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彥 / 風傳媒 20240601
作者張彥（Ian Johnson），知名作家、記者、普立茲獎得主，曾長時間派駐北京。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八旗文化）
近千年來，河西走廊盡頭的敦煌一直是世界文化的轉折點，中國、西方、印度與中亞文化在這裡薈萃融合，演變成一種極具創意的藝術形態。敦煌反映了這種多姿多彩：城北是蒙古山丘，南接西藏高原，西側緊鄰「低語的沙丘」。從地圖上看，這些沙丘像是西去一千多公里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延伸，彷彿風想將這大沙漠吹入河西走廊，但奇蹟似的受阻於敦煌。敦煌地勢隆起，像達到峰頂浪尖的海濤，此地立有一塊碑，宣示這裡是華夏文明的終點，再往西走就進了外邦境界。不過歷史上新疆有好幾次像今天一樣，完全處於中國控制下。
莫高窟位於城南十多公里以南、不到一公里長的小山谷，這些洞窟是在西元五至十四世紀間，由虔誠的商販、貴族與旅人在山崖壁上雕琢而成，是多元民族與文化在佛教精神感召下共同努力而集大成的藝術寶庫。這處石窟今日還有將近五百個洞穴，裝滿各式各樣藝術品：包括四千五百平方公尺的壁畫與二千四百座彩繪雕像。單是其中一處洞穴就一度藏有一千卷繪畫，以及五萬份用中文、藏文、梵文及各種中亞文字寫成的稿件。大約六百年前，政治動盪封閉了絲路，這些洞穴也大致淪為廢墟，有些因風吹日曬而崩塌，有些被砂礫掩埋。
上世紀初，敦煌石窟重見天日，藏在裡面的許多藝術品被拋售給外國冒險家與學者。這件事引起旅居巴黎的中國藝術系學生常書鴻的注意，他在一份法文報紙上讀到相關消息，不解為什麼中國人自己不研究這些洞穴。他在一九四四年返回中國，成功說服當時統治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內戰中遭共產黨擊敗而撤出中國大陸，常書鴻留了下來，將敦煌作為自己的終身職志。
一九六二年，一位名叫高爾泰的藝術系學生來敦煌找工作。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來到敦煌為的是逃離一個「公社化全民皆兵的中國」。他寫道：「就像席勒(Schiller)為逃避當代德國暗無天日的政治現實，而縱情於希臘與羅馬黃金時代藝術一樣，我也希望能在魏、隋、唐的遺蹟中尋得我的家園。」高爾泰是夾邊溝勞改營倖存者。在服刑期間，他曾被拖去畫毛澤東像。只有在出這類任務時才能填飽肚子，而這也是他得以大難不死的主要原因。從夾邊溝獲釋後，無處投奔的他來到酒泉。他知道敦煌的情況，於是寫信給常書鴻求職，而且不等回覆立即動身，就這樣一路搭著運煤卡車，露宿荒野，乞水解渴，終於來到敦煌。
高爾泰來到的敦煌，既沒有許多世紀前極盡輝煌的身影，今天作為全球觀光勝地的榮光也是多年以後的事。當時的敦煌是一處塵封小鎮，鎮上有一些泥造的土坯陋屋，街道上到處是牛馬糞便。他往南穿過遍布墓碑的礫石地，來到西藏高原山麓。來到近前，地勢陡降形成山谷，山谷兩邊老樹盤根，一彎小溪倘佯其間。敦煌石窟就位於綠意盎然的崖壁上方。
高爾泰找到常書鴻。常書鴻與他的四十人學者團隊都擠住在幾間簡陋的農舍裡，這是由考古專家、藝術史學者、官員及共產黨幹部組成的群體，因內部不斷爭執和衝突而功能失調。他們的任務是研究共產黨意欲摧毀的歷史，但為了在毛澤東那些亂無章法的命令下存活，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相互鬥爭上。
常書鴻欣然會見了高爾泰，立即同意雇用他，並令其前去觀察石窟，在腦中盤點一份清單。高爾泰很快發現自己應盡可能遠離這個研究所，而且是離得愈遠愈好。這裡的情況雖然沒有勞改營那麼糟，但充斥著明爭暗鬥、屈辱、精神折磨，是中國動盪紛擾的縮影。
在這裡，高爾泰遇到一些因過去十年鬥爭而精神錯亂的人。有位女士總是一手抱著幾本書，另一手放在身後，拽著一根枯樹枝，在研究所進進出出，一邊喃喃自語著：「這樹已經死了，死了，死了。」另一位研究員每次上班一定會遲到五分鐘，而且還一再叮囑，要大家都知道他只遲到五分鐘，不停嘀咕著：「只是遲到五分鐘，只是遲到五分鐘，又有什麼大不了？只是遲到五分鐘，五分鐘而已。」
高爾泰漸漸承擔起更多責任。根據一項紀錄，莫高窟在西元三六六年開始建造，這表示一九六六年是莫高窟建立一千六百週年。團隊領導們經過反覆討論，決定重新裝修一個沒有壁畫塑像的大洞窟，在佛像的位置上塑一尊毛澤東像，其後的正面西壁畫中共黨史，題為「萬水千山只等閒」；南壁畫抗日戰爭史與解放戰爭史，題為「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北壁畫新中國的偉大成就，題為「六億神州盡舜堯」；窟頂畫共產主義天堂的美好前景，題為「芙蓉國裡盡朝暉」。
