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2-22
【按：網見再議台灣名家柏楊，八八年他第一次去大陸，就通過吳祖光找我，叫我想起一些舊事與舊帖，一併拎出。柏楊遺孀停印名作《醜陋的中國人》，堪稱一個文化事件，但是其政治涵意更彰顯，即不是中國人不再醜陋了，而是連時代和世界都醜陋了。這裡面的變化很深刻，亦絕非台灣一地的變化，顯然還有對岸大陸的霸權，它並非「不准辱華」那麼簡單，而是可以脅迫台灣文化界（無論整體還是私人）唯命是從，「統一台灣」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達成。這件事情蘊含著從文化到政治的多層次變異，也折射了中西、兩岸的互動，別忘記港台在文化上曾經優越於大陸的，柏楊大概也算最早在大陸的暢銷書作家，然而我們今天已經「數不清，理還亂」，傳統和文明的衰亡，一定是最原初也最基礎的，貼一篇舊文，也算梳理一下。】
一、文化的飄零
六四屠殺後我逃出中國，第一次去台灣，一下飛機就說，渴望拜謁名重一時的柏揚、陳映真和李敖。柏揚從台北郊外的山上趕來會我，仿佛離市囂已經很遠。在一個飯局上見陳映真，看上去眼色迷蒙、一臉厭世。再打聽李敖，說已經躲出台北。我這才意識到，三位名士如今都已在塵世之外。向台灣人打聽他們，會召來一頓奚落：都什麽年月了?
那時台灣的出版界很慘，書店里只有最年輕的女歌星的最短的格言集暢銷，大家對另一種語言——立法院里的「肢體語言」又想看又煩心。朋友告訴我，當年的文化精英已成古董，如今台灣是政治精英和大眾文化明星的天下。
還有人記得林懷民嗎？二十多年前台灣文化藝術脫出體制的第一步，就是從他的「雲門」開始的。台上台下一起流淚，台灣成了「國際孤兒」，執政黨和文化人都需要「本土化」。這情形，就如同後來鄧小平和大陸知識分子，都需要「傷痕文學」一樣。
看來，兩岸的結局差不多，都是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與反體制的文化力量同歸於盡，代之而起的是大眾消費文化。雖然這在台灣，是經「美麗島」事件的壓力而促使蔣經國變革，而在大陸則是經由一場流血，在刺刀下將文化精英趕到「外頭」和「里頭」。不過我想，既使沒有「六四」，商業化的大潮也已勢不可當，文化擺脫政治魔咒之後，還會套上商業化的魔咒，這個趨勢是注定的。
所以，海外文化人還未結束政治流亡，恐怕要準備另一個更漫長的「文化流亡」了。
杜維明講「文化中國」，有三個意義世界，新加坡來的學者郭振宇說，你忘了一個「世界」——大眾文化。那些流行音樂卡帶、KTV、卡拉OK、香港電影、武俠小說、通俗文學，已是「中國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它們超越地理上的「三個意義世界」，在所有中國人的世界蹦來蹦去，所向披靡。台灣「小虎隊」打遍兩岸，四年贏利四千萬美元，「亞洲周刊」稱「小虎隊統一中國」。其實在海外的一般中國人當中，哪里有中國文化的主流?能有的就是這種中文式的消費文化。
大眾文化是港台商業社會的分泌物，以其經濟強勢，已對大陸構成絕對優勢的文化霸權，在後現代的中國，或許成為主流。它的源頭活水，大約是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場孕育的市民文化（中心），後來同地域性的嶺南文化、閩南文化(邊陲)雜交而成，這就如同台灣的通俗小說，都要拜當年上海租界里的張愛玲為祖奶奶。
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雖不過比大陸早了十年，卻使兩岸處於兩個時代。台灣因七零年代先得技術文明和消費文明而占據高屋建翎之勢，大陸遲至八十年代對外開放，勢必成為發達國家的商品和文化消費品的傾銷市場，這種情形，正如台灣在經濟起飛時成為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一樣。這種落差，又是因為港台處於西方體系之內，其體制雖也鉗制民間對政治的參與，卻同時給民眾以不參與的「自由」，因此給社會留下通向世俗的巨大空間，各種「次級文化」或「亞文化」都可以在政治禁忌之外發展；而大陸由於對文化資源和人的心靈的過度摧殘和禁錮，「次級文化」無從滋生，「文革」後文化的覆蘇需要向外借助一個推力，這在知識界產生對西方各種思潮流派的囫圇吞棗的現象，在民間則產生借港台通俗文化而世俗化的現象。
