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議會（臨時）籌備委員會 X
@China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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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澳大利亚选区召集人 杨纯华
从中国议会（临时）筹备委员会成立的那天起，每当“中国议会（临时）”在其平台发布文宣后，评论区就迅速出现大量污名化、标签化与人格侮辱式留言。我们还发现，很多以不同账号出现留言惊人地一致，甚至几十个账号留下的是一个模子的话语。这种现象本身，比留言内容更值得分析。它不是偶发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舆论操作模式，是威权政治在数字空间中的延伸。
发起“中国议会（临时）”倡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的 王丹。三十余年来，围绕“六四”的公共记忆始终处于压制与抗争的拉锯状态。每逢相关纪念或政治讨论出现，便伴随系统性抹黑与“动机论”攻击。这种模式化反应，恰恰揭示了一个事实：权力最害怕的，不是情绪化的呐喊，而是制度化的表达。
一、污名化的逻辑：从“境外势力”到“失败者叙事”
上述出现的污名民运的留言呈现出三种典型话语策略：
境外代理人标签：例如“帮美爹搞臭中国”。—— 这是一种“主权焦虑话语”。它将所有民主讨论等同于外部操控，从而避免讨论政治制度本身的正当性问题。
失败决定论：例如“从来没有成功过”。—— 这是一种历史虚无化的叙事，将任何未即刻实现目标的政治努力视为“假命题”，否认渐进式制度建设的价值。
人格污名化：例如“讨食的野狗”。—— 通过羞辱与去人化语言，使理性讨论无法展开。
这种三段式结构，并非偶然拼凑，而是高度一致的舆论模板。在中国大陆官方与半官方舆论环境中，“颜色革命”“境外势力”“民运失败论”等词汇，长期作为政治防御机制的一部分。
二、为什么制度化尝试会触发高度敌意？
“中国议会（临时）”声明中的关键句在于“让抗争不只是停留在记忆与呐喊，也开始走向制度化的讨论、协商与实践。”这句话触及了威权政治的核心敏感点——替代性合法性框架。
在政治学意义上，一个政权的稳定依赖于三种要素：强制力、经济绩效、合法性叙事。当民间开始进行“制度预演”，即提前讨论宪政设计、议会规则、权力分立等问题时，它并非简单的情绪表达，而是在构建一种“未来国家形态的草图”。这种草图本身，即构成对现存权力结构的象征性挑战。
历史经验亦可参照。1980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最初并非暴力革命组织，而是以制度讨论和自治实践为核心。当它逐渐形成替代性公共空间时，便引发政权的高度压制。团结工会的核心人物之一是 Lech Wałęsa，后来成为民主转型后的总统。威权体制往往对“制度讨论”比对“街头呐喊”更警惕，因为前者更具持续性与结构性。
三、数字时代的“外宣水军”机制
在中国大陆语境中，常见的网络舆论干预形式包括：有组织的评论刷屏；关键词情绪引导；人格抹黑与动机质疑；通过嘲讽制造“沉默螺旋”。
这种操作方式与苏联时代的宣传技术有相似之处，只是载体从报刊转向社交媒体。在现代传播理论中，这属于“议程干扰”——不必反驳论点，只需制造噪音，使严肃议题难以持续。
更重要的是，它制造一种心理效果：“你们是少数，是失败者，是被时代淘汰的人。”这是一种情绪侮辱，而非事实论证。
四、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与其回应辱骂，不如回到核心议题：民间是否有权讨论未来制度设计？海外华人是否有政治表达的正当性？六四记忆是否仍具现实意义？这些问题本身，才是评论区刻意回避的焦点。
历史上，任何民主转型都经历过漫长的准备期。西班牙从佛朗哥体制过渡至民主，经历了制度谈判；韩国从威权走向民主，也经历长期民间组织化。韩国民主运动的重要象征人物之一是 Kim Dae-jung，他曾长期流亡海外，却在转型后成为总统。流亡与失败，并不等同于政治不正当。
五、嘲讽的背后：制度自信还是制度焦虑？
如果一个体制真正自信，它无需组织性嘲讽来压制替代性讨论。当“制度化探索”触发密集攻击时，反而说明：记忆仍在，议题仍具穿透力；未来的想象仍未被完全封锁。
在社会学层面，这种现象显示出一种“合法性紧张状态”。官方叙事强调历史终结与政治稳定，但民间仍持续提出制度替代方案，这种张力无法通过辱骂消除。
我最后要说的是，“中国议会（临时）筹备委员会”的倡议是否成熟、路径是否可行，可以讨论，也应当讨论。但将其简化为“讨食”“境外代理人”，不过是逃避论证。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评论区的辱骂，而在于一个社会是否允许人们为未来设计制度？是否允许不同政治路径的公开讨论？是否承认历史记忆的延续价值？
三十多年过去，六四已从事件转化为历史记忆与政治象征。记忆可以被压制，但制度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在数字时代，围攻与污名或许会制造噪音，但无法压制制度论证。真正决定未来的，从来不是辱骂的音量，而是制度设计的深度与社会支持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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