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習近平祝大家出入平安：從反腐敗大清洗運動看《中國模式的終點》

2026年2月25日星期三

習近平祝大家出入平安：從反腐敗大清洗運動看《中國模式的終點》

編按：本文為黃亞生《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2025，今周刊）內容節選。

大清洗運動

不安全感會繁殖不安全感。某種意義上，這種不安全感究竟是心理層面的還是物質層面的，並不關鍵，因為兩者都會推動清洗。更多清洗又會製造更多對抗與異議，最終形成惡性循環。反腐運動已進入第十個年頭，它不再只是一次運動，更接近中共創造出的眾多矛盾概念之一，例如繼續革命。

對習近平而言，中共的腐敗問題對他的政治生涯是全面性的威脅。圖為2019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晚宴上舉杯致意。圖／美聯社

2021年11月中共通過《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簡稱《決議》）指出，腐敗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決議》也是習近平第三個任期的宣言：他堅持以國家主義作為治理腐敗的根本方案，試圖扭轉中共管理鬆散、軟弱無力的局面，並以此名義清除他所認定的資本主義罪惡本質。

長期以來，學界一直懷疑習近平反腐帶有強烈政治性：目標指向競爭對手，而這些人往往也確實腐敗。如今甚至無需迴歸分析去推導，中共已在文本中明示這一點。《決議》寫道：黨聚焦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查處周永康、薄熙來、孫政才、令計劃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這些被點名者，正是與習近平爭奪權力的對手。

腐敗在中國體制中無所不在，它具有腐蝕性，但也常被視為一種必要之惡：它能緩和中央計畫的僵化，並促成有助於中共維持執政的經濟成長。然而，習近平把腐敗視為全面性威脅。

習近平反腐對象往往指向競爭對手，例如（由左而右）周永康、薄熙來、孫政才、令計劃等人皆遭點名。圖／維基共享

反腐在群眾中確實受歡迎，但也讓它與菁英階層形成張力。在專制政體中，群眾缺乏有效的仲介機制；從政權生存角度看，與菁英對抗並不總是理性策略。那麼，菁英的怨恨對習近平是否構成危險？

回顧歷史，中共曾在林彪事件中渡過難關；當時正處文革創傷期，政治菁英被壓抑的焦慮所籠罩。值得注意的是，那次是毛澤東壓住局面；較弱的領導人未必能複製同樣結果。更何況，林彪倒台後，政治菁英甚至獲得某種心理解脫，因為林彪曾殘酷迫害他們，而毛正在清除他。若今天發生類似情境，我們不能肯定會是什麼結局。

1970年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與毛澤東關係決裂後，他才和家人搭機離開，便在蒙古墜機，機上9人無人生還，史稱林彪事件或九一三事件。圖為197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左）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右）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圖／維基共享

對於中國的政治菁英是否可能對為政者構成威脅的問題，黃亞生認為，過去毛澤東過去曾鎮壓局面，但如果發生在現在，難以判斷會對中共政權造成什麼影響。圖／路透社

反腐規模極大。據統計，2012至2017年期間，習近平清除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與候補委員的腐敗指控人數，與中共過去63年清除的人數相當。2012至2021年，約400萬名官員因腐敗指控受到調查與處罰，392名部級及省級以上官員被查。甚至對那些未能執行中央經濟與環境政策的地方官員，也被動用紀律程序追責。

目前看不出運動有收斂跡象。真正的反腐通常是對腐敗程度的回應；而帶有政治動機的運動，往往缺乏自然邊界。只要存在政治，就存在競爭；而不安全感具有傳染性：你在一處看到競爭對手，就更容易覺得競爭對手無處不在。

202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期間與副主席王岐山（左）在人民大會堂握手。圖／路透社

金融領域常被視為技術官僚舞台，與政治保持相對距離；但2021年10月，中共對最大國有金融機構啟動高層檢查，顯然更指向政治而非金融運作本身。我們難以確定原因，但有線索指出，王岐山在金融領域建立了廣泛的關係網與控制網。2021年，王岐山的長期助手董宏被判死刑緩期執行，其罪名與他和王岐山共事時間高度吻合；2022年，王岐山另一名前助手范一飛也被調查。

