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里，吴国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不是因为他在斯坦福教书，也不是因为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专著被同行反复引用。而是因为他有一段几乎不可复制的经历——1980年代，他是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执笔人之一；1989年之后，他成了研究这个体制的学者。既当过棋手，又变成了棋评人。有类似背景的学者不是没有——严家祺也是政改办的核心成员、也流亡海外做学术——但在英文学术界持续产出、拿到剑桥大学出版社专著的，吴国光是最突出的一个。
黎安友（Andrew 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的标杆人物——评价他是"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政治分析家中最值得信赖的一位"。
他1957年生人，推特Bio写着"码字的老码农"。5.7万粉丝，偶尔和人吵架，用emoji回复批评者。但要理解他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得从头讲起。
一个纺织工人考进了北大
1957年，吴国光出生在山东临沂。他父亲是干部，母亲是教师——在正常年代，这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家庭。但1966年不是正常年代。
文革一来，父亲被抓去煤矿劳改，母亲被发配到偏远小村教书。吴国光后来回忆，196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父亲骑自行车带着全家逃亡外祖母家，路上经过一片曾经是刑场的田野，"整个田野都是鬼火"。他当时10岁。
之后四五年基本没有学上。他自己的描述是"每天跟小朋友一起去地里挖野菜"。复学后辗转回到临沂，1977年还在棉纺织厂做工。
然后恢复高考。吴国光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成为77级——中国当代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大学生。
赵紫阳的笔杆子
北大毕业后读了社科院的硕士，1985年进入《人民日报》评论部。这在当时是中国新闻界的金字塔尖。
1986年8月30日，他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叫《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章引用宪法原文——"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呼吁政治议题的公开讨论。
"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高层领导人的批评，已经准备好的其他几篇评论员文章因此没有见报。"
但这篇文章也让他被注意到了。1986年秋天，他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这个小组的组长是赵紫阳，办公室主任是鲍彤。
在这里，吴国光做了几件事：
参与起草了中共十三大报告的政治改革部分
担任《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为赵紫阳起草了包括1987年"五一三讲话"在内的多篇重要讲话
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系列政治改革设想。不管后来怎么评价，这是中共历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吴国光当时不到30岁，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参与者之一。
1989：走了，就没回来
1989年2月，吴国光赴美，先进行英语培训，同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成为尼曼研究员（Nieman Fellow，Class of 1990）。他离开中国四个月后，六四发生。
他没有回去。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有国难归，成为流亡者"。
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六四之前离开的。不是因为六四事件本人被追捕。但赵紫阳被软禁、鲍彤入狱、整个改革派被清洗，他作为赵紫阳核心幕僚的成员，回去等于自投罗网。1989年，他被中共开除党籍。
接下来他做了一个选择——不参加海外民运。
当时大量流亡知识分子涌入各种民运组织。吴国光没有。他选择做学者。用一个评论者的话说："基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体定位，他避开了所有的诱惑和热闹，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哈佛尼曼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鲁斯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博士（1995年）→哈佛费正清中心博士后。六年时间，从一个中共党报评论员变成了一个有普林斯顿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香港八年：在审查的边缘写作
1996年，吴国光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从助理教授做到副教授。
香港给了他一个独特的位置：用中文写作，面对中文读者，但享有出版自由。他在《信报》、《明报》、《明报月刊》开设时评专栏，同时密集出书。1997年一年就出了四本：《赵紫阳与政治改革》、《自由化、制度化、民主化》、《新三国演义：中港台政局》、《逐鹿十五大：中国权力棋局》。
其中《赵紫阳与政治改革》最有价值。这是他基于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记录——十三大报告怎么起草的，赵紫阳怎么拍板的，鲍彤怎么协调的，内部有哪些分歧。对于理解1980年代中国政治改革为什么走到那一步、又为什么停下来，这本书到今天仍然是绕不过去的资料。
更早的1994年，他和郑永年合著了《论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本书开辟了一个学术方向——研究改革时代中国央地权力博弈，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
加拿大十八年：英文世界的建立
2004年，吴国光去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担任政治科学和历史双聘教授，同时是中国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这18年是他学术产出最密集的时期。转向英文出版后，他的学术影响力从中文圈扩展到了国际学界。几本关键著作：
