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于当下疫情局势与policy的质疑。但是在开始之前，我必须做一个冗长的前情提要，以清晰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误解。
第一个前情，是在2021年8月，我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应该开始考虑群体免疫。当时病毒已经变异到了德尔塔毒株，还没有变异为奥密克戎。然而，在那个时候，英美已经全面开禁，群体免疫政策起作用。
典型的案例是欧洲杯，数万乃至数十万球迷聚集在球场里，甚少使用口罩进行防护，但是并没有引发强烈的后果。
英美的群体免疫政策所推导出来的成果，后来普遍为世界各国采用，欧洲各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100多个国家先后采用了群体免疫政策，全球逐渐进入正常化时代。较晚采用的越南，也并未引发社会混乱，反而在社会开放之后，逐渐取代了中国的许多供应链布局，成为新一轮的经济宠儿。
到今天，我依然在“阴间”。但我家人中已有多人羊了，包括我妻子。
我在她身边照料多日，连口罩都没戴。我并不心存侥幸，知道自己无非迟早也会一得。或许运气好些，可以混个无症状，那真是不胜之喜。
但无论如何，也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什么，对于实行，乃至更早实行群体免疫，我都毫不后悔，衷心拥戴。
只要人是自由的，我们就能够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求医问药，可以逃避世外，可以囤粮囤药打响自卫保护战，如果愿意当然也可以自我隔离，躲它个三年五载。
归根到底自由才是最宝贵的。假如做好了一切准备与自我保护，死神依然要找到我，那我也无怨无悔，生死有命，我要自由。人的一生中大概会碰到一万一千种死法，总有一种会找到你，有什么可抱怨的？
第二个前情，是在11月底放开迹象已经非常明确之时，我曾与冰川的同事有过讨论，焦点在“放开”二字。这是一个十分有歧义的词。因为赞同放开，事实上就等同于赞同封控。如果在此时对放开有所微词，似乎就等同于赞同封控，甚或清零。
因此，我们共同认为，所谓“放开”是一个非常具有欺骗性的词语，它本不应当成为政策的一种形容。更加准确的，是防疫政策，采用何种防疫政策的问题。清零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政策，封控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手段，而放开更加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选择。
从武汉开始，我就是坚定的反对封控者。负责任与有能力，并且受到监督的结构，绝不敢如此置上千万人于无助、封闭与自生自灭之中。而在其后，全国的轮盘式封控，超大型城市包括上海、成都、西安，中型城市如扬州、乌鲁木齐，小型城市如瑞丽，几乎没有几个城市能够幸免，更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亘古未闻之惨烈。
因此，所有的封城，半封城，全都既缺乏法理，也缺乏合理。因此，“放开”是一种欺骗，它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封控的恶政性质。
以上两点，我想要清晰地表明一个态度：封控是无理的，而群体免疫是早就该执行的政策。
1.
这个冬天是极其严酷的。在过去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中，我们所听到的噩耗已经不绝于耳。在新闻中，我所喜欢的演员王劲松的母亲，名人樊登的父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胡鞍钢的岳父、设计家吴冠英、《中国青年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纷纷去世。
我们在新闻中所见的，不过是冰川上面的一个细细的尖角，而在冰川之下，不知道有多大的隐藏部分。
即便以这细细的尖角去看，年龄层也十分广阔，百岁老人也有，四五十岁的壮年也有，年轻的人群也有。因此，病毒所攻击与杀害的，并非单一人群而已。
因为新冠死亡的标准已经临时被修改了，所以真正在这场灾难之中死亡的人数，恐怕永远会变成一个谜。但是概率自然还是可以被计算的，只是当下或者短期之内，恐怕都不会有这样明确的数据出现，只能留待病毒学家，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去做研究了。
许多的防疫爱好者，便会用以上的数据、事实与局势，来论证清零与封控有多么地正确，而所谓的封控政策使多少的中国人幸免于难。
打住。以上惨剧的制造，并非因为清零与封控多么地英明，而是因为，当下的policy，是一个放任放弃与放纵的政策。它严格上来说，连个policy都不算，是摆烂。
首先，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不要再用所谓的多少条、所谓的放开等等模棱两可的词语，可否公开与正确地使用“群体免疫”这样符合policy用语的科学词汇？
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一个权威与公开的数据，告知公众总体社会的感染率到达多少。网易曾经有一篇文章提到，国家卫健委21日电话会议提到，累及12月1日至20日，全国累计感染人数2.48亿，人群累计感染率达17.56%，北京和四川的感染率均超过50%。