如今大陸畢竟在一場血的祭奠之下，放縱了民間次級文化的滋生，於是，在那最古老也最現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邊緣的北京，大陸人自己的市民文化，從崔健的西北風搖滾到葛優的大陸版「無厘頭」，從王朔的「痞子文學」到毛阿敏的演唱會，真正肆無忌憚地——沒有政治禁固也沒有精英壓制地成長起來了。
市民文化的興起，淡化政治色彩，無意識形態傾向，卻有反「精英」傾向。
文化空間的獲得，原本是仰仗一個龐大的文化買方市場的興起，文化產品迅速變成了商品，使得任何精神層面的影響——無論官方的還是知識精英的——都必須減弱到市場可以接受的的程度。這恰好形成一種張力，產生了精神上的中間地帶。同時，文化的市場化迫使各種新思潮、新觀念都必須走大眾化的路線，這種大眾文化的消費性和傳播方式，都是精英文化所不適應的。
在中國文化當中，大傳統(精英)與小傳統(民眾)之間的緊張和沖突，從未消除；一百年來傳統的式微，又產生如毛澤東一類利用小傳統反大傳統的能手，使兩者在深層蘊涵著敵意。
大眾文化在中國有雙重的邊緣性——文化上的和地理上的，它由邊陲侵入中心，對大傳統下的精英文化構成挑戰，就象歷史上的邊緣人入侵中心，將文化人邊緣化；同時，以傳統包裝現代，廉價出售，將民俗文化(小傳統)商品化。
地處儒家文化區邊陲的港台消費文化，沖擊著處於前現代的大陸，以濃厚的西洋化和反傳統特色對其「反哺」，並召喚大陸市民文化的興起，從價值觀念到話語系統都迅速將大陸解構。
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以西方中心主義和經濟強勢為後盾的現代消費文明及其痞子文化(kitch cultuer)，到處都在瓦解著人類的傳統價值，也創造著多元的前景。
然而，真實的多元是不可能了。消費文化的統一性，正在於市場的統一性，和感覺被覆制的單一性。利潤與欲望宣泄的結合，使文化變成工業，利用人的弱點和文化的弱點達到最大利潤。一切都表現為對時間的高度敏感，以瞬間頂替永恒，將哲理和刺激煮成一鍋，先鋒派也向通俗化妥協，逃避生活的方式就是玩藝術⋯⋯。
中國正在溶入世界市場。她變得越來越世界性但也讓我們越來越陌生了。
接下來的三十年，一言難盡，我用三個字和一本書詮釋它《鬼推磨》：
『陳寅恪悲唱"巨劫奇變"，尚在五十年代，又幾十年逝去，中國才真真"劫盡變窮"，乃是穿越了一個"全球化"、攀附了一個"經濟奇跡"、搭上了大江山川、賠上了千性萬命。
尤其後三十年，中國的這個極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發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
它如何可以一場饑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有誰寫過這三十年的狂瀾、污濁、驚悸、血淚？又有誰梳理過思潮風俗、世態百媚、幽史穢聞、精靈魍魎？更有誰追問過它的肇始？
這已經亡掉的中國，還在"劫盡變窮"，卻直接銜接到"歲月靜好"，在一個油膩膩的"盛世"里，連"思想也變成內褲"，加上不準"妄議"，巨嬰們把順口溜玩到了"後現代"水平，還人人具備了"馬桶精神，按一下，什麽都幹凈了"；孩子們也"變不成狼了"，因為"喝水不達標吃食品有毒，蓋學校危房，校車沒錢，教育沒錢，醫保沒錢，社保沒錢，環保沒錢"……… 中國"亡天下"之後，再添"魔幻"歲月，莫非"鬼推磨"耶？』
二、《河殤》作者蘇曉康「談情說愛」
二零一二年我们最后一次去台湾，剛在藝術村住下，印刻總經理田運良還送來一筆酬謝費給我。一禮拜後，印刻編輯部主任江一鯉，帶著陳鍵瑜，我在印刻的編輯，又來藝術村，送了一筆版稅給我，同時簽了《屠龍年代》的出版合同，並談了七月份新書發布會的安排，他們這個團隊很年輕。江一鯉說她二十年前就見過我，「就是那次《陰陽大裂變》的座談會」，我猛然想起，九十年代初我曾三次訪台，那時候我的另一篇作品《陰陽大裂變》也在海外頗叫響，於是經《聯合文學》安排，台灣女作家李昂曾與我對談大陸婚戀問題，我還記得現場聽眾爆滿。
