乏，以及西左亲共作家们对国统区的描写：『《西行漫记》是本重要、迷 人的书，但基本上它是对毛泽东毫无批评的一本传记，也是以毛泽东 及其同僚的角度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国共斗争史。 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 英勇抗德， 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向于相 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之主张。』1* 1*（《蒋介石与现代中国》P190） 斯特朗与后来进入中国的左翼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力远超过华盛顿、林肯与马丁 路德 金，中国曾专门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他们的名字首字母均为S，所以被合称『『3S』，其中两位死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享有崇高的礼遇，相当于日本的靖国神社，中国原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二枚20分的邮票图案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国家英雄一样得到特殊宣传。 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他们不是独立的媒体人，而是亲共的红色宣传战士，他们不仅是公开的支持中共军队与政策，还参与了隐秘战线工作 ，配合间谍情报，替中共充当信使，既穿梭于国共之间，游刃于战争前线与民间社会，还能将报道传播到西方世界，甚至能影响白宫，成为影响白宫决策的红色媒体人。 中国共产党的特色性在于，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亲情感，创造了革命大家庭的气氛，当国际共运分子或左翼进入中国之后能够感受到中共统战势力给予他们的『亲情』对待，这种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在早期中共统战工作中发挥巨大的力量，无论是进入延安的西方左翼进步青年，还是在重庆从事外交与军事工作的美国人，不知不觉陷入中共的统战陷阱，成为中共统一战线俘虏而不自知。二战结束时，一部分人醒悟，而另外一部分人仍然执着于自已的理念，共产主义信仰已深入到灵魂深处。 史沫特莱、斯诺与斯特朗都出身社会底层，青少年时代辛苦劳作或参与到社会弱势群体的维权工作中，对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不义，感受深刻，所以有一颗强烈改变社会的正义之心，有为理想社会而奋斗的情怀，少年初心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情感与思想，影响着一生的命运。 从国别看，他们是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正义的国族背景，从立场观念上看，他们是一道红色风景，他们利用了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者身份，甚至拥有国际慈善公益身份，掩盖了他们宣传并参与的红色血腥战争。他们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中共的成功一样，他们作为来自美国的媒体人，中国人民用血写的现实，被他们伪饰成墨写的谎言。 由于他们深度卷入到中共的宣传战之中，不知道自已已然是参与政治的战争行为，将自已的理想与生命与中共的事业融为一体。无论有没有加入 中国共产党组织，实质上或精神上完全 是虔诚的中共党员，共产主义的红色宣传战士。他们死后能够葬于中共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或北大校园，说明他们在中共体系内受到至高的尊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整体红色宣传过程中，都享有了美国国家的身份保护，而当战争结束时，他们成为追责的对象，但却逃脱了应有的法律惩罚。 无数共产主义受难者，有他们一份孽债，共产主义耻辱柱上，也会铭刻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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