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行舟 自行舟 2025年11月23日 （修订版）
陈小雅
鉴于国军在“国共交战”中的屡屡失利，在国府有计划“迁台”的同时，“保密局”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也启动了未来大陆人员的“置留计划”。过去负责中共“解放区”潜伏人员的第一、第二两科，专此筹划布置。不仅戴笠送给胡宗南的妻子——军统培养的最优秀人才叶霞翟——被问及去留意向，各地站点，也都做出了筛选。选择标准：凡“生存条件适合、志愿留下来工作者”，经短期技术指导，经“立足身份培养”的人，均不必随大部队撤退。据负责过这项工作的原军统“天津站”站长回忆，这项工作当然很艰苦，“意志薄弱的，当然不敢应命。虽然如此，愿意留下来的，还是大有人在。”
从《长编》梳理的事实看，从三十年代起，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对章乃器的“围猎”，从“官诱”、“色诱”到恐吓威胁，花样翻新，却从未放弃。从出面与章乃器“接触”的人员的“级别”和他们的派系驳杂看，这些行动的“总后台”，除了蒋介石，不可能有别人。孙采苹当选“国大代表”，可以视作对章的进一步“围猎”步骤。而“应邀”到章的公司任职，恰与保密局“置留计划”启动的时间吻合，则可以视为“立足身份培养”的第一个步骤。
“立足身份培养”
此后，她响应章乃器的召唤北上，又进入中共华北局——为适应战争进程，“新政权”干部奇缺而主办的干部学校——华北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前身）。学校合并了原陕北公学与北方大学的建制，校址设在河北正定。学校设有“四部”两院：一部负责政治训练，学制3-6个月。二部：负责培养中等学校师资，设国文、史地等六个系。三部负责培养文艺干部，下设文工团和美术工厂。四部是研究部，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师资提升。两院是：工学院和农学院，分别进行工程技术及农业人才的培养。自1948-1949年，经过短期培训后输送至全国各战线支援解放战争和建设的学员近2万名干部。
进入这所学校的人，只要学习通过、政审合格、正常毕业，一般都能安排在各级政府部门和下属事业单位工作。据中组部的朋友介绍，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到80年代，都可以按“老革命”获得“离休”待遇。
这无疑是孙采苹的一次“染红”机会！亦即“立足身份培养”的第二个步骤。
到目前为止，尚无资料披露她在此校“进修”的专业。从她后来的位置看，可能在医疗系统。这是一个比教师更受人尊敬，也不可或缺的行业。人可以不受教育，但不可能不生病。所以，这是一个保证既有饭吃，又容易立足，也有机会接触各种级别人物的最佳位置！
尽管“中山青年”说：她因为“历史问题”，“整个50年代”都处于“失业状态”。我倾向于她是通过了华北大学毕业“政审关”的。也可能她填写的履历迴避了敏感的节点，也可能“介绍人”很过硬，不然，她没有机会在毕业后“定居北京”。不仅如此，可能她分配进入的还不是一般单位。岂知，福兮祸所伏，这一步“跃进”太猛，她碰到了更严密的审查制度和更有经验的审查者，她的履历发生了问题！
这些问题就集中在前述我们关注到的三个节点：
1、留日学生训练班
2、中央训练团
3、行宪国大
据“中山青年”说，正是这三个“疵点”，成了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孙采苹不断被审查的“历史问题”。
我倾向于，章乃器此时也未发现或与闻孙的“历史问题”。离开河北正定后，孙采苹就住在距章乃器与杨美真的家只有1.7公里处的东四汪芝麻胡同。步行只需23分钟……
汪芝麻胡同至灯草胡同
孙采苹的最后一线希望……
1950年6月，章立凡出生后，就住在汪芝麻胡同。
也许是对此地有特殊的感情，有一次说起我侄女在该胡同的机关幼儿园日托，章立凡很内行地向我介绍了这个胡同的名称由来：“汪芝麻”其实就是“糊纸马”的变音。没错，与围绕北京皇城的各胡同多是按“行业”划分和取名一样，这条胡同里集中的都是糊纸人、纸马的作坊。想必这里曾生意兴隆，他小时候，就是在那样一种氛围中长大的。
可惜的是，这对单独生活的母子，除略有积蓄外，并没有自己的生活来源。每月都是由单位配给章乃器的“后勤张荣”或其他子女送“生活费”上门。哪一次送得晚了一点，她就会亲跑到8公里外的粮食部大门口去叫。弄得好面子的部长大人下不来台。
汪芝麻胡同至粮食部
据章乃器的外孙女说：“有时孙彩苹会送年幼的孙立凡到外公家门外，让他进去拿生活费，遇到吃饭时，会被安排在厨房独自吃。”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不了解的人多有疑问：
孙采苹既然是中国的“节制之母”——刘王立明的员工，应该深通“优生优育”的道理：在环境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要“节制生育”。况且章乃器与前妻、“前缘”已经有5个孩子，连正妻杨美真也遵循师母教诲，没有生育。孙采苹自己已不算年轻，也不是没有后代，为什么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呢？
