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第二十九 篇
我研究北方民族只有十年功夫，之於畢生從事某一課題的專家來說，十年只是樂在其中的瞬間。然而，大陸版的《中國北方諸族源流》和台灣版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在海峽兩岸冷寂的學術類書籍市場中都得到了熱情回報，這對於涉史不深的我來說，自然是非常鼓舞的；而對於通篇的離經叛道，讀者產生分裂的意見也是不奇怪的。
批評意見主要是關於我的方法，即利用比較語言來達成對亞洲人類遷徙的認識。這種批評的根據可以總結為：漢語是用圖形構造的漢字記載的，它們是表義不表音的，每一個漢字在各個時代的讀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漢字記載的語音資料，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須逐字逐代地辨認其讀音。而這樣的工作已經為古代訓詁家和西方漢學家完成了。
一位語言學者建議我常備一本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他說：「大多數漢字的上古和中古讀音及其轉換規則都可以在裏面查出來。對這些讀音的理解不是靠現代方言能夠取代的。歷史語言學就像文科裏面的理科，自有其嚴格的科研規範，音轉規則就像數學公式，其間並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想像的空間。」言外之意是：關於一切漢字讀音的「正確」結論已由前人製造完畢；而我們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產生「謬誤」了。
事實上，這不是什麼「科學規範」而是一種「文化意識」，科學是要打破思想的禁錮，而這種意識卻是要固化人們的思想，因此它一定是科學的敵人，不幸它又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也發生過一些變化，但其主流是從「迷古」轉為「崇洋」。如果後者是採用西學方法也好，不幸的又是大部分人只是接受的西方人的個別結論；而一旦接受了它們，又企圖把它們固化起來。
上一世紀，由於比較語言學方法的應用，「漢藏語系」理論很有斬獲。高本漢、王力等對漢字古代讀音的研究，或對漢字上古音、中古音的「構擬」，是將中古韻書作了拉丁化註音和有限程度的反推，其中還有若干主觀的和不妥的成份。譬如，認識漢語與藏緬語的關係後，人們注意到粵語比官話更接近藏語（如數詞「九」的讀音）的部分事實，於是他們的「構擬」便朝廣東話傾斜，近年還有古代洛陽話更接近現代廣東話的說法。事實上，《尚書》和《詩經》中的蒙古語成份表明，中原也曾經是阿爾泰語言的天下。
推行實證的手段，之於中國學術非常重要。譬如，匈奴首領的稱號「單于」俗讀chan-yu已久，我認為它應直讀為dar-ghu即與中原王侯之號「大禹／大父／唐堯／亶父」同音。《漢文典》和王力《同源字典》也都說「單」字的古音是tan（實為dan）；《漢文典》還給出「單」字的七個出處：
《詩》俾爾單厚；
《禮》歲既單矣，世婦卒囂；
《書》乃單文祖德；
《左》單斃其死；
《禮》鬼神之祭單席；
《詩》其軍三單；
《書》明清於單辭。
其實，這些「單」出處都是它的「字源」而非「音源」，無一能成為「單」字讀chan 而不讀 da／dan 的根據。
對於「單」的讀音可有兩個非漢語的證據。其一，《漢書•匈奴傳》說「單于廣大之貌也」，蒙古語是匈奴語最重要的成份，蒙古語「廣闊」一字是 del-ger，因此「單」 的聲部應是 d 而非 ch。其二，《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沃沮……在單單大領之東」，「大領」就是《金史•國語解》說的「忒鄰，海也」，「單單大領」就是「韃靼海」（今日本海），這是「單」讀da的又一證據。
西人高本漢和國人王力的工作是重要的，乃至偉大的，但遠非完備的，後人還是有補充和改良的空間的。譬如，高本漢意識到《詩經》《尚書》不是最古的漢字字源，因此他還在《漢文典》中盡力列舉了許多甲骨文字。然而只把它們當做「意符」，是不能解決漢字的字音問題的。本書前言說到：
甲骨之「帚」字是「婦」，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還是意符？始終沒有正確的理解；如果我們能有語音實證的自覺意識，它們不是「回紇」、「兀者」、「烏馬」、「斛律」、「悅般」、「惡來」，又是什麼呢？
司馬遷還遇到過更古老的語言或文字，他在〈五帝本紀〉結尾時說：
大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上古）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訓），薦紳先生難言之。
我以為「雅言」或「雅馴」是指後來形成的漢語，而記載黃帝事蹟的《百家》是「前漢語」或「非漢語」時代的著作，它最可能是用漢字記載的非漢語的故事，那種上古中原的語言，應該是今世北方民族的語言。
上世紀甲骨文字的成功解讀，中國史學的實證化有了長足的進步。而顧頡剛、傅斯年等人在揭示商族是「鳥夷」的同時，也認識到商族與東北「鳥圖騰」民族的關聯，從而把東方歷史人類學推進到幾乎破局的邊緣，然而他們未能竟功。其中一個表面的原因是，他們未能進入現代比較語言學的實證領域；而更本質的原因則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原地區曾經有過一個漫長的「戎狄時代」。
顧頡剛是二十世紀有大膽思想的先進人物，但他依然是因循傳統觀念來校點《史記》的。以〈秦本紀〉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為例，「邽」「冀」既為戎狄，為什麼就不能是雙音節族名「邽冀」，而非要將它們斷成兩個單音節族名呢？這樣的斷點遠非只此一例。
《後漢書•西羌傳》又說「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為什麼「邽」「冀」又糾纏在一起呢？依我看「邽冀」就是「女直」，「杜鄭」就是「突厥-n」；而「小虢」與傳說人名「少昊」相關，也是同傳記載的族名「燒何」，或是流徙歐洲的匈牙利姓氏Sáhó（音xia-ho，匈牙利語s讀x；sz讀s）等。
顧頡剛以「疑古」成名，其實那並非真是「疑史」，大多只是「疑書」而已，即質疑成書的時代或作者的真偽，但這之於愚昧的「敬書」傳統，卻很有叛逆的意義。「懷疑」是「實證」的動力，而「疑書」也推動了「證史」的熱情。今天，史學家李學勤的工作大都是「證史」，顧先生很器重這位弟子。然而，一些信奉了「疑古」精神的先生，卻以為「證史」是反對「疑古」先聖的大逆不道。
科學是知識的進化系統，即基於一些認識背景和方法，不斷達成新的認識，並成為新學科和新手段的生長點。傳統學術只求「知」不求「識」，既不清理，也不外延，於是成了一堆垃圾，而那些鑽在垃圾裏「掏來掏去」，「倒來倒去」或「叨來叨去」的人，就是所謂「朽儒」了。現代出了幾個比較傑出的人才，和比較像樣的成果；於是立刻就會有人將他們捧為「聖賢」，把他們的成果固化起來，從而讓學術思想就此再止步五百年。
語言學是人類學的當家學問，然而中國語言學者卻大多成了文字學的奴隸，本書是為涉及中國人類源頭的史學實證化作的一個努力，我想以一個外國小故事來結束這篇結束語。那是幾年前發生的一場小小的「爭名奪利」，新西蘭某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採用基因手段證明了某些土著部落的血緣關聯，而該校的一些語言學家們聲稱，他們早在許多年前就預言過這個結論。希望有朝一日中國語言學家也能認識到自己的偉大功能。
2008年一月六日
202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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