在我就医的上海一所医院中，医生告诉我的内部数据，全院医护人士感染率在22日已经超过50%。
在我所在的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15人群里，92%已感染。
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自行统计，估算感染人数。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自行估算？为什么不能够公开感染数据，并且宣布实行群体免疫政策。
群体免疫政策不是摆烂政策，它必须要有个明确的规划与指向。
如今的情景，显然是无计划、无管理之下的群体免疫，全国都在争先恐后地“达峰”。在许多媒体与数据机构的监测中，感染人数都是呈几何级增长的。但是达峰的目的是什么？在怎样的管理下达峰？达峰需要怎样的医疗储备？达峰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达峰中会出现什么意外，例如病毒变异，或者就像这两天所传言的那样，事实上在北方地区，德尔塔毒株依然存在？
似乎没有一个省市，包括中国的最高疫情指挥机构，卫健委和CDC，心中有明确的目标或图景。
群体免疫变成一个完全的盲人摸象的过程。
但真正的群体免疫显然不是这样无序的、不计代价的、争先恐后的达峰。群体感染到多大的比例，能够达到免疫效果？公众需要对群体免疫做何等的准备与措施？各级gov、公共卫生部门、基层组织、社区，该在群体免疫政策中担当什么角色？药物如何储备与分配？高危人群应当如何登记与保护？不同的基础病应当采取如何不同的措施进行防范？如何防止病毒再次变异？如何分辨有症状与无症状？
群体免疫所需要的准备、应急与储备，是极其细致与巨量的。群体免疫并不是让公众以赤手空拳的肉身去硬扛，而是必须在充足的药物、医疗与防御的基础上，避免过高的重症率、病死率作为前提。
公开宣称进行群体免疫政策，既是对公众的告知，也是使公众有充分清醒的认知，在依赖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同时进行充分的自卫准备。
公众无意识、无准备、无知识；曾经遍地都是，吆五喝六的大白一夜间消失，留下赤手空拳的公众，和疲于奔命的医院，这样的群体免疫，还是群体免疫吗？这是群体受疫吧。
2.
这个冬天。这是冬天。
在我们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已经充分被教育了，冬天，是疫情反弹最为猛烈的时候。
可是在11月底，已经进入了冬天，才开始采取了群体免疫的政策？
我依然仍然坚持群体免疫政策的合理性。夏天比冬天更合理，这是一个自然之理，也是我们在三年的疫情中，所学到的一个基本知识。
但是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时机，那么冬天进入群体免疫，并非不可接受。
然而，同理，无论在任何时候进入群体免疫政策模式，都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而在冬天进入，就必须有更加充分的准备。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在11月才进入群体免疫模式？背后的政策考量是什么？进行这一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在进行这一决策的时候，所进行的准备是什么？是否充分对医疗机构进行了告知、培训与补充？药物是否充足？高危人群是否有应急机制？
猜测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11月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了比较大面积的感染。例如核酸的结果，有大面积的造假。
这些或许是猜测，或许是谣言，我一个都不愿意相信。
但我仍然无从得到的解答是：为什么？我们不配得到一个解释吗？
就算解释没有，我也还是认了。但是有以下的事实，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应对：
北方的感染人数高于南方，是否北方在医疗资源上，应当得到充分的倾斜？北方的症状比南方严重，是否官方能够给予更加充分的指导，告知北方的公众，应当如何应对较重的症状？怎样的症状，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决？
在许多自媒体上看到，包括北京在内的殡仪馆已经满负荷运行，并且价格高企。是否官方也应对此有所回应，设法解决？
在北方，以及那些感染比率较高的省市直辖区，能否有一个充分的指导，告知在照顾感染的家人方面，如何能够尽量避免自我的感染？像我这样家人感染之后多日还未感染的人，该如何避免感染，或者不可避免，但是否有可能是无症状感染？能否有人帮助我，使我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自我保护与自我确认？
而即便在南方，小孩与老人这些易感染人群，该如何防护？对于高危的老人与基础病患者，该如何尽量防护？何种症状？出现什么症状可自行处理，而出现何种症状该立即送医？
传闻说，老人的症状，未必如同少壮一样，会出现发热。或者有些症状，与基础病之间会有重叠。该如何分辨？可否有人能够帮助分辨？
凡此种种，都与冬天相关。为何我们进入了冬天，只感觉到无穷无尽的冬天的冷酷，与群体感染的肆虐，而未曾感觉到任何免疫的希望？
这个冬天，群体如何免疫？
3.