看到这张照片的人，一定会读出母亲眼中的喜悦，眼中的光！也许，那就是她今后的全部希望？！
旧社会确有“奉子成婚”的习俗，但孙采苹是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身体、各方面素养都不错，不靠婚姻、不靠丈夫，没有公职，也能和千千万万知识或劳动妇女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活下来啊！可她还是选择了生子，在章乃器最繁忙的1949年8月，可能是从上海出差回京的时刻……
为什么会是这样？
如果她没有“特殊任务”在身，她不需要与其“宿主”之间有一个牢固的“纽带”，这一切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坊间都说：一孕傻三年。但即便如此，也挡不住中华儿女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生命“密码”。如果为了信仰，为了曾经誓言效忠过的职业，这位女性就会表现得更坚强、更执着。这不是我杜撰，此后的孙采苹变得粗犷、豪放，至少胡子婴家属和老粮食部的人，留下了这种印象。
此时的她，身上不仅具有了一位“母亲”的勇敢，她还怀有“刻着蒋公训词——不成功则成仁——的佩剑”！是的，她一直深藏这把佩剑，以致“文革”也没有丢失！不然，章立凡不可能知道这件事，“中山青年”不可能记录这件事。
戴笠的“葵花宝典”曾开宗明义：
“至政治侦探，则由于狂热的拥护一党一领袖而愿效死力，故与其谓之职业，毋宁谓之义务”
对于接受了“佩剑”的孙采苹来说，剑身所刻“杀身成仁”的誓言，就是她的“义务”。这是一种“终身相许”。对于女性来说，接受这把佩剑，就等于同意自己的贞洁属于组织。它是防身的利刃，也是杀敌的武器。必要时她可以用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此时，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那位站在粮食部大门前“讨债”的并不是她，而是“蒋公”。连口音都差不多！
她不丢人！她丢的是“别人”……
章乃器的选择
我相信，章乃器是知道了孙采苹的履历后，才变得“负心”的。
1962年，章立凡12岁，也就是育儿心理学所认为男孩最需要父亲的“男子汉教育”的时刻，没有生育的杨美真与章乃器主动离婚。女性的容颜，经不住岁月的风吹雨打；女性的心，也经不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何况这“考验”其实很无聊！与其为守候一个不珍惜自我的男人牺牲一辈子，纠缠于“子子孙孙无穷匮”的感情泥潭，不如给人自由，给自己自由吧！
我想，“政治原因”，不过是后来的人，为了主人公的“体面”，编织的一个下台楼梯吧？政治，有时候是很无辜的，尤其是在家事面前。
1964年，“自由”后的章乃器又与中学音乐教师王者香结婚。
新婚妻子还带来了与前夫生的三个孩子。据章的子女说，此举甚至让家庭财政陷入困窘。在这样的情况下，公认“有经济头脑”的章乃器也没想到：同与自己“缔结”有亲身骨肉的孙采苹结婚，可以至少节省四个人的开支……
为什么？他对王者香有感情。后来，王因他受累，得癌症去世，他曾哀叹：
“者香的去世使我大大减少了再活十年的信心”！
换句话说，王者香走了，他因此会少活十年！
这年他71岁，写下了《七十自述》。
可见，即便在这时，他也没想过，一直等着与他团聚的孙采苹身体棒棒哒，足以成为晚年依靠！
为什么？这不符合常理，常情。
一般而言，感情问题，外人不便猜测。但这一回可能真的与男女、感情无关。作为一个与国民党特务缠斗了整整三十年的人，在那么多老战友、老同事面前，他不能闹笑话！即便蒋介石此时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所有等待那个时机的战略潜伏者都宣告“僵尸化”，但这对于一个好面子的老头儿来说，至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在此，我想说的是，有许多把“章孙配”当做“艳史”去解读的人——包括立凡兄本人——可能至今不明白，一位“优秀”的女性——自己的母亲，为何不被自己崇拜的“优秀”男性——自己的父亲，接纳？有那么多的机会，有那么充裕的时间；你的愿望是那样的善良，你的道德出发点完全无可挑剔；……最终，为什么，你总是被历史事实“打脸”：
——女中凤凰的母亲成了“小三”、“弃妇”！
——伟岸的父亲一塌如泥，变成了“渣”！
为什么？这不合逻辑！
这叫“不懂政治”，恋爱脑……
孙采苹的“福气”
站在大男子主义立场，她的小儿子曾总结母亲的一生：
“作为女性，她不算成功。”
但作为“职业女性”呢？
