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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0日，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他曾将《了不起的盖茨比》等西方文学经典引入中国，而他自己的人生，却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更加跌宕、残酷。
他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不仅是他个人的血泪史，更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一、 弃美归国：从热血到幻灭
巫宁坤的爱国情怀毋庸置疑。抗日战争期间，他曾担任美军飞虎队的翻译；1943年，他冒着被德国潜艇击沉的风险，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为中国飞行员担任翻译。
1951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聘书。当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想回新中国贡献力量。
临行前，他的室友、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帮他收拾行李。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去？”李政道回答：“我不想被洗脑。”
那时的巫宁坤不以为意，他坚信回去会受到“热烈欢迎”。然而，阔别多年后两人在北京重逢，李政道是受最高礼遇的国际顶级学者，而巫宁坤则是刚从牛棚和农场死里逃生的“右派”。两人之间，隔着一条由苦难和时代鸿沟筑成的深渊。
二、 北大荒的生存试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放
归国后不久，政治风暴便接踵而至。1958年，巫宁坤被划为“极右分子”，从讲坛跌落，被押往北大荒劳改。
在北大荒，死亡如影随形。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最摧残人的是饥饿。巫宁坤曾记录过一个心碎的细节：
一位精通古典文学的室友，用端庄的柳体字给他写了一张借条，乞求借一张妻子寄来的烙饼，承诺“加倍奉还”。可没等饼还上，那位室友就饿死在了北大荒的寒夜里。
为了生存，这位曾经的教授不得不拼命劳作，试图通过“将功赎罪”来换取生存的空间。他曾感慨，那种环境不仅在消灭人的肉体，更在异化人的灵魂——长期的高压改造，竟让他一度产生“我有罪”的错觉。
三、 “一滴泪”的代价：晚年的再次流亡
1979年，巫宁坤终于获得平反，结束了长达30年的屈辱生涯。但他认为，幸存者的使命不仅是活着，更是见证。
1993年，他在美国出版了英文回忆录《一滴泪》。书中冷峻地记录了那段扭曲的历史：
人性的堕落：曾经温文尔雅的学者，为了自保疯狂揭发同僚。
无知的狂欢：崇拜知识的学生，逼迫老师下跪，将暴力视为理想。
真话的罪名：他曾天真地主张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这成了他最大的罪状。
《一滴泪》的出版激怒了相关单位。在巫宁坤身处美国期间，国内单位停发了他的退休金，收回了住房，甚至下令“毁门砸锁”，将他的财物全部扫地出门。年逾古稀的他，再次无家可归。直到1999年经过多方申诉，他的待遇才得以恢复。
四、 为了不再重演的哭泣
巫宁坤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概括就是：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他晚年选择留在美国，并非不爱国，而是那片土地承载了太多让他无法呼吸的记忆。他翻译的狄兰·托马斯的诗句，成了他一生的注脚——面对光明的消逝，他选择了“咆哮”与记录。
《一滴泪》是微弱的，但在历史的洪流中，它又是坚韧的。
正如《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一样，巫宁坤用这一滴泪，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与残酷。
记录苦难，是为了让后来者警惕；
铭记历史，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
愿这滴泪，终能汇入民族记忆的大海，化作警醒世人的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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