我被同事嘲笑，说我是一个口炮党。
想来的确羞愧。从2021年8月我开始提群体免疫，可是到了群体免疫真正开始的时候，我竟然几乎没有准备。
警觉性较高的妻子准备了布洛芬和血氧仪。但仅此而已。在许多人的协助下，我终于有了布洛芬，有了对乙酰氨基酚。但是昨晚在群里讨论时，又有人提出了需要电解质水，我又是一脸懵圈——因为我竟然也没有准备。
缪晓辉医生说，他在疫情开放之后大声疾呼：镇静镇静，解热镇痛药怎么可能缺呢？“结果呢，如同‘空气怎么可能缺’这么成熟的问题，出乎意料地还真成熟地缺了。”
他是一个医生。他都缺药。
我想问：为什么已经决定了群体免疫，却一点准备也没有？
2021年7月，张文宏关心了三个问题：疫苗需要普及接种，因为虽然（当时的德尔塔病株）能够穿透疫苗，但是疫苗在防止重症和病死上，有充分的作用。老人家更加是应注尽注。
ICU需要大量建设，因为连在上海，ICU病床也十分短缺。
个人防护还要做。
可是在经过了将近一年半之后的今天，疫苗的接种率，与当时并没有质的突破。尤其是在老人群体，并没有充分地接种。
根据中国较为权威的医学媒体《医学界》报道，从2022年3月到12月中旬，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全程接种率只从80.27%上升至86.6%；80岁以上老人加强针全程接种率仅为66.4%，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515.3万人，仅为40%。
关于ICU床位，有两个不同的数据。在新闻的普遍报道中，中国2021年拥有ICU床位一共是6.7万张，每十万人拥有ICU床位4.8张，而美国是每十万人34张，德国是每十万人29.2张。医学界的报道说，2021年比上年增加了3624张。
11月17日，国家卫健委应急司司长郭燕红提出“要求ICU床位达到床位总数的10%”。什么概念？也就是要求全国总的ICU床位达到14.3万张，缺口接近8万张，超过一半。
但是在12月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示，目前，全国的重症医学床位总数是13.81万张，其中三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床位是10.65万张。重症医学床位接近10张/10万人的水平。
作为一个医疗盲，我不知道郭司长和焦司长之间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并且这其中的文字游戏到底是什么。从本能上来判断，在一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地都在封控和核酸的热潮之中的时候，医院的ICU床位翻了一番，简直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
而12月1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随着近两年更多资源投向防疫，从2021年起，中国医疗资源的建设速度放缓。重症监护病床数量的增长率从前一年的近9%放缓至2021年的5.8%。
有意思的是，今年4月份，观察者网一篇反对中国“躺平”的文章标题就对中国ICU的稀缺做出判断《躺平后将有1.5亿人无法住院，3.5人抢一个ICU》。
文章非常清晰地测算道：
“美国疫情高峰期新冠危重病人对ICU的占用比例约30.4%，按照这一测算，考虑到美国十万人ICU密度是中国的约9倍，如果中国与美国病例比例大致相同，则奥密克戎高峰期中国ICU需求的占用率为273.6%，因而中国ICU病床的缺口约173.6%，再考虑到中国ICU原本使用率中位数75%，则ICU缺口数量为9.45万张，为中国现有3.8万张ICU病床的约2.49倍——也就是说每一天有约每3.5个病人抢一个ICU床位。
以此推算，整个奥密克戎高峰期2个月期间，按进ICU病例住ICU天数与新冠病例住院天数相同测算，一个疫情波次有76.15万人次的需求读得不到满足，全年3波次疫情ICU缺口228.46万人次。考虑到美国每年超500万ICU患者10％-29％死亡率的中间值20%，需要但进入不了ICU病死率升高一倍，也就是有40%死亡，则中国全年因医疗挤兑住不了ICU而死亡的病人将会超过91.38万人次。”
总而言之，在三年之中，ICU床位数并没有大规模上涨，甚至在去年增长速度下降，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这一波群体免疫的需求。
如果说疫苗和ICU是一个需要长期准备的工程的话，那么最奇异，然而也是最普遍的事情就是在于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感冒发烧类药品的全面匮乏。
缪晓辉医生所提到的解热镇痛药的欠缺，是大多数中国人目前正在经历的奇异的痛楚。中国是最大的退烧药生产国，布洛芬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而对乙酰氨基酚占全球产量的70%。
而现在，从北方到南方，从资源最丰富的北京上海，到我家乡的小县城，退烧药都在全面的哄抢之中。
《每日人物》的这篇文章，《为什么我们买不到退烧药》非常清晰地讲清楚了为什么在全世界最大的退烧药生产国买不到退烧药的全过程。