到了海外我才知道，《陰陽》在港台也頗有聞聲，此處僅舉一例。
「這是蘇曉康結束訪台行程的前一日，一個陰雨寒冷的早晨，在台北市國聯飯店一〇一八號房內；一批記者還圍繞在蘇曉康的周圍發問，蘇曉康應我們的鈴聲來開門時，立刻濃厚的煙味撲鼻。於是，我們選擇了樓下的咖啡室和他交談。」
採訪者是一位女作家，叫張香華（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柏楊的夫人），她的訪談標題很別緻，『「河殤」作者蘇曉康「談情說愛」』，我也是多年後才從兩本雜誌上讀到，其中最奪目的一點，叫做「通奸不為罪」；
『「在法律的理念上，」他解釋說，「通奸是配偶的一方和婚姻外的第三者發生關系 ，因為是兩相情願，而且又不造成傷害。」 我們越聽越迷糊。蘇曉康說： 「通奸者本身，兩情相悅，當然不造成傷害。如果對另一方配偶有傷害，則是先承認婚姻的占有權，才受到傷害。而婚姻不是占有關系。」 這已超出我們理解的範圍。男女愛情向來是獨占性的。若說婚姻基礎認同感情 一旦配偶與他人通奸，卻要純粹以利他立場出發，除非服膺「愛是爆牲、是奉獻，不是占有」這種電視肥皂劇可笑的主題（不幸， 台灣的電視劇就常上演）。再不然就是有丈夫、妻子都像子路說的可以「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的胸襟。若說婚姻結構超乎感情 ，是理性的契約行為，那麽明明違約，難道雙方生活相處，在道德或行為上沒有一點差錯？再說，如果婚姻不是「契約」行為，大家都可以各行其「房」事，那麽婚姻的意義何在？我掙紮著，整理不出一個道理來，只好感嘆說：「大陸法律對通奸行為，真是先進！「那是因為要加入海牙國際法庭組織，配合海牙國際法通奸不為罪，並準許離婚，所以大陸才修改舊怯的。」蘇曉康說。 原來如此，還是政治因素！在「陰陽大裂變」書中，蘇曉康描寫大陸上男女，因為婚外性行為引起的摧殘、淩辱、暴力、血腥 ，常常令人怖栗。把這麽開放的法令，卻施行在封建落後的社會中，我以為它不只是虛偽，而且是危害。」』
三、問題報告文學
《陰陽大裂變》在中國被稱為「問題報告文學」，大陸文評界對其自有一套論說，可參見《章羅生：論問題報告文學——中國報告文學流派研究之一》 ：
「從1985年開始，報告文學中已有較多作品集中探討婚姻、家庭與性愛等方面的問題，如李宏林的《八十年代離婚案》、洪天國的《雕謝的鮮花》、蔣巍的《人生環行道》、謝致紅、黃江的《荒灘桑小做蠶難》、張西庭、賈魯生的《花環與鎖鏈》和柳明的婚姻、家庭系列等。此外還有理由的《傾斜的足球場》和郭慎娟的《知識的罪與罰》等也有一定影響。但它們或思想力度不夠，或表現手法不新，都還未對文壇產生震動。
真正引起轟動、對文壇和社會產生沖擊力的是1986年出現的《唐山大地震》這部作品和蘇曉康這個作家，因而評論界將此概括為"大地震"熱和"蘇曉康年"。
《唐山大地震》的意義在於：第一，在題材的拓展上，它開了寫"冰凍新聞"的先例，此後的《南京大屠殺》、《志願軍戰俘記事》和《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等歷史反思型作品無不受其啟發和影響；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將李延國《在這片國土上》以來的"全景式"、"集合式"與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統計學等方法相結合，發展為新的"大而全"式的寫作方式。
它與蘇曉康的《陰陽大裂變》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問題報告文學最具"革命"性的文體特征：宏觀綜合與學術性。蘇曉康的創作除文體上的這一特征外，其內容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批判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為基礎，熱情呼喚"法治"，如《洪荒啟示錄》、《自由備忘錄》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占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如《陰陽大裂變》、《神聖憂思錄》、《最後的古都》和《活獄》等。」