不要忘了她在“国大代表”的序列——是“职业女性”。她是国府的税收养活的“公职人员”。国府在大陆的征税，到后期已经很难了。据文献记载，在川北地区，对于农村的“田赋”，1949年已经“预征”到1978年甚至1983年。因此，要塑造和养活一个“国大代表”，不说“花血本”，也不是靠“画饼”就能充饥的。一个民国史“专家”，怎么能把一个“国大代表”仅仅视作“荣耀”，而忘记了她的“含金量”呢？！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她当然不算什么。她只是凭借个人的“能力”实现了“战略就位”。以后的任务只是等待，等待，……一直等到有人向她发出指示。但是，大势不由人，台湾最后放弃了“反攻大陆”，是各种因素造成的。那些潜伏成功的人，也就只有顺应时势——活下去而已。
其实，直到遇到孙的案例，我也才知道，“战略潜伏者”原来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既不需要杀人放火，也不需要秘密电台传信发帖。做一个典型的良民，就是最好的坚守岗位！它原来离我们如此之近，在孙采苹之外还有多少这样的人？其实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父辈在“文革”中都遭受过暴力摧残，孙采苹却能风平浪静，安然无恙地度过“文革”？据章立凡在《亮轩<飘零一家>》的序言（以下简称“序”）所写，孙采苹上述三大历史问题，“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这也就是说，她的问题，至少到“文革”，至少在主管机关的档案里，已经不是秘密。章立凡本人，很可能也是母亲去世后，读到她的遗留物品中的这些材料，才知道母亲的“不凡”人生的。
那么，孙采苹如何能够逃过“文革”大劫？的确是一个问题。我并非“文革史”专家，也从未接触过“保密工作”，所以，只能推测：这是由“上”“下”两个因素决定的：
在“下”，章立凡曾说过，他母亲的“群众关系好”。
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混同于“革命群众”。在《君子之交如水》中，他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她的公开行藏，可能不入知识女性的“法眼”，但在“金字塔形”的中国社会底层，却有广大的基础和认同。而且越到下层，这个基础越广大。我请问，彼时的孙采苹，还能“低”到哪里去呢？也许，在特殊的年代里，她正是借助于这个阶层的“同情并呵护”，得以渡过急流险滩的！这是中国人善良、淳朴的例证。我想，也是章立凡即使经历过那么多的扭曲、变态压抑，始终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根源。
记得川岛芳子也有类似经历，1945年她被捕后，最后的关押地点在河北省第一监狱的女牢。训练有素的她，在一众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之中，成了一个最“单纯”，最“快乐”，且最“与世无争”的人，女囚们都叫她“傻大姐”！同监的“难友”都喜欢她，会把家人送来的馒头、零食与她分享；无聊的日子里，人们喜欢听她“白话”…
没有人嫉妒她--这对于一个女性，是至关重要的！她也没伤害过任何人（除杨美真外）。最重要的是，她奉公守法，从没做过坏事。按当时的话叫做“没有‘现行’”。在政治意识薄弱的底层，她就是一只“无害的小白兔”！谁会忍心去打她？
——这是“文革”打人的下层背景。
那么上层背景是什么呢？现有“文革史”著作其实早已揭露，那就是：“破四旧”时代被抄家、被殴打的人，都是当年的“走资派”为了保自己，命令派出所“抛出来”的人。抑或单位“夺权”斗争的需要，被机关中的一派抛出来的人。过来人都还记得文革中“冲击”机关，“抢档案”，甚至冲击公安部门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吧？谁的脸上都没写“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分子；旧政权“党、政、军、宪、特”……红卫兵、革命群众，谁知道谁住在哪里？！
如果档案是保密级别较高的“内控”人员，即便“文革”也会审查，也会逼迫“交代”，但革命群众不会知道。
内控是一种资源“保护”措施。
你可能不知道“波粒二象性”，但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曾注意到某只小虫子，当你看着它时，它会暂时不动，静止良久，直到确信你不会危害它时，它才慢慢离开。同理，战略潜伏者并不需要“发现一个，消灭一个”。因为，消灭了就无用了。留着，让他活动，看谁来找他，他又与谁来往，……这个人才有价值。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来“牵线搭桥”或“讨价还价”。这类人往往能够寿终正寝，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就是个人修养。
戴笠的“葵花宝典”曾特别讲述了“政治间谍的素质”，第一条就是不显眼，不好“出风头”，大家都说是“好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像“太阳星”坐在“交友宫”的我辈——藏不住话——在特工行业，被视为有“天然缺陷”的人！不仅不会发展你，还会躲避你。