其中最重要的论断非常清晰：突然的转向，无论是生产，还是流通，还是销售，全面出现了系统紊乱。
它指向的只有一个问题：没有准备。
我生活在上海，我的朋友们都生活在北京、广州、成都、杭州这些发达城市中，我们多少还有些资源，有些人脉，有些渠道，尽管困难，我们还是能够想办法生存下去。但是农村，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在四川、甘肃、贵州、云南那些偏僻的乡村中，如果发生了大面积的感染，他们将会如何？
农村医院中的药品更为紧张，人手更为紧缺，知识更为匮乏。已经有了一些报道，一寸一寸地发烧，依靠输液治疗……看着都让人揪心。
在过去数十年里，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大量转移到了城市，农村空心化并不是农村不再有人，而是生活在农村的，大量都是老人与留守儿童。他们恰恰是这波群体免疫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
自顾不暇的城市，眼睛里看不到乡村。可是在这波即将持续数月的疫情冲击中，农村的情形将会如何？（参考张丰的文章一个河南小村庄，沉默地熬过了”疫情“）
我不知道。因为信息太匮乏。淹没朋友圈的，都是各种人阳了之后的各种反应，但是我基本上看不到乡村。
2019年冬天，武汉出现了第一例新冠感染者。2022年冬天，我们终于迈入了群体免疫。三年来，我们到底学会了什么？
疫苗被穿透，ICU依然匮乏，退烧药买不到，农村看不见。
三年，在新冠病毒面前，我们竟然依然是一个裸体的孩子，毫无准备的肉身，无药可医的病人。天灾乎？人祸乎？
4.
我在朋友圈中频繁刷到一张图：香港公布的不同疫苗对预防感染的效率。以前香港只公布了针对新冠重症/致死的效率，现在的数据全面了。
这个数据，其实来源于2022年10月香港大学医学院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研究论文，对比的是复必泰mRNA疫苗，和科兴的灭活疫苗。
太专业的东西我看不懂，但是我看到的是结论：两针疫苗已经不足以预防奥密克戎，打完三针科兴在60岁以下人群预防效率为51%；三针复必泰在所有年龄段都有效率能达到70%以上。
加上时间因素，更加全面的数据，是三针复必泰从针后14日的89%，下降到六个月后的77%，依然是非常有效的保护。而三针科兴是针后14日的36%下降到六个月之后的8%，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保护作用。
那么，已经非常清晰哪个疫苗更加有用了吧？这并不是美帝国主义或者是哪个境外势力编造的谣言了吧？这是属于我们祖国的香港的科技工作者所做的研究。
12月22日，11500剂由德国BioNtECH和中国复星集团共同研发的复必泰疫苗运抵北京，预计年底开始给在华德国公民进行注射。
疫苗是一个敏感的故事。2020年，我曾经操持过一个新闻直播节目，凡是关于疫苗的讨论，统统被平台拒绝。
近期关于疫苗有两个新闻。
12月20日，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新闻发言人普赖斯是否有向中国提供疫苗的意向。普赖斯非常直接地说，我们计划尽我们所能帮助中国控制住疫情，这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美国是全球新冠疫苗最大的捐助方。
次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说，目前疫苗加强针（第三剂，第四剂）的接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拒绝了美国的援助。
德国《明镜周刊》21日报道说，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20日表示的房可以立即向中国提供数亿剂的BioNTech疫苗（也就是复必泰），德国联邦防疫主管机关也愿意提供帮助。然而，北京拒绝了德国的提议。
曾光，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在12月22日的一次会议中说，“不管以前打了两针还是三针的人员，都可以开始打第四针了。第四针一定要变换疫苗，不能再用灭活疫苗了。”
灭活疫苗的效率，已经在香港的抗疫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无论对比美国的辉瑞疫苗，还是德国的复必泰疫苗上，它对于预防感染方面都远远落后。
上一节中提到，中国的老人疫苗接种率其实是非常不足的。如果能够接种辉瑞疫苗或者复必泰疫苗，那么在6个月之内，他们感染的概率会很低，这难道不是大量挽救老人的机会吗？
2020年，中国曾经向日本、意大利、伊朗等许多国家，大量援助过口罩、核酸检测等医疗设备，对此，留下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一时佳话，而受援助国对于中国的感激之情，都溢于言表，这难道不是增进国家关系的美好时刻吗？
