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逊
这本书是关于1966至1976年中国文革时期的上海。为时十年的文革夺去了太多人的生命，也夺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但当这场文革刚发端时，我却是拥护者甚至是参与者。
1966年初夏文革骤起，我是上海一所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这一年局势变化之快之多令人应接不暇。这种变化从前几年就已开始，一再升级的阶级斗争和忠于毛泽东主席的教育宣传，越来越刺激着我们本已紧绷的政治神经。6月18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在此之前，文革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还只是遥远的口号，取消高考则直接关系我们切身。当从学校广播喇叭中听到这一消息，有些功课好的同学非常受打击，但我却有种解脱甚至是被解放感。因为到秋天我们将升入高中三年级。整个高三的一大半时间将是高考准备。取消高考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摆脱海量练习题，摆脱紧张的高考。至于取消高考中学毕业后将面临什么，我根本没有想过。
接着就是“红八月”。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席卷全国，上海也成立红卫兵。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四旧”。“破四旧”的一项内容就是去革命对象家抄家。如今回想，抄家名单应该是各公安局提供。我们学校红卫兵团领到抄家名额后分派，我和两个同学分派到一个抄家家庭。已经是晚上，我们在黑夜中敲门，一个瘦小男人开了门。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心一下揪起：昏暗的灯光照着两个五至八岁的孩子，惊恐地缩在母亲的怀里。我无力再踏进屋子。我站在门口对那个显然是父亲的男人说：我们是二中的红卫兵，来“破四旧”，你们家有什么“四旧”，自己交出来吧。做父亲的去屋里，转身拿出了两本画着古代故事的小人书。那时候，凡有中国古代人物形象的图画都是“四旧”。我拿着这两本小人书带着两个同学逃也似地离开。同学不解：我们为什么不进去查抄一番？我说：你们没看到两个孩子吓成了什么样吗？这是我的良心第一次被文革现实鞭笞。
再后来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的耀武扬威让我非常看不惯，再加上听说他们动不动打人，而且还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本能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以后的形势越来越乱，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兴起并壮大。这时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比过去宽松得多，我感受到某种解放感，因为终于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观点，可以自由地集会及参加各种组织。当然，还是有着限制，那就是不准对毛泽东以及他的文革领导班子表示不满。这样的状况并不持久，到1969年以后一切回到了从前，发表个人观点又有了禁忌和危险。从小到大的共产主义洗脑教育让我根本不敢怀疑毛泽东，我努力跟上他所发动的文革运动。我那时根本没意识到那有限度的看似民主和自由，只是毛泽东为了利用我们的短暂赐予。
面对着那些被批斗的老师和各级领导，以及各种被划入另类的文革对象，还有越来越升级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良心和直觉经常搅动着我的革命理智。我始终和文革有点格格不入，被造反派同学称为“老保”（保守派）。1966年12月，我和另外9位同为“老保”的同学，远离上海政治漩涡，两个月步行约1000公里去江西的井冈山，那是毛泽东当年割据的根据地，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刚到井冈山，就传来上海发生“一月革命“夺权消息。我们回到上海，上海已经大变。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被打倒，造反派掌握了上海局势。
我不愿融入造反派，但也不知该怎样投入文革。整个1967年和1968年，我始终是个不积极的旁观者。不过，我虽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文革，但身边的同学或朋友有比较热心参与的。他们中有参加地区和市一级红卫兵组织的，有参加红卫兵报纸编辑的，有热衷于参加各种事件的。和他们交往，我及时了解到许多事件过程。整整两年，时间毫无价值地流逝，有时是学校或社会上发生的看似热闹的各种事件，更多的是无课可上而无所事事的校园生活。我们是住宿学校，女同学们闲得以刺绣、编织打发时间，我也学会了编织毛衣。让我觉得充实及有价值的事只有读书。我阅读各种搜寻到的书籍，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书籍。当我读着那些历史叙述，有时会想，眼前这样的时代，以后回头看会不会是一段特别的历史？人们将怎样记载和评价这段历史？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四十年后我会加入记载这段历史的行列。
终于到了1968年秋天，学生们的两年狂热迎来了惩罚性结局。大学生们绝大部分被送去“干校”，先“劳动锻炼”一阵再等待工作分配。中学生们则大部被分配去贫穷的农村或偏远地区，称为“上山下乡”。当初热烈拥护取消高考得到报应，我们失去继续升学的权利。不过我还算幸运，被分配在上海电机厂，当了一名油漆工。上海电机厂是一家地处上海闵行工业区的万人大工厂。当时上海这样的大工厂不到十个，这类全民所有制大厂的工人被视为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核心。