《权力的剧场》（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他在英文学术界最知名的著作之一。这本书研究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制度运作——从历史到现在，党代会如何行使决定路线、修改党章、选举领导机构这三大权力。结论是：党代会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剧场"，是精英权力再分配后的确认性合法化仪式。余杰的书评标题概括得很直接："他们如何开会，决定了他们如何分赃。"
《反民主的全球化》（201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讨论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全球化如何削弱了民主制度。这不是一本只关于中国的书。
这些年他还编了六七本学术论文集，发了40多篇同行评审论文、50多篇书章。论文见于Asian Survey、China Quarterl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等主流期刊。
他到底在主张什么？
批评中共容易，提方案难。吴国光两样都做了，只是后者的知名度远不如前者。
他的思想体系可以分为"诊断"和"药方"两层。
诊断
大多数人知道的是诊断部分：
"逆转型"：习近平把中国从邓小平的"威权+市场"模式拉回毛时代极权主义，2018年修宪是关键节点。
"斯大林逻辑"：极权体制下，权力集中后必然持续清洗。他2023年9月提出这个框架并预言清洗不会停止——一个月后李克强猝死，2026年张又侠倒台，接连印证了他的判断。
"社会溃败"：不是社会动荡（有组织的反抗），而是社会文明规范全面失效，表现为无差别伤害事件频发。
这些诊断有学术支撑，不是信口开河。但如果只有诊断没有药方，那确实只是"唱衰"。
药方
他最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叫**"县政中国"**。核心思路：
从县级开始搞民主。 具体三步走：
县级司法独立——脱离党委和县长的权力控制
县级媒体自由——本地传播媒体获得独立
县长和县议会直选——候选人自由竞争选票
然后是更大的架构设想："实县虚省"甚至最终"废省"。全国保留约1,000个县，每县产生1名全国议会议员。中央管外交国防，县级政府管社会发展。县以下实行公民自治，不设政府机关。
这个方案的逻辑是：不要一步到位搞全国大选，从最接近民众的县级做起。一方面降低政治风险（县级实验失败了也不至于全局崩溃），一方面解决现实问题（县级腐败是老百姓最直接感受到的）。
他还有一个很务实的立场，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可以允许民选的共产党执政。" 他的原话是——核心是改变制度（一党垄断权力的规则），不是消灭政党。如果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赢了，它完全可以继续执政。
这比很多海外反对派的立场要温和得多，也现实得多。
在转型动力学上，他提出**"民变促官变"**：自上而下改革已无可能，小型民变扩大→镇压失效→政权内部出现分歧→破局出现。他引用英国光荣革命和葡萄牙1974年革命做类比——都是精英出于自身利益（而非民主理想）加入了变革阵营。
他自己也承认，这些方案"不会讲得很具体"，因为"出问题的地方一定是大家都没想到的"。这是学者的诚实，也是学者的局限。
他被骂什么？
学者上了推特，难免挨骂。几个主要争议：
"古墓派公知"——陈军给他贴的标签。意思是这批人还在用1989年的认知框架理解2026年的中国，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民主vs专制"。吴国光的回应是：你说我有"《人民日报》那套写作手法"——"四十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工作过，不是在这次辩论中就被对方当作我的观点不能成立的根据了吗？"
"军事政变"说——2019年他在台北的六四30年研讨会上，将1989年定性为"军事政变"（邓小平在5月17日非程序性废除赵紫阳的权力）。有人觉得这淡化了民众抗争。他的澄清是：军事政变和民众运动是同一事件的两个面，不矛盾。
大纪元平台发声——2005年他在大纪元/希望之声的采访中，从学术角度分析了退党运动的政治意义，引用Hirschman的Exit-Voice理论。因为大纪元是法轮功关联媒体，这容易被拿来做文章。不过他的论述本身是学术性的，后来他也继续在VOA、RFA、不明白播客等各类平台发声，不存在"只给大纪元说话"的情况。2024-2025年他同样接受大纪元林澜的专访，讨论20大、习近平等话题——他显然不在意平台的政治色彩。
一个诚实的评估
吴国光的价值在于三点：
第一，他是亲历者。 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核心参与者，全世界能提供这种第一手视角的人屈指可数。赵紫阳已故，鲍彤已故，吴国光是仍在活跃的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
第二，他是学者，不是活动家。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专著、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斯坦福的教职——这些不是可以靠口号获得的。他的分析有方法论、有证据链、有同行评审。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能说他不专业。
第三，他确实提过建设性方案。 "县政中国"是一个有制度设计细节的方案，"民选共产党可执政"是一个务实的政治立场。这让他区别于只会说"打倒共产党"的那类声音。
他的局限也很明显：
近年具体方案在减少。 "县政中国"发表较早，最近几年他更多在做诊断（斯大林逻辑、社会溃败），制度设计层面的新东西不多。他自己也说"不会讲得很具体"。这可以理解为学者的审慎，也可以理解为理论走在现实前面太远。
推特论战的效果有限。 学者和自媒体人在推特上吵架，往往两败俱伤——学者显得不够严肃，自媒体人也说服不了对方的粉丝。吴国光和陈军的论战就是典型。
受众面窄。 5.7万粉丝在学者里不算少，但他的内容门槛高，最终能进入的都是本来就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对普通华人读者来说，他的名字远不如王志安、李老师这些自媒体人响亮。
为什么值得了解他？
不是因为他一定对。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正在消失的视角——从体制内部理解中共运作逻辑的知识。
今天批评中共的人很多，但大多数是从外部观察。吴国光不一样。他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知道"评论员文章"是怎么通过审查的；他在政改办公室给赵紫阳起草过讲话，知道高层决策的流程和妥协；他亲历了改革从启动到夭折的全过程。
这种经验无法复制。随着1980年代的亲历者逐渐老去，这类知识正在不可逆地流失。
不管你是否同意他对中国未来的判断，理解他的视角——一个曾经站在中共权力核心、参与过最认真的政治改革、然后被这个体制抛出的人怎么看这个体制——本身就有价值。
他在斯坦福继续写论文，在推特上偶尔和人吵架，用emoji回复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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