为什么我们可以援助别国，而别国不能援助中国呢？在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中，无论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还是中国，都曾经满怀感激接受过他国的援助，在疫情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区别吗？
美国加上德国，如果我们主动一点，应该给每个中国人捐献一剂mRNA的疫苗都够了。那么就按照77%的防感染率，会减少掉多少感染者，那么无论是ICU，还是发烧药，还是农村医疗，许多当下紧张的医疗压力，都会得到巨大的减轻，为什么不？我们在死守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人命关天，难道不是人民至上吗？
5.
这几天，我发动了许多关系，找了许多人，加了许多群，想买一盒美国辉瑞医药公司生产的Paxlovid新冠特效药。
还是那句话，我是一个医疗盲，我根本不应该去抢这个药。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药理作用，也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
这是我在绝望之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或者安慰。我80多岁的父亲生活在乡下，医疗条件差。如果万一他被感染，我敢肯定他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被使用这个特效药。
我的计划是：万一他被感染，我拿着药去找医生。
这个药非常贵，非常难买。第一次看到关于这个药的信息，我马上去问了和睦家的一位医生。他说，医院仅有少量的库存，只提供给重症患者。
北京一位医生写的文章《从辉瑞新冠药Paxlovid看高端医疗的阶层流动》证实了这个说法。“就现在的医疗挤兑状况而言……基础病越重，患者年纪越大，买到特效药的可能性才越高。……Paxlovid就是一个需要被争抢得头破血流，却又遥不可及的梦。”
那是在北京，全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如果在北京都要如此争抢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个县城以下的镇里的卫生所，你觉得有机会能开到这个药吗？
在这件事上，我的眼睛里没有世界，没有国家，只有我的老父亲。只要能抢到药，我可以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况且，我只是想买到而已。
我看了许多东西，这个药最好在感染之后的五天之内使用，并且是中症一下比较有效。
关于这个药有许多说法，一说是国药代理，一说是复星医药代理，还有一种现在比较普遍认同的说法，是中国医药代理。
但是无论是谁代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代理者是一家国营公司。第二点可以肯定的是：国内的供应量严重不足。第三点可以肯定的是：需求量非常大。
我在一个群里至少已经看见五六条这样的信息：家中老人，有严重的基础病，已经确诊了新冠，在医院里没有药。所以患者家属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寻找这种药。
另外一位北京的医生在帖子里写道：他们排除万难进口了一批Paxlovid，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你让我相信什么？我只能排除万难搞到药，如果到时候我求不到呢？
可是我很疑惑。如果医生们都认为这是一款有效的药，并且病人家属们都在千方百计寻找这种药，难道不应该所有的医院，都配备上这种药吗？
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感染者有多少，已经覆盖到了多少的地区，多少的城市，多少的乡镇，多少的村庄，可是难道这样的救命药，既然已经生产出来了，难道不应该应配尽配吗？
为什么只有中国医药一家可以代理？那么多医药公司为什么不能代理？中国的制药厂那么多，为什么不能找辉瑞授权生产？中国的药厂仿制能力那么强，为什么不能仿制？
Paxlovid2021年11月22日经美国FDA批准，可以作为新冠临床治疗的特效药。已经整整过去一年多时间了，为什么中国没有足够的储备，药厂没有取得授权，仿制药没有得到生产？
印度已经有了仿制版，日本也有。
25日，据传在北京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放Paxlovid。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如果社区卫生中心都能够获得这个药的话，那么意味着主流的医院都能够比较充足地获得，那么当然就会有许多生命能够得到及时抢救。
然而，消息也仅仅止于“首善之都”，“皇城根儿”而已。上海没听说，成都没听说，我们那个福建的小山村更加无从听说。
从全国的范围内，能有多少呢？
老问题又来了，新冠三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连临床的药品都没有？
6.
