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者【Pulse 快評】2026-9-12
自1989年起，支聯會一直以「愛國」自居，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歷史開了一個玩笑：那些被視為「愛國」的行為，如今竟成了「煽動顛覆」的罪證。
法官在判詞中，用了不少篇幅論述為何案件屬於「情節嚴重」。儘管法庭也承認，案中不涉暴力，也無具體的執行計劃，但「動盪不安的社會氛圍」、「具一定影響力」、「持續14個月」等理由，構成了一個無形的羅網。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提出，當權力決定將某種意識形態視為威脅，法律邏輯便會自動調整，將一切微小的動作——發表文章、聯署、呼喊口號——無限放大，直至其成為足以撼動國家的「危險舉動」。
法律條文可以重寫，但歷史記憶卻難以刪除。香港是一個充滿記憶的城市，維園燭光曾是這個城市最獨特的標記，它代表着一種與西方文明世界接軌的道德良知。如今，燭光熄滅了，全港一片肅靜。這種靜，不是平靜，而是一種令人窒息的壓抑。
三名被告的刑期，足夠讓一個嬰兒長成小學生，也足夠讓許多人學會審時度勢，學會閉嘴。這是一場針對記憶的打擊，當權者深知，要徹底改造一個社會，不僅要清除肉身，更要清除那些與過去連結的符號。
這場案件，還牽涉到那座不知去向的「國殤之柱」。法官說容後處理，似乎連這座冷冰冰的雕塑，也成了法庭的燙手山芋。這座柱子，本是歷史的見證，如今卻成了「證物」。
李家超說：「法律從不容許任何人假借人權、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傷害國家及同胞。」但問題在於，甚麼是傷害？是維園那幾萬支燭光，還是那個無法容忍燭光的體制？一個強大的國家，難道連幾句口號都無法容納嗎？這種「安全」，究竟是真實的安全，還是當權者的心理安全？
我們正經歷一個「去記憶化」的過程。舊有的地標被拆除，舊有的名字被抹去，舊有的書籍被下架。鄒幸彤說她「無罪可悔」，這句話在歷史的長河中，顯得格外清脆。她或許不是一個稱職的辯護律師，但她無疑是一個出色的時代見證者。
數年之後，當李卓人和鄒幸彤走出監獄，香港會變成甚麼模樣？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我們唯一能做的，或許就是把這些名字記住，把這些曾經發生的事，留在心底的某個角落。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那句被引用到泛濫的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未來，香港每天都會繼續上演着這場殘酷的拉鋸戰。
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裏提出了「忘懷洞」（Memory Hole）這個概念，意指將不符合官方敘事的歷史文件銷毀。但人類的記憶，不是可以輕易被扔進焚化爐的紙張。當所有的具象紀念物都被抹除，記憶就會退守到人的內心，成為一種更加堅固、更加私密的信仰。
這座城市，近幾年得了一種名為「失語症」的時代病。我們不再談論某些事件，某些日子成了禁忌，一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卻刻意繞開的黑洞。因為說出來太痛，也因為說出來無用。這種由巨大悲傷轉化為顧左右而言他的無奈，正是今日香港人的寫照。但沉默，並不代表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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