我曾举例川岛芳子是怎么“传奇”地活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意）：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当日清晨，她剃了光头，罩上一件僧袍，混在为犯人作“晨祷”的队伍中走出了监狱。以后，她被以“方姥”的名字，嵌入一个母亲已经去世的农村家庭，被当做“姥姥”奉养。她大多数时候独自居住在吉林省，那里是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在新义城一个城乡结合部的杂居区域，一个有军统背景的“看护者”，离她住得不远。冬天，她会到南方的一个寺庙里当“挂单居士”。可以想象，历次运动在那个偏远区域，在那种冷僻的生活航道里，会是怎样一种“应付差事”的景象。而且基层单位，就是生产队长说了算，一个“无害”的老太太，谁会吃饱了撑着去追问她的来历？ “方姥”的最后日子，是在寺院的“共产制”氛围中平安度过的，也是被寺院安葬的。她的“身世”，是被“寄居家庭”中长大了的后代，联合几位历史“爱好者”揭发出来的。（详见李刚、何景方《川岛芳子真相之谜解密》）。除了一个论证环节存在“疏忽”——没有交代“方姥”是否有吸毒习惯和“戒毒经历”——以外，我认为，这个调查的结论，基本是令人信服的。
其中，让我还没看完就已经有了“结论”——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件事：
这家小孙女曾经爬到“姥姥”的炕上，想跟“姥姥”躺在一起，却被“姥姥”一脚踹到炕下！几十年过去，这个小女孩早已长大成人，但一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忍不住会伤心落泪！
——这，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川岛芳子是经过日本特高课训练的“大间谍”，但她应该没受过“置留训练”。
而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的修养之高，正在于她连类似的一点毛病都没有被人抓到。抑或她所在的医疗系统——人道主义的实践单位——在“文革”中比较“和风细雨”？我不了解。如果她在中学，特别是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恐怕是没有后来的……
难“了”母子情
章立凡在《序》中写道：
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
如果这是真的，可见老太太此时已经卸去了历史的重负，超越了所有恩怨，心头有一种坦然。
但是，这种历史重负，在两个儿子的心头似乎远未卸去。看看儿子们是怎么写她的，你就会知道：
“等一下子，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这是离别40年后第一次见到母亲的马国光听到的嘱咐最多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1988年，马国光从台湾回大陆，普通话带有明显的“南音”。从一个人的口音判断一个人的来历，是“北京人”近乎“本能”的特长，受过特工训练的孙采苹当然会格外注意。
以后，儿子发现，“母亲随时会哭出来”：
“她有许多种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
“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四五十年没哭出来的，四五十年后……还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
五十年前，在重庆的一个山洞里，他的叔伯们也听到过一个哭声：
“杨家骆教授曾经跟我说了若干关于我父母的故事……
重庆有许多的山洞，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的，其中有一处很深的钟乳岩石窟，……
有一天，正在里面打扫的工人，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从黑漆漆的洞里传来，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刚刚听到想要听得更清楚却又没有了，以为是幻听却马上又出现了，两三个人彼此互问，确定里面有哭声，一时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决定朝里面再探探虚实，打着火把，战战兢兢的，一脚高一脚低，一直往里走，在最深深到无路可走的尽头，发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大男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东北大汉，亲朋好友对他的印象都是豪迈过人，笑口常开，声震屋瓦。那一次，应该正是与母亲闹得不可开交之际。父亲一生哭得最惨的一次，应该就是在这个深深的钟乳岩洞的尽头吧？”