上周，我参与了一次争论。
主题是反驳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针对张文宏的一次攻击。
在其后几天中，支持张文宏支持饶毅的文章层出不穷，几乎湮灭了关于此次疫情的其它讨论。
发言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封控派的一次抬头。但我必须承认，这样的争论并不让人愉快。这样的一场口水战，会让人们从群体免疫的关键性问题中游离开去，从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群体免疫广度和深度的推移，连一些以往的“放开派”，也开始出现了反复。而封控派更加变本加厉，放肆攻击“放开政策”，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群体免疫政策。
攻击的焦点无非几种在几个层面：
社会上死亡的人数不断上升。即便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是新闻上的名人去世的数量，已经足够令人震惊。25日，我在广州工作时广受好评的前市长黎子流去世。显而易见，一些高级别的官员也难逃厄运，更毋论平头百姓了。
在封控期间，许多发言，甚至包括张文宏的发言中，也会提到，奥密克戎的危害性，“不过是一个大号感冒”。但是许多人经历了包括发热、身体疼痛、咽喉症状、味觉嗅觉丧失等等症状，比感冒严重得多。
在张文宏、金冬雁以及其它一些学者的研究中，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十分之高，一些研究中甚至高达90%。可是从网络分享与普遍感知上来说，似乎多数人都有症状。“无症状感染者消失”了。
在这些问题上，首先有一个前提早就已经变化了：感染人数。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美国三年以来的确诊人数为9900万，占总人口比例29%。要知道，即便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的放纵政策期间，各州也都执行了比较严格的管理政策，并非躺平型群体免疫。在这个基础上，美国的死亡率也高达108万。当然，关于美国到底有多少人得过新冠，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哈佛的版本说94%。
那么中国在目前完全放开的前提下，到底会有多少感染者？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预计或统计。钟南山的预计是90%会感染奥密克戎；中国CDC原副主任，国家新冠联控专家组成员冯子健预测第一波将感染60%，最终会有八九成人感染；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专家陆蒙吉预测春节前后将感染三分之一，而吴尊友的预测是春节前后感染比例10-30%。
以最低的预测，那么春节前后的感染人数是1.4亿，以60%预测，则是8.4亿，而以80%计算，则超过10亿。在这样的数量基数下，一切都会发生变化。
重申一遍，我几乎算是一个医学盲，因此无法进行科学的分析。但是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理性主义者，因此从常识出发，大约可以在感染人数与比例的基础上，去推理出一些事实。
死亡人数有多大？如果按照前述已经达到2.48亿感染者的话，那么按照张文宏的测算，新加坡低于流感死亡率的0.06%，那么死亡人数也达到了将近15万；即便按照最低的1.4亿感染人数，死亡人数也有8万人。这么庞大的集中死亡人数，见于报端的，自然也就是非常可观。
为什么感觉身边的人都是有症状，并且比较严重？这是非常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了。在我的朋友圈中，三到五天恢复正常的，与拖延十天到两周的人数差不多，症状轻微的，与症状较为严重的，人数也相差无几。随着时间的推移，轻微症状的发言者更少，于是普遍留下的都是症状比较严重的。刀片喉，水泥鼻的发言欲望更强，还是睡一觉什么事儿也没有的人发言欲望更强？
无症状者消失了？这更加是一个无稽之谈。无症状者首先就根本发现不了。因为核酸的取消、抗原试剂的一物难求，无症状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感染，谈什么发现？即便无症状者就生活在你周边，你也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尽管是常识，但更加核心的问题恰恰在于：当整个社会放弃了对感染者的统计，而官方并无准确的数据统计发布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无从掌握感染者的真是数据，所有的死亡人数、有症状者的比例，无症状者的比例，从根本上已经缺失了判断的依据，人们只能依靠感觉来判断死亡的人数、症状严重者的比例，无症状的存在。我们是要回到了数据的原始时代，靠感觉来做决策吗？