《陰陽》也給我惹了麻煩。大陸離婚高峰的1978年到1982年，出現一個"上訪團"，由36名婦女組成，到處狀告她們的丈夫是"陳世美"，以"感情破裂"為由要求離婚，她們從法院、婦聯、公安局一直到報社，一路打著紅色小旗，上面寫著"秦香蓮上訪團"，非常轟動。最後，她們的狀子終於遞到總書記胡耀邦手裏，胡耀邦的批示也到了全國婦聯。
這是一九八〇年的事情，幾年後"秦香蓮"們也把我給告了。忽一日我接到國家出版總局的電話："你的《陰陽大裂變》被人告了，法院不受理，轉給我們調解，請你來一趟我們總局。"《陰陽》寫到的離婚故事裏的六七位女性主角，聯合起來控告這篇報告文學"暴露了她們的隱私"、"幹擾了她們的正常生活"——這當然是嚴重的指控，而且當時在大陸，向法院"控告作家作品"還很罕見。
那天我走進出版總局會議室，先聆聽"秦香蓮"們訴苦，人人皆抱怨離婚細節暴露於世，"沒法做人"，其中一位婦女說她的子女並不知道父母打離婚，"看了你的文章，他們都覺得沒法見人了"。最後我說："聽了你們遭的罪，我只有說一聲對不起大家。不過，我也得提醒你們，你們當初不是一個個都拼命地找記者，揭發你們男人如何如何壞、不檢點、在外面搞'第三者'，恨不得搞臭他們嗎？報紙、電視上全是你們自己說出來的故事。我就是從那裏找到線索，才來寫你們的嘛。如果打一開始你們就不往外說你們的私事，外界是沒有人會知道的呀！"會議室裏一派死寂。
若問八十年代我的報告文學高產期，哪篇最紅火？便數這部《陰陽大裂變》。一九八八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1985-1986）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評選之際，因我當時是最红的作家，评委会非得给我一个奖，但给《陰陽大裂變》还是给写河南水灾的《洪荒启示录》，评委会吵成两派，坚决反对《陰陽》的一派甚至說它是我最坏的作品，可見此作觸碰倫理道德之劇烈，最後還是它得了獎。
我可能打開了一個「戀情」系列，自從我離開中國之後，這個系列在那裏"開花結果"，寫到此處，我順手在「百度」搜索一下，〈精品圖書>文學藝術>文學>紀實文學下面，雖然都是假冒的，但也蔚為大觀：
蘇曉康著《西藏秘境》
蘇曉康著《紅色標兵》
蘇曉康著《保衛勝利果實》
蘇曉康著《我到了朝鮮前線》
蘇曉康著《戰士作品：「小雞」捉》
蘇曉康著《報告文學：閃爍的星辰》；
蘇曉康著《北京到拉薩》
蘇曉康著《烏蘭牧騎在前進》
蘇曉康著《上海往事：最後的瑪祖卡》
蘇曉康著《孿生中校》
蘇曉康著《一個記者的調查手稿：都市非常規生活》
蘇曉康著《解密檔案》
蘇曉康著《全球首次人文學者南極行：企鵝的請柬》
蘇曉康著《刑案偵破紀實》
蘇曉康著《兄妹解析俄羅斯》
蘇曉康著《一族社會調查「情人」都市：落日下的玫瑰》
蘇曉康著《你好聊聊》
蘇曉康著《暗訪死囚情人》
蘇曉康著《錯愛奇情大搜索》
蘇曉康著《中國留美女性生存實錄：她在海那邊》
四、「最醜陋的中國人」
網見顏擇雅2021年11月20日貼子：
「作家過世後，其著作權管理者總巴不得幫作品找到越多讀者越好。只有張香華反過來，宣布停印亡夫的代表作。但如果是為了《柏陽版資治通鑑》在中國的順利出版，其用心倒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展开作家過世後，其著作權管理者總巴不得幫作品找到越多讀者越好。只有張香華反過來，宣布停印亡夫的代表作。但如果是為了《柏陽版資治通鑑》在中國的順利出版，其用心倒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她宣布這事的媒體不選別家，選了《環球時報》。
要選個台灣人來罵不選別人，選了陳時中。
要選個民進黨的點來罵不選別的，選了"去中國化"。
大家有沒覺得超奇妙?