如果说1966年到1968年底“停课闹革命”近三年，我对上海的红卫兵运动有着感性体验，那么在工厂十年，则使我对工人造反派有了近距离观察，而之前我只是从传单和报纸上感受他们的形象，那是被文革宣传描绘的敢于革命的高大形象。可上海一系列文革事件给我的印象却是他们似乎有着破坏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倾向。进厂第三天的车间大会，一名造反派工人发言激烈，指责车间领导成员中造反派太少。这个直接的最初印象似乎印证了我对工人造反派的负面感觉。我当时觉得这是派性，很反感。
可当我和我们车间的工人造反派长期相处，我对他们的印象有所改变。他们在工人中比例不是很高，我们车间当时600多个工人，坚定的造反派工人好像也只有20多个。他们年龄一般都很年轻，最多不过30岁出头。他们中大多数人工作认真负责，有些还是技术好手，例如那个被我反感的发言者。他们关心时事，正直，有着民主意识，敢于批评车间和厂部领导。我甚至觉得，他们似乎比一般工人更有着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主意识。文革中他们中许多人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担任了生产组长、工段长或车间主任。责任多了，他们的工资并没有相应增加。我们车间还出了一个中共中央第九届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他文革前是车工、车间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文革中造反。我在工厂十年没有见到过他。但十年中即使在保守派工人中我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负面评价。
不过，我们车间的工人造反派身上也有着明显的派性，他们特别关心造反派在车间和工厂党政领导机构的比例，这似乎是文革带给他们最明显的时代特征之一。他们对批评或反对文革的动向特别敏感，容不得任何对文革的否定。这些当时都令我反感，所以我贴过他们中有些人的大字报。他们和我在最初几年也不融洽。但他们对我始终是宽容的，从来没有为难过我。文革中取消高考，改为“推荐”。车间革委会曾经接连两年推荐我上大学，他们都没有阻挠。但我的名字送到了厂部，却没被厂部推荐。
当然，我的这些感觉只是限于我工作了十年的车间。而在整个工厂，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工人造反派中有在武斗中打人，有当上了厂工会副主席后玩弄女工，等等。如今回想，工人造反派的派性除了其它原因，实际也是一种不安全感，总担心哪天时局翻转自己被“秋后算账”。因此在整个文革中他们特别关注自己这一派的处境。而后来文革结束后“清查”，也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厂的党委副书记、工人造反派干部李，就被判了三年徒刑。另外一个车间的工人造反派陈因曾经打过人被判三年徒刑，还有那个玩弄女工的厂工会副主席庄也被判刑。我们车间的工人造反派包括金祖敏都没有被判刑。但所有造反派都被开除中共党籍，解除各种职务，重新成为普通工人。我那时对他们有些同情，我十年中经常下班后仍在车间看到他们的身影。这样延长工作时间，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报酬。我感受到他们对车间生产的责任心。我想，难道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要由这些普通工人承担历史责任？作为文革参与者他们（也包括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当然有应负的责任，但为什么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却不被准许批判？
文革结束后，我被调去上海市总工会。先是在评选“劳动模范”部门工作。后来应我自己要求，我被调去总工会下属的上海工人运动研究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全国从省市部门到基层单位普遍被要求撰写地方志。我所在的工运研究所负责撰写上海工会志，我被分配撰写文革部分，这也是我自己提出的申请。这使我能够接触到一些档案。在中国，文革档案始终不被允许开放，但在那段全国编志的时期被有限度地开了一点缝隙。读着那些档案，亲历的场景重现眼前，文革中曾经闪过的谁来记录历史的念头被激活。
就这样，我开始研究上海文革。我十年工人身份及总工会工作经历，使我对文革中工人运动包括工人造反派和工人保守派倾注更多关注，这也是我的工人情结。但能称得上研究的写作只是在我下班后。上班时我只能按上面要求对这一段历史“从简”撰写，也即尽量写得简单，这是执政党不愿意提及的忌讳。我这套书十年前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却至今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如今历史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但文革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彻底反思和批判，为复辟留下路径。尤其近十多年，我青年时的记忆在中国越来越多地重现，历史仿佛又穿越回归。
对比韩国，七十年代开始的韩国民主运动为韩国人民争来如今的民主自由。而中国至今仍在专制中打转。文革中我们自以为获得了民主自由，虔诚投入。殊不知被毛泽东恩赐的权利，虽然披着“民主自由”外衣，本质仍是集权。韩国人民靠自己的抗争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权利。而我们至今仍未摆脱皇恩浩荡的文化基因，期盼着掌权者赐于民主自由。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反思。
很高兴我的书能与韩国读者见面。我非常感谢韩国岭南大学历史系孙承会教授和他团队历时三年多翻译的辛劳。我还感谢韩国世昌出版社出版我这本这么厚的书。同时我也感谢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所有韩国读者。
李逊，2025年6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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