高爾泰在一九六五年全力以赴，幾乎用了整年去設計這些未來的壁畫。但接下來權力轉移了。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打擊他所謂不斷僵化的政治系統，而常書鴻這種體制內(尤其曾為國民黨政府工作過)的領導首當其衝。常書鴻夫婦隨即因缺乏革命熱忱而遭到批鬥。更嚴重的是，他被控用人只重才能與專業，不重共產主義熱忱。很快地，研究所裡的高級領導與專家全淪為其他成員的攻擊對象。高爾泰對此有段描述：
所裡那些溫文爾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一夜之間變成了凶猛的野獸，劇烈的蹦跳叫喊，忽又放聲歌唱，忽又涕泗交流，忽又自打耳光，忽又半夜裡起來三呼萬歲，敲鑼打鼓宣傳偉大思想……整個莫高窟地面上，只有洞中那些菩薩和佛像，依舊保持著往日的自尊與安詳。
許多人遭到人身攻擊，常書鴻則被毒打到不能走路。有人被送去做洗廁所、挖溝、挑水之類苦工，只有在舉行「批鬥大會」、接受革命不力的批判時，他們才能擱下這些例行工作。
高爾泰本人也因師從常書鴻而遭到攻擊。從一九六六年起至一九七二年離開敦煌為止，他大多數時間都負責將沙塵掃出洞穴。由於沒有人會來監督，他就這樣看著石窟上的壁畫過日子。
年復一年，他研究這些壁畫並發掘中世紀中國的生活資訊。他見到描繪「耕種、蠶桑、紡織、建造、狩獵……從婚喪喜慶、乞食、屠宰到武術等方方面面」的各種壁畫。
山谷裡研究所那些人鬥得死去活來之際，高爾泰倘佯崖壁間，盡情賞畫，從中學得生命無常之道。共產黨保證確定性：「根據共產黨理論，歷史有一定軌跡，共產主義終必獲勝。」但莫高窟讓高爾泰明白世事無常，人生並無定論，更因此領悟到共產暴政終將成為過去：
在千壁畫林中徘徊而又徘徊，我有一種夢幻之感。想到歷史無序，多種機緣的偶然遇合，在這麼長的時間裡為創造這些作品提供的保證多麼難得：想到歲月無情，它歷經千百年風沙戰亂，保存至今更不容易；想到世事無常，我家破人亡，死地生還，猶能來此與之相對尤其幸運，心中不由得充滿深深感激之情。
今天的敦煌是熱門觀光景點，想進入石窟參觀得先排妥時段。學者們當年生活的那些簡陋住所已改建成博物館。高爾泰那位曾備受折磨的上司常書鴻，因為從外國人手中奪回敦煌研究主導權而被捧為愛國者。此前敦煌卷軸大多流落外國人手中，相關研究也一直由外國人把控。
一九七八年，毛澤東死後兩年，高爾泰獲無罪開釋，到了一九八六年更因對中國歷史的「特殊貢獻」，獲得中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褒揚。但一九八九年他因支持天安門抗議而再次下獄。在一九九○年獲釋後，高爾泰逃離中國，目前流亡於美國內華達州，在那裡寫下回憶錄《尋找家園》，這本著作以刪節版先後在中國與台灣發行。
從二○○○年代起，高爾泰回憶錄開始在網路發行，其中有些還補上幾段原本被審查刪除的文字。14他對一九六○與一九七○年代有關敦煌的描繪，和官方媒體的說法大相逕庭。共產黨官媒將敦煌描述為中華文化的光輝體現，並且受到黨的尊重與保護。就像共產黨統治幾十年來，數以百計已發表的回憶錄一樣，高爾泰也以親身體驗道出共產黨持續不斷的統治犯行，使今人得以一窺過去荒腔走板的苦難。
比起其他有關夾邊溝的記敘，高爾泰聚焦於個人思考與感受。他在很大程度上不談肉體屈辱，認為這樣做的用意不是為了遺忘，而是為了征服自己的體驗。根據他的說法：
寫作《尋找家園》像是在牆上挖洞。這次是混沌無序之牆，一種歷史中的自然。從洞中維度，我回望前塵。血腥汙泥深處，浸潤著薔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朧。蘭火在荒沙裡流動─不知道是無序中的夢境？還是看不見的命運之手？畢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來沒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燒焦了一半的樹上能留下這若干細果，都無非因為能如此這般做夢，真已似幻，夢或非夢？果真吳旭，哪有命運？我依舊只能聽從心靈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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