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一般意義上是指用非常規方式改變政局，主要是奪取最高領導權。本文所述之『政變』，可名之為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政變』，就是最高領導人自己發動，改變國家體制或政治路線，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或夢想。
可以說，當代中國，由三位領導人主導或親自發動的『政變』重創與重塑。為什麼毛時代、鄧時代與習時代既有共性又有迥然不同？共性是黨性或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而差異性，則是領導人的『個性』或心性決定的。用中共特色的術語概括：毛澤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是修正主義者，是用資本主義來拯救社會主義，而習近平，則是通過做強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世界，要重塑世界秩序。
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他們之所以能夠發動『政變』，是因為他們擁有了對軍隊的實際控制權，依恃軍權而擁有政治威權。中共建政時，宣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建政後，是槍桿子維持政權，也用槍桿子維繫個人威權與政治極權。毛澤東完全掌控軍權，所以實現了由集權到極權的升級；鄧小平通過修憲，確立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由軍權而威權，沒有致力於個人終身制，沒有形成政治極權；習近平由集權無法達到鄧小平那樣的威權，卻在追求毛澤東式的政治極權。
本篇主要分析毛澤東發動的三次『政變』，一是終結新民主主義路線；二是變黨國為自己的個人『革命王國』；三是：背棄宗主國蘇聯，重建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三次政變，不僅引發了災難性後果，還重塑了中國政治與社會，甚至影響到國際政治格局。
一、第一個五年『政變』：『共和國』變黨國
毛澤東兩個理想互為前提或條件，一是社會主義理想，二是個人至高威權，如果搞新民主主義，民主選舉制，毛澤東無法終身當政，如果不能長期執政，其他人不會像他那樣，執著於極端的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所有的運動或製造的災難，都因為這兩個理想。為了自己的理想，不時發動大規模政治運動，也不惜國家和人民付出任何代價，毛澤東策劃主導的政治運動，本質上都屬於政變，改變國家政治格局。毛澤東的詩篇中說得清楚：『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1953年六月開始，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本質是一份政治大變局的計劃，所以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背後是『政治大變局計劃』，它比文革的影響還深遠，還無法糾錯，帶來的惡果也更為嚴重。在短短五年中，一系列關鍵行動迅速展開：1955年後，在「社會主義高潮」的政治推動下迅速轉向高級合作社，農民對土地的私有權轉化為集體所有，個體生產單位被整合進集體組織；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改造。形式上採取贖買，實質上是經營權與資源配置權逐步轉入國家計劃體系之中，至1956年底，私營經濟基本被納入國家控制框架；統購統銷制度的建立，這一制度不僅為重工業積累提供了資源基礎，更使國家通過糧食與生產資料的壟斷配置，獲得對城鄉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高度控制能力。國家完全控制了工商業勞動人民的勞動資源與資產，這確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甚至是氏族公社之後，人類最大的變局，人民幾乎完全失去了私有土地與經營工商業的權利。
因為黨內阻力，所以要動用民主黨派與社會力量對黨提意見，沒想到，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政協委員直接反對『黨天下』，要有真正的參政議政權利，加上斯大林被赫魯曉夫政治清算，毛澤東隨之發動了反右運動，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大清洗運動，基本消滅了一代中國知識精英，『政協』組織與政治協商機制也隨之被歸零，新民主主義被終結，1949年《共同綱領》確立的『共和國』隨之變成了黨國。人民公社制度實質上是遠古時代的氏族公社制度，當時是部落首領控制一切，變成了黨組織控制一切生產與生活資源。
1953-1958年的政治巨變，直接帶來兩大災難性後果，一是消滅了民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精英，使其斷骨丟魂，從此沒有獨立生活能力，也沒有自由精神，政治協商讓位於黨控制下的人大體制，數百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並被肉身消滅（維基百科：據解密中央檔案，全國實際劃出右派分子超317萬人，還有143萬餘人被貼上「中右分子」的標籤而遭到批鬥和迫害）；二是三年大饑荒製造的人道災難，數千萬人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相比那些推翻政府奪取最高權力的政變，毛澤東在五十年代發動的政變，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罕見的，製造的災劫也史無前例。