以前我们曾介绍过马廷英“打老婆”，孙采苹到医院“验伤”的事。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他打得了妻子，打不过“组织”。
马国光继续写道：
“仅有一次，记不得当时什么话题引出来的，父亲依稀提到，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只要还能尽母职，其他的都不要紧。父亲也许想要告诉我什么吧？然而对话也在这里中断，像掉落在深不可测的黑洞里。”
也许他们的这位长子曾猜测过父亲想说的话，可能是指“外遇”什么的吧？不！那有什么不可说的？李锐就同女儿讲过她母亲。不可说的，一定是说出去对儿子不利的，那就只有一个——组织秘密！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偶尔露峥嵘》介绍的“劫持儿童”的故事吧？你猜，马廷英后来听到“本明姐姐”对他的哭诉时，他是什么态度吗？他，若无其事！一点也不奇怪，不着急，只说了一句话：
“她会出现的！”
——马教授和“孔胡子”一样：什么都知道！
他常常忘记给孩子交学费。儿子认为父亲是“无路可走，只好装糊涂到底”：
“他是真正的难得糊涂。比如说，我与姐姐还有姑妈姑丈的四个孩子要交学费了，他这个穷教授，又能怎么办？有的教授的孩子读书，只好轮流上学，孩子们在三年中该读完的书分作六年读完，我听说反胡适的大将徐子明教授就是。我父亲对此只有不闻不问，到时自然有人为他想法子，要不然他也甩手不管。”
（亮轩《青田街七巷六号》）
——除了孙采苹的“组织”，谁管？
“母亲生下我没有几个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还不满周岁。”
“为什么最早的记忆中没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几年去美国，会合了姐姐，从已经八十二岁的李本明姐姐处得知一点梗概。
原来父母是有过谈判的，在一个餐馆里。母亲表示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带，父亲只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姐姐一直哭，父亲就说，你一直哭，舍不得妈妈，那你就跟妈妈好了。就这样，父亲只是把我给带了回家。”
“我在父亲家里待了多久？不得而知，齐邦媛姐姐亲眼见到过父亲抱着我写论文，想起此事，我依然心酸，因为父亲是个学术狂，当年，带着流亡并且也会打仗的学生到了湖南，遇上土匪，学生与土匪你来我往地枪战，烟硝弹雨中，他居然还在从从容容地打字写论文。这样的学者，被逼迫到要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真是情何以堪。难怪他一生都羡慕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有那么好的一个太太。
那个一直哭的小女娃娃，我的姐姐，后来又去了哪儿？据她说，她记忆里就是在育幼院里，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姐姐一生都能守纪律，小学中学大学从未迟到早退，从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由一女中而台大，一路顺利，毕业之前还当班长，无非就是特别地能够承受压力之故。她的任何一封手写的信，从第一字到最后一个字，稳稳的从不松弛，也许就是在幼年就养成的习惯。至于是否真的在什么育幼院，后来特地邀了姐姐一起去北京看母亲，对于过去，母亲一个字也没说，我就特地安排，让姐姐在某一天可以与母亲单独相处，找了一家大饭店，让她们一起住一夜，但母亲依然什么也没提，姐姐从此也不问了。”
（亮轩《飘零一家》）
——艰苦的“训练”，加上多年的“运动”锻炼出来的老太太，不能说的事情永远不会说的！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马国光听到了母亲的大笑：
家乡还是有一位马廷英夫人，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一生就以马太太的身份在家乡过完了一辈子，年纪比父亲还大。……，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她居然被父亲骗了六十多年。可见父亲跟母亲婚前婚后，也都没有提过此事。
看到这里，作为读者的我，一直笼罩心头，越来越沉重的雾霭，也顿时拨云见日，咧嘴一笑了！孙女士，作为“自然人”的孙采苹，终于还是一只可爱的“小白兔”，露出了它可爱的匏牙：“我还以为一辈子是我骗你，没想到你同样也骗过我！我们扯平了！”人生，哪有什么绝对的正义对错，求的就是一个“心安理得”而已！
这个“大笑”之可贵，在于它令我们不幸的主人公终于有一次“开怀”。在此之前，马国光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母亲的笑容。他只在一篇小说里，讲述过一个似有寓意的关于“母亲的笑容”的故事：