報導中，幫忙強調柏陽罵的是台灣人的那位林保淳，曾任教淡江大學，最後從台灣師範退休，曾在2020年8月撰文強調"一國兩制是台灣最好的保護傘"，當時香港不只已經發生反修例抗爭，也已經實施國安法了。
而且張香華談話有個語病。說陳時中是"最醜陋的中國人"，不就等於承認中國人的醜陋依然是現在進行式? 就算她認為醜陋的中國人全在台灣好了，這不就表明《醜陋的中國人》一書至少在台灣是不該停印的?
此新聞最大的反諷，在於柏楊之妻借其夫名句罵人，似乎反彈諸己，最簡單的含義，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這位女性作家的語文水準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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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朱宥勳 臉書
以下這篇，是一位朋友協助撰寫的，柏楊是他的研究領域之一。不過，由於他人正在中港澳地區，文章後半有涉及到中國可能不太喜歡的言論，所以托我匿名代發。
雖然名字不露出，但這位朋友還是想參與台灣史大補課XD，還請大家分享閱讀。很多人都知道「柏楊」這位名作家，但卻不見得每個人都知道他的白色恐怖經歷，以及他所記錄下來的牢獄情景。這篇短文做了很扼要的簡介。
#二月的記持（16）柏楊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柏楊，綠島人權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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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月三日，我在燈下交代後事，心神不寧，佳佳和她的小朋友華昌言在剛買的大型電視機前，調查局調查員高義儒先生和劉展華先生，按鈴進來，要我隨他們前往調查局談話。（他們）向明華保證說，天亮以前一定把我送回來，全家人都不說話，只有在走過佳佳背後出門的時候，她回頭向劉展華噘了一下嘴，發出一個單字的聲音
『噓！』
明華靠著窗子，面無表情的盯住我的背影，陳麗真一直尾隨下樓，扶我登上調查局黑色的箱型車。這是重要一刻，此次一去，就是十年。等我出獄後，房子已不歸我有，妻子已是別人的妻子，女兒雖然仍然是我女兒，但已變成另外一位少女。」
這是作家柏楊（1920-2008）在1995年《柏楊回憶錄》中，口述他遭逮補的過程。
而逮補的原因，被後世稱為「大力水手翻譯事件」，其實只是柏楊將水手卜派的演講詞：「Fellows……」翻譯為「親愛的軍民同胞們」，便觸動了國民黨的敏感神經，於是被調查局帶走。
當然這是表面原因，在此之前，他發表的雜文已經被當局緊盯了。
女兒佳佳的「噓！」聲，暗示那是一個噤聲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冤獄、錯判以及刑求的時代。
我們不知道柏楊在口述這段過往時，是懷抱什麼心情在講，很可能哀痛、停頓、泣不成聲⋯⋯。但在回憶錄作者周碧瑟的執筆下，這段經歷相當觸目驚心——被逮捕時的每一個片段，猶如電影畫面般，在當時《柏楊回憶錄》甫推出時，便引起很大的回響。
若回過頭來看，柏楊畢竟是一位成功的文化人，就不談辛辣的雜文，從他1950年代時的小說就能知道他是一個敢說敢寫的作家。
在當時雖然並沒有受到許多重視，但放在現代派小說脈絡來看，柏楊確實有屬於自己的現代主義風格與社會批判性，例如小說〈一葉〉（1959）是當時少見的諷刺社會現實的小說——青年人失業，無錢吃飯，但見藥局裡富婆能夠買上天價補品，而青年人卻為了老母而偷了一包感冒藥被捕入獄。
另一篇小說〈路碑〉（1959），則是寫一個因太太在醫院生產，為籌醫藥費而走投無路的男人，如何四處籌款但都遭到羞辱，最後憤而自盡的故事。
在1950年代，文學界依然高唱著正向光明的反共文學敘事曲調，柏楊的便敢於寫出社會寫實面向的作品，顯示了他的叛逆精神。
卻也成為了被盯梢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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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裡記載柏楊被捕之後的遭遇，只能說他既不幸也幸運。
柏楊詳細的紀錄了被刑求的過程，包含疲勞轟炸、肢體暴力、誘導式訊問等等，以肉體刑求來說，雖然不是最殘酷的，但恐懼與威脅卻都是一樣的艱辛困頓。當然，柏楊沒有忘記這些人的名字，一如所有受難者的日記一樣，這些調查員、法官、特務的名字，都被詳細的記載了。
而在最後，柏楊還是被逼迫招供了，並被判處了12年的有期徒刑。
但柏楊不是最慘的。
《柏楊回憶錄》記述到《台灣新生報》女記者沈嫄璋（1916-1966）的刑求受辱時，與柏楊在同一個審訊間：