毛澤東在重創中國同時，也重塑了中國政治與社會，城鄉二元體制、農民土地無法私有、知識分子失去參政議政自由權利、黨控制全國人大、黨章高於憲法等等，皆被毛澤東定格，鄧時代均無實質性修正與改變。在我看來，1950-1962年毛澤東主導政變製造的災難，遠遠高過所謂的文革十年災劫，因為它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中國政體與經濟體制，如果長期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中國人民的災難不會過於深重，也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災難。
二、文革：黨國變成毛澤東的個人王國
毛澤東的第一張大字報，是《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提出），因為黨內出現了修正主義，而毛澤東要堅持原教旨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兩個中央的鬥爭，毛澤東不通過黨內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解決，更不經過全國人大或黨代表大會的方式解決，卻通過發動紅衛兵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打倒劉少奇，用非法的暴力方式，改變了中共內部的權力格局。
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實質性地顛覆了原本具有一定官僚程序性的「中國共產黨」，將其重塑為一個以「領袖崇拜」為精神內核、以「革命委員會」為組織形式、以「軍隊」為暴力後盾的極權主義革命政權。這不僅是對劉少奇個人的政治清除，更是對中國數千年來文明根基與現代政黨邏輯的一次毀滅性重構。在這種體制下，不再有黨章和法律的約束，只有領袖的「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起於一場奪權政變，使黨、國二元政治變成一極政治，毛澤東因此取消了國家主席職位，黨政系統被革命委員會接管，所以，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個名稱，它既是一次黨內奪權政變，又是一次共產黨政權的自我重塑，它又一次重創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以及社會道德與教育。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只有一個勝利者，就是毛澤東，這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是一神造成，數千萬人受迫害與致命傷害，如果說五十年代毛澤東的政變改變了國家政體性質，社會主義的黨天下，代替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協商、共和體制，那麼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則是將黨天下，變成毛澤東集權的個人王國。
三：對蘇聯『叛變』，成第三世界領袖
蘇聯是中共政權的宗主國，也被稱之為社會主義的『祖國』，毛澤東五六十年代發動的重大運動，震源都與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有關。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去斯大林化」，引發東歐異變。毛澤東無法容忍中國出現修正主義，自己身後也被政治清算，加上蘇聯提出在中國建長波電台、提議建立中蘇聯合艦隊，而蘇聯由此會變成新的「大國沙文主義控制者」。中蘇因此分裂，導致1960年蘇聯突然撤走全部專家，撕毀合同。
到1960年代後期，矛盾升級為地緣政治衝突：1969年爆發新疆邊境衝突，蘇聯甚至準備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並告知美國，美國政府遏止了蘇聯對中共核打擊的衝動。
毛澤東對蘇聯的政變，引發重大後果：1959年之後，依賴蘇聯的工業化進程失敗，年輕人無法進入工業體系，卻成為紅衛兵，與當年義和團一樣，毛澤東通過上山下鄉挽救了這場危機對政權的衝擊。美國政府遏止了中蘇戰爭升級為核戰爭，由此制定了對中蘇的分化國策，毛澤東一方面與美國溝通、示好，另一方面建立第三世界革命陣營，通過當一極世界的領袖，滿足其世界共產主義領袖的夢想，為此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因為輸出革命，需要同時輸送巨大的經濟利益，中國五六十年代的糧食匱乏之時，仍然要向第三世界無償援助，這一模式仍然被習近平變相沿用。
結語：
如果沒有毛澤東通過政變終結新民主主義階段，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不會蒙受二十多年的巨大災難，所以，中共政權，既有黨章決定的特性，也有最高領導人個人意志決定的特殊性。黨領導一切，特別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政變成為可能，也使中國不斷被掌控最高權力者重塑，每一次政變重塑過程，都會引發國家級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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