“若是有缘，当可一晤。德生手启。”这封信最后一行这么写着，信是从我十几年前工作的地方转来的，中间已经拖延了一个多月，可见他对我长期以来的状况都很陌生。从信封上一个“吴缄”，我想了许久确定他是吴叔叔，当年妈妈的情人。否则，单以“欲见故人之子，稍慰我心。”之类的言语，真的无法猜测是何方神圣？他跟爸爸妈妈的年纪差不多，现在应当八十好几了吧？……
到了台中荣总，查问了一阵，得到的讯息是吴叔叔竟在一个星期之前过世，医院依他生前的意愿，在一个简单的告别式之后就火化了，骨灰存在一所寺庙里。
失望中我正想离开，一位护士小姐忽然想起了什么，留住了我，亲自带我到服务处去查问了几句，管事的人从库房里取出一个薄薄的牛皮纸包，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连邮票都贴好了，他们说这是吴老先生最后的交代，本来也是要在这一两天寄发的，上面的地址还是我从前工作的那个地方。
……原来是一本老旧的相簿，里面全是妈妈年轻时的黑白照片，有的是独照、有的是与年轻时的吴叔叔合照，还有一些是我不认识的人，却没有任何一张有爸爸，因为都是他们早年在大陆时读书、郊游、聚会时的留影、那个时候爸爸跟妈妈还没见面呢。虽然张张都已经发黄褪色，但是我妈妈在每一张照片里都笑得灿烂如花，那是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的妈妈。
（亮轩《妈妈的情人》）
我相信，故事里那个所谓“妈妈的情人”，只是一个组织委托关照此人后代的“同志”——她的“同学”。但那可能真是与他爸爸“结婚以前的事情”。
以上，是马国光为母亲“数脚印”的图景，大概也是他自己纠缠心头的疑问，压抑多年的苦闷的一次彻底的心理疏放吧！
而弟弟要做和想做的工作，似乎比兄长要“难”上许多倍：
他要把母亲这些“南渡-北归”的经历，定性为浪漫的“私人旅行”！（见《序》）
为实现这个宗旨，他对母亲所处的时代和组织，做了不可思议的简单化处理。
我们都见证过章立凡附骥于“小愚姐”有开创意义的《往事并不如烟》，他编著了一本《往事未付红尘》；当然也能够理解他，在龙应台、齐邦媛的“南渡北归”之后，推出自己的“第三块”拼图，需要“去政治化”的衔接和“港台语化”的身段适应。
对于章立凡——作为自然人，作为一个母亲的儿子——的心愿，我是非常同情的。但他要做的事情，与他历史学者的觉悟之间存在的差距，是会很“折磨人”的。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已经不太年轻的人，不仅想重构历史，还要重塑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如非三头六臂、彭祖传真，这太不可想象了！
我想，立凡兄就是在这个太过宏大，太过复杂，又太过紧迫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重压下，被不可避免的要重复出现的事实冲突和逻辑矛盾所困扰，所窒息而亡的吧？
如果事情不出我所料，他是针对我开篇所言的那位“强梁”，为使母亲带着（最后追求而没有得到的）“完整家庭”，走到“阳光下”，耗尽心力而去世的！
无论如何，他是一位孝子！
但可惜的是，他尚未达到母亲已经达到的境界。他尚未开悟，尚未放下，尚未看淡一切……
这再一次证明，生命密码可以遗传，形象体格可以遗传，爱好习惯可以遗传，但经历、体验，和由之而带来的觉悟，是不可遗传的！
1975年4月，章乃器被摘掉“右派”帽子。两年零一个月后——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医院的地下室（病房？）去世。享年81岁。《光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消息。台湾的报刊上，也报道了他过世的新闻。不过依然以“章逆”相称。
孙采苹的前夫马廷英则于又两年后的1979年，在台大附属医院去世，终年80岁。弥留之际，他口中还念叨着地质学名词。
而“辛亥年生人”的我们的主人公，直到102岁，依然“安详地坐在轮椅上”。章立凡曾对母亲赞叹地打趣：“谁都没能活得过您？”维基百科显亦，老太太一直活到106岁才去世！
章立凡2025年3月去世，享年75岁。据“中山青年”透露：“他的几部回忆录的手稿，因为政治原因，在大陆还出版不了”。章立凡曾说：“放着，我不急。”
如今，恐怕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很多人都想知道他到底写了什么？抑或只是他或他的文字继承者为自己做的一个“广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关人士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阿弥陀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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