『這時，我被安排睡在臨時擺在角落的一張行軍床上。我還不知道，就在這間審訊室里，三四個月前的一個夜晚，調查局把《新生報》的一位女記者，連當時嚴家淦先生都稱呼她為「沈大姐」的沈源嫜女士，全身剝光，在房子對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繩，架著她騎在上面，走來走去。沈源嫜哀號和求救，連廚房的廚子都落下眼淚。那是一個自有報業史以來，女記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當她走到第三趟，鮮血順著大腿直流的時候，唯一剩下來的聲音就是：「我說實話，我招供，我說實話，我招供……」
她要求調查員們把她放下來並暫時離開，允許她自己穿上衣服。調查員離開後，沈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罰還在後面，她招供不出她從沒有做過的事，於是迅速拴上房門，解下繩子，就在牆角上吊身亡。這個60年代的著名記者，除了留下若干有價值的採訪文稿外，最後留下來的是一雙幾乎爆出來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頭。
她後來的罪名是「畏罪自殺」，調查局「仁慈」地為她修築了一座矮墳。』
柏楊當然沒有親眼見到慘況，但這很可能是柏楊從難友、獄警以及外役人員口中聽來的，也為沈嫄璋案增添了一份側寫紀錄。
在監禁狀態下，任何拷打與酷刑的聲音、傳聞以及慘狀，都會導致恐懼的傳染。當獄中所有人都知道沈嫄璋遭受如此刑求，下一個會不會是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敢去想。
而當特務們為了KPI急於求成時，他們也不會在乎什麼是真相了，只要能業績達標，是不是冤錯假案其實都無所謂的。
柏楊口述的記憶，不只是他與沈嫄璋的經歷，也可能是許多只見名字，不見面目的受難者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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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名字，柏楊有很多名字：郭定生、郭立邦、郭衣洞，以及最為人知的筆名鄧克保。
這些名字是他在中國逃難時的痕跡，但在被調查局逮補時，這些名字再也沒有救過他，反而成為了懷疑他是匪諜的證據。
而諷刺的是，柏楊被捕期間，他的作品幾乎都被銷毀查禁，但調查局唯獨沒有對《異域》動手，這是為什麼？
其實只是他們不知道鄧克保就是柏楊的筆名而已。就是這麼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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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不是完人，他一生結過五次婚，育有多名子女，卻難能陪伴他們長大。他也在監禁時供出過朋友，也與老友李敖在倪明華的事件是有誤會而翻臉。
但作為一個外省作家、白色恐怖的經歷者與紀錄者，他的回憶錄真切地記錄下當時警總、調查局在白色恐怖中所作所為，及其遺留下來的巨大傷痛，以及對他自己身心的影響。
柏楊出獄後，沒有放棄寫作，不只出版了獄中寫成的《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等大部頭著作。
日後又寫成了《醜陋的中國人》（1985）一書，也算是精神承繼了五四遺風，對中華文化下的民族性、社會文化所形塑的「醬缸」般的「想像的共同體」進行批判，並且在海內外掀起一陣辯論風氣，進而導致柏楊的相關著作在共產中國被禁。
但說來諷刺，2021年柏楊的遺孀張香華女士，單方面宣布永久封印了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發行權，並且拒絕被列入中學教科書選文中。她給出的理由是，柏楊在世時，希望中國在脫離權威統治之後，《醜陋的中國人》能夠不再複印；而現在中國已是「做到扶貧，有飯吃，有廁所上」，所以《醜陋的中國人》已功成身退。
張女士在接受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採訪後，順便痛批民進黨當局企圖利用柏楊的作品搞「去中國化」，把自己的這一決定當成是和民進黨當局的一次「直球對決」⋯⋯。顯然，張女士不僅時常誤讀柏楊的小說創作美學，連帶《醜陋的中國人》也一起誤讀了。
這在以寫作陰陽怪氣權威的怪傑柏楊眼中，又是否能寫成另一部《古國怪遇記》（1965）呢？就留給讀者們細細品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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