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争论都丧失了根本性的意义。
我觉得非常遗憾的问题恰恰在于：由于突然、无准备、缺乏经验支持的群体免疫的开展，事实上，整个专家团队所能做的事情极其庞大，细节极其复杂，所动员的力量极其巨大，所需要团结的层面极其广泛。
能不能推动mRNA疫苗捐赠的落实，并尽快在老年群体中普及？能不能加速，乃至请求国际支援，按照建设方舱的速度，建设ICU？能不能快速引进Paxlovid，让所有的重症患者都能够及时充足地使用？或者能不能加速仿制药的生产？能不能全民分配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使每个感染者都有药可用？能不能进行医疗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免农村坠入无边无际的黑暗状态之中？能不能推动每个省市都发布真实有效的感染者数据，以便公众对自己的处境有真实的认知？能不能发动志愿者，包括当时无所不在的大白，对高危人群进行实时监控，进行联防联动，以便一经发现，便能够及时抢救？
饶毅也好，吴尊友也好，梁万年也好，张文宏也好，他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上拥有影响力、实力与能力的人，在以上所有的问题上，他们能够影响决策，至少能够影响地方性的决策，使整个社会在群体免疫的过程中受到更小的冲击，哪怕能够减少一百人，一千人的伤亡，减少100万，1000万的感染，这都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啊。
可是饶毅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写作和别人争论，在攻击张文宏。互联网上连篇累牍的，对张文宏的口诛笔伐，对放开政策的质疑，对各种症状事无巨细的描述。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减少感染，减少危重，减少感染啊。
国难当头，大家都在干什么呀。
7.
中国人非常喜欢引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句子：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在今年冬天，这是一个极其残忍，乃至缺乏人性的语言。因为在粗放的群体免疫的道路上，是许多人的最后一个冬天，他们永远也看不到春天。
而这原本是不需要付出的代价。
三年了，我们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群体免疫，与病毒长期共存是我们面对新冠的殊途同归。
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封城闷不死病毒，核酸治不了新冠。防疫爱好者和封控爱好者们开出的药方整整延续了三年，没有消灭病毒，却清零了社会。
权力日益失控，社会日益凋敝，民生日益困窘。这就是封控所付出的整体代价。
张文宏说，我们即将走出这次疫情已成定局，这个趋势不会再逆转。这是一个预测，也是一个必然，因为整体社会和我们的生活，已经无从负担严厉封控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这个过程，却是十分困苦与艰险的。计划越周密，资源越丰富，得到的帮助越多，社会付出的代价就越小。这就好比我们个体的康复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需要截肢去治好一次擦伤。用最小的代价，去走出这个难关，才真正显示出一个社会的治理能力。
药方早就已经在那里了。
防止更多人感染，需要的是疫苗。mRNA疫苗，包括辉瑞和复必泰，是证明有效的，拿过来用，给老人用。
Paxlovid，可以治疗重症病人。拿过来用，给所有有需要的人用。
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免费分发给每一个人，让免疫力强的人，依靠这些便宜的基本药物，就能轻松过关。
动员社会和社区的力量，对高危人群进行有效的监测和关怀，以便减少他们的死亡率。
发动全世界的力量，快速建设ICU，以便重症患者，能够获得生的机会。
那些专家、医生、护士，都比我专业得多，而我相信的是，只要决策政策，那些在无数次曾经不眠不休拯救过我们，拯救过我们的社会的人，会愿意再一次，无私地奉献出他们的智慧、时间和血汗，再一次充当我们的天使，我们的勇士，我们的拯救者，让我们幸免于如同海啸一般的病毒浪潮。
我们能有这样的幸运吗？
（原文链接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850901503574373?_wb_client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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