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父亲走了"，似乎他还有可去的地方——天堂、地狱、马克思……我不大信这个，最简单的理由是，没有一个令我信服的证据证明，中国的贪官污吏、暴君猪帝及他们的后人是在地狱里的。于是我便说"爸爸没了"——虽然不雅，却也实在。
爸爸没了的感觉不大好，像是一个喝了大半辈子酒的人被告知，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酒了。以酒喻父似乎不敬，在我这里，父母与儿女，主要是自然的生物关系，其次才是本能的慈、道德的孝这类东西，适度践行便好，至于"父母在不远游""三年丁忧""二十四孝""三纲五常""忠孝治国"这类说辞，当属反人性反文明的毒药。
爸爸活了98岁，死因的账也可以算在"新冠"的头上。他确实"阳了"，呼吸衰竭。我问大夫爸爸算不算死于"新冠"，她面有难色地说："这个不能说，心里明白就行了。"中国的事情，多要反着听、反着信的。
2022年12月20日，这是中国疫情失控不得不放开后的两周左右。我认识的人90%以上就都阳了。爸爸住院3个月了，所以没有经历人之将死进不了医院的尴尬，但因严酷的疫情管控，3个月我不能与他见面，只是死的那天才让见上一面，只能十多分钟。此时他急促地喘着气，血氧在80——60间震荡，已经没有看我们一眼的力气了。我几次拍他的脑门，眼睛只是微睁了一瞬。但愿他能意识到儿女来了。死前的三个多月见不到亲人，这应该是他一生的重大遗憾。那种情感的苍凉、灵魂的落寞、精神的苦痛，是可以想象的。这笔帐可以记在疫情的头上，但更要记在防疫决策者、指挥者的头上，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中国的三年疫情，又是天灾加人祸，甚至原本就是始于人祸又放大了人祸。现在，封堵的大坝毫无准备地溃堤，下面的灾害无法预测。但我相信，中国人照样会忍耐过去的。我们曾感叹如此忍辱负重的人民"是多么好的人民啊！"。现在我的观点正相反。
爸爸住在高干病区，虽然条件与真正的高官没法比，却比百姓好很多。其实他算不上官，只是个资历可观的退伍军人。
这本是难以启齿的事情，是我深恶痛绝的特权事件，属于不平等的丑恶社会现象。老百姓会骂我这是得了便宜卖乖，就此我该骂，所有的辱骂我照单全收。然而若真的有地狱之类的地方，我想我爸爸及他的后人，大概也不会因为他的这点特权而下地狱的。我只有有一个理由，就是爸爸当过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我不是"爱国粉儿"，对于一个国家被异族征服、统治的历史现象有着理性的认识，但在80年前的文明状态下，抗击日本的侵略，总不是国民同胞之间自相残杀的丑事吧。如果我的爸爸没有这一点历史，只是参加了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那么他享受特殊待遇的性质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他只是一个"坐江山"的干部却享受特殊的待遇，那么他与我就真有可能要下地狱了。即使没有地狱，也该受到世人的诅咒、唾弃。
爸爸同样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1962年被赶出部队，1978年翻了个案。我觉得这近20年的冤屈并不能成为他享受特殊待遇的资本，因为这种倒霉的事情与纳税人无关，而一切特权待遇都是由纳税人负担的。
爸爸死得顺利，尸体非常柔软，据说这是死的时候没有恐惧。接下来的火化又成了大问题，没有一家火化场接单，黄牛要价一万多到四万，还是卖方市场。我不解，"动态清零"时那么多的"大白"，那么多的政府工作人员，那么积极地管制、封门、搞方舱，如今他们怎么都不见了？不能改换一下角色服务于疫情肆虐下的百姓吗？从筑堤封控到眼下的溃堤混乱，这过山车一样的感受，这宏大精彩的行为艺术，真是令世界人民大开眼界。是不是中国人民只有不断经受这种历练，才能够承担"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昨天接到一位老先生的回信："我这一段一直封闭在家里，门也不能出。所幸只是咳嗽，没有发烧，却和你一样在写文章。你所写的（新冠阳性看《茶馆》），正是我思考的：我们其实都是XX主义运动的殉葬品，历史的惩罚也最后落到了我们自己头上。这里有太多需要反省和反思的问题。见面再聊吧——我估计要明年三四月以后了。"是的，这个"被惩罚的我们"当然也包括我的爸爸。他参与了"打江山"，最终也受到了临死与家人隔绝、死不能葬身、不能有尊严地死的"惩罚"。
火化场的恶劣情形超乎我的想象，恶劣的原因是三分死人多七分管理差。我给火化场的领导打电话说了他们的程序问题很大，改良一下会对他们和客户都有好处，结果我像是在跟一个会说话的动物在对话，对方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只能叹息"国企啊，国企"。后来才知道，人家不是国企，而是事业单位，这就更加顺理成章了。本以为这是火化场提高效率挣钱的大好机会，实际上人家毫无这个诉求，能够工作的7台焚尸炉，一个工作日只烧了五六十具尸体。
爸爸的寿衣是红领章、红五星的老军装，不可能有任何殡葬仪式，我也不可能让爸爸的遗体上有什么旗子。血腥的红色，激烈恐怖，令人心神不安。那床灰色的被子就挺好，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基色，只是身份地位越高，越是向黑色靠拢罢了。
20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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