腐敗被用作政治整肅工具後，便會形成自我延續的動力：整肅對手會引發反彈，競爭加劇又推動更多整肅。由於腐敗如此普遍，習近平未來的競爭者也可能反過來指控他的盟友腐敗以取得優勢。這也解釋了為何前任們在反腐上往往更謹慎：帶政治動機的反腐容易埋下陷阱，清洗與反清洗將一輪接一輪地延續，每一輪都為下一輪鋪路。在這種敵意環境下，站著不動也會被挑戰；動得太快又可能引來更大風險。

在充滿敵意的政壇上，整肅對手也可能會招致反彈。圖為2022年中國國家習近平率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由左而右分別是：趙樂際、王滬寧、蔡奇、習近平、李希、丁薛祥和李強。圖／美聯社

落入個人主義統治

一個政治體系大致有三種運作方式：第一種，把部分決策權，尤其是人事選擇權，下放給公民，這是民主政體；第二種，把決策權委託給國家官員，這也是改革時代中共改革派長期採用的方式；第三種，把權力集中在獨裁者個人手中，這正是習近平所走的路徑。在不民主化、又不信任政府官員的前提下，剩下的選擇便是個人主義統治。

中國正快速滑向個人主義統治，這與謝淑麗的預測一致。她指出多項發展：毛澤東時代要求主要官員保證個人忠誠的做法回潮，中央委員會也不再使用作為領導人提名準則的意向性投票。兩屆任期的取消，使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那種任意、混亂的接班邏輯，卻又缺少毛與鄧那樣的個人魅力去壓制派系鬥爭。正如華國鋒很快發現的，在個人主義統治下，合法性與公信力等領導特質往往無法移轉。

2025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招待活動上，習近平走在前面揮手致意，後面緊跟著國務院總理李強（左一）、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左二）與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左三）。圖／路透社

習近平也公開為個人主義統治背書。2021年《決議》列出遴選官員的標準：

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堅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生產總值、不唯年齡，不搞海推、海選。

請注意被邊緣化的標準，以及被強調的標準。選票、評估分數、GDP、年齡、同儕意見，都有相對可驗證的客觀依據；除年齡外，它們也依賴黨內同儕間的默契與共識。這就是我所說的橫向力量。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正在削弱橫向力量，以推進縱向權力。

黃亞生認為中共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正逐步削弱黨內同儕間的橫向力量，轉而推進縱向權力的發展。圖／路透社

再看他所倡導的規範：以德為先、事業為上、公道正派。問題不在於這些詞不好，而在於它們的定義由誰決定。

以德為先究竟是什麼德？事業為上、公道正派的尺度又由誰裁量？當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與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同時存在時，你會依哪一句話行事？一個不受約束的領導人能夠容納高度自我矛盾。

當價值標準變得主觀、無形且互相抵牾時，體系就需要一個最終仲裁者去裁決爭端；在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仲裁者便是專制者本人。疫情初期官僚系統內部的訊息延遲，正呈現了獨裁者面臨的資訊隔離：沒有人有動機把壞消息交給掌握所有縱向權力的人。更複雜的是，習近平不同於毛澤東，他偏好微觀管理，堅持親自做決定。這種治理方式更容易導致政策失誤與行政癱瘓。

黃亞生認為，習近平比毛澤東更偏好微觀管理，這會使得習近平更容易出現政策失誤或行政癱瘓。圖／美聯社

黨內民主的工具，也就是非正式民意調查，已被廢除。謝淑麗指出，中共改採依面試與篩選出的菁英意見來提名候選人。科舉制度之前的帝國官僚體系雖也依賴個人推薦，但規模與目標遠不及今日的中共。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掌管龐大官僚體系，卻越來越採用更適合小型組織的運作模式，這更容易造成決策與人事上的不一致與錯誤。個人專制統治的一條鐵律是：若沒有不一致與隨機性，大規模運作難以持久。

在這套體制下，不正當誘因增加，下屬更有動機製造資訊不透明，不只對民眾，也對上級，形成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說的易讀性問題。逢迎、策略性博弈、訊息操弄更常見，資訊雜訊比例上升。未來更可能出現像林彪那樣的人：私下蔑視領導人，公開卻熱烈歌頌；而像胡耀邦那樣坦率誠懇的人會更少。制度品質將持續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