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档案馆
编者按：
近日，据媒体报道，已身陷囹圄四年多的中国记者董郁玉被检查出心律失常，肺部发现肿瘤。他的家人呼吁当局实行人道主义，让董郁玉取保送医，以接受更好的治疗。
董郁玉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9年因参与天安门抗议，被下放劳动一年，后回到《光明日报》工作，曾任评论部副主任。2022年2月董郁玉在北京失去自由，2024年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尽管官方未能提供定罪证据。董郁玉是中国资深的记者和评论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养丰富的政治学研究者，在1998年就与人合著出版《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一书，呼吁宪政民主与民主。
2013年，董郁玉曾在《炎黄春秋》刊文评论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对这本书的价值，以及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今年正值文革爆发六十周年，本站精简此文，重新刊发，并在此呼吁全球知识界关注董郁玉的案件以及他的处境，希望这位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能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中译本，于2012年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该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1980年代和1990年，曾由中国内地的出版社删节后出版。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旁征博引之全面，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官方党史、或者说是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使读者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文革起源历史的具体是非中，而不可自拔。
1. 谁的文革？
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以证明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西方格言——编者注）。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而同样的事实，如果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政策并实施的结果。
而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一个掌握了国家全部的政治权力，从而应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或所谓改革派、保守派代表整个党，并承担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这样，文化大革命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等一堆党内事务。
这种叙事框架，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诠释他们所主张政策的好、坏。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中共党史叙事中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2. 谁的政策？
对国家政治而言，一项公共政策，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党内政治权力。这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49—451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起源》一书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原本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具体实施政策的人，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也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的分歧，只能以前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的参与者都清楚，此时，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而毛泽东由此产生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一书，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党内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
3. 谁的责任？
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虽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的基础——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也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都成了这个“神性”的证明。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祗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祗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祗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纪”？（《大跃进1958—1960年》第314页）
也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构，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他本人则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因此，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指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政治实践。
至今，“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天安门上那句证明毛仍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 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源》一书，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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