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禁書
他的娃娃臉猛然泛起兩朵蘋果紅，我頓時明白自由如同性慾，是抑制不住的生理反應。雖然王怡婚姻美滿，但地下出版帶來的綿綿不絕的偷情高潮，超過任何受法律保護的正當蜜月。我是過來人，多年偷情多次，從早期自印叛逆詩集，到六四淩晨自製長詩《屠殺》磁帶，再到自印獄中詩《古拉格情歌》與主編綜合性雜誌《知識分子》，從不悔改，哪怕被警察屢屢捉姦，人贓俱獲，以至二度家破人亡，也不悔改，何也？除開自由偷情的毒癮難戒，更有為將來製造出土文物的衝動難戒。
如今是2019年6月，王怡還在坐牢，他可沒想到在我的德國書桌上，就碼放著他當年的偷情結果——四本被查禁的地下黑皮書。耶魯大學高級教師康正果的《我的反動自述》，已由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叫《出中國記》，據說賣了近萬本，很不得了。康正果在文革前夕坐牢的原因，是用俄語寫信給莫斯科大學，借閱在蘇聯和中國都受到批判的《日瓦戈醫生》，他想讀原著，弄清楚一本小說如何能顛覆革命政權，不料信剛投進郵箱，就被舉報并抓捕，一段坎坷人生由此揭幕。王怡看得拍案叫絕，非盜版不可；接著是在報社上班的特務汪建輝的《中國地圖》，寫的也是特務，一個潛伏多年、被改朝換代的國民黨諜報機關遺忘的特務，不得不向共產黨投案自首，坦白反革命史，卻沒人相信。只有當街砍人來證明自己的超常能力；再接著是我的《中國冤案錄》，王怡作序，並將序言節選到自己當版主的"關天茶舍"，引來跟帖無數，儼然要開共產黨的批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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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廖與《嚴打幸存者左長鐘》一樣，是被羞辱者，被踐踏者。老廖的意義早已和詩人的意義相去甚遠。他的生活早已全無詩意可言。他甚至根本沒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斷地遭遇當道者留下的大糞和罪惡，不斷被當道者強行插入，不斷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帶走。不斷的在親人眼前無端的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禮上消失。他在無力為繼的生活中所堅持的底層訪談和冤獄訪談，是令那些以社會底層的保護神自居的左派知識分子、令那些空喊與失敗者、與窮人站在一起的知識分子無地自容的寫作。
對曾經的詩人廖亦武而言，活在這個國家，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災難。
像狗一樣的活著。然後寫作。寫作僅僅為了見證像狗一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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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後一本《美德驚動了中央》，不對，應該是《美得驚動了中央》——錯別字都上封面了，可王怡還自我解嘲："美德也不錯，地下出版就是一種美德，早晚會驚動中央那幫龜兒子。"話音未落，雙耳垂肩的劉曉波在北京聽到，就連夜赶寫了一萬多字的序言《王怡驚動了我》，極力誇贊他談論極權統治時的幽默感。老劉是風雲際會的前輩，小王自然受寵若驚，乃至在《後記》中寫道："我把劉曉波先生為我作的這篇序，視為我精神世界的一種驕傲......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說你才多大。我想說，我是誰啊，我是屠殺現場的一個未成年人。當初你們殺人，不能避開我這樣的中學生嗎？就像你們做愛時都避開我們一樣......"
也許有人要問，殺人怎能與做愛相提並論？況且，避開未成年人的屠殺不更陰險毒辣嗎？問得正確，可一聽問得這麽正確，就曉得這位不是我们四川國人。四川國人總是幽默過頭，讓周邊國家的人難以接受。比如北京國人劉曉波傳來《零八憲章》，當晚幾個籤名者聚會慶祝，有人喝高了，說何不叫《零九憲章》？因為"九"和"酒"的發音一樣，大凡醉鬼都願意籤名。有人糾正道，你娃搞錯沒？《零八》是改變社會的，《零九》是拿來喝的。可到了第二天，不管主張《零八》還是《零九》，都被國保請去喝茶，交待籤名的動機。王怡的動機我不曉得，我的動機是"友情贊助"。國保彆嘴譏諷道，老廖，你我也相識多年，你咋個不贊助我呢？我說如果你闖紅燈過街去雞姦交警，我就贊助。國保氣得拳頭捏出水來，但沒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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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遠了。再回頭說黑皮書，總之，除了約稿，我和汪建輝都幫不上忙。因為王怡是本世紀最早的"网紅"之一，聯係印刷、討價還價、封面設計、交稿取貨，乃至提前數日在全國各省市徵訂，并一一確認剛剛興起的快遞業務，都通過網絡聊天平臺搞定。其雷厲風行之效率，比我等年齡偏大、辦事全憑兩條腿的原始人類高出數倍。記得我也曾提醒過網絡監控，王怡嗯啊一聲，反問一句：你娃娃也懂這個嗦，就扭轉話題，吹噓一個月起碼印行一萬套，不僅能收回成本，完成原始積累，還能滾動推出系列禁書，眨巴眼就顛覆官方作協，再眨巴眼就顛覆新聞出版署——這胖子的盲目膨脹實在不敢恭維——因為接下來，國保稽查大隊就發動突襲，查封印刷廠，扣壓了大部分剛裝訂好的成品。可還是有少量樣品已經發貨。經連夜審訊排查，國保快馬加鞭，上網在全國範圍追查快遞公司，無奈當時好些地方還是局域網，動不動就掉線栽入盲區。
话說快遞中巴駛達王怡家樓下，齊腰高的幾箱書剛搬進電梯，國保就趕到了。二話不說朝裡擠，王怡不得不背轉身，把住兩邊，以超肥的屁股相抗。蒼天有眼，電梯嘎吱升騰。國保兵分兩路，一路從樓梯朝上撲，可王怡還是提前數秒上來，并閃電般搶救了兩三捆書進屋，給蔣蓉窩藏了。他反鎖住門，在樓道間與國保大吵大鬧。國保要抄家，他拒絕；要帶他走，他問手續呢？氣喘吁吁的國保拿不出手續。王怡說我是維權律師，一概拒絕沒有法律手續的执法行為。
於是國保悻悻然劫走小半車書及快遞工人，鳴金收隊，把我們的胖子心痛得肥肉直抖。通宵失眠之餘，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起草了洋洋万言的"行政訴訟文書"，狀告成都市國保稽查大隊。當然，法院，還有其它什麽雞巴院，都不可能受理，最後只能貼在網上。那時的網絡相當原始，等到管理員或其他手工五毛發現并刪貼，差不多路人皆知了。
王怡空耗數月，不了了之。倒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藏書家冉雲飛囤積了數十套，待風頭過後，遂大張旗鼓拍賣，價格翻幾番，還十分搶手。
寫到此，有些神思恍惚，就抓起案頭的黑皮書之一《美得驚動了中央》，這多年前的夢想，如今，作為基督教牧師的王怡，終於驚動了中央，在全國範圍的打壓中被關進監獄。能否走出來，就看上帝的安排了——這可是十幾年前的他意料不到的——這本禁書的第一篇叫"國家安全是一個套"，王怡寫道："一個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圈套，在後極權時代無限膨脹，結成一張民眾中間隱形的偷窺之网。我們只看到被揭露出來的東德'國家安全部'那龐大的綫民網絡，就能推測我們自己的處境。獨裁者躲在套子裡面意淫、手淫和行淫，他們竊聽、審查、綁架、監控，他們整肅、收買、報複和恐嚇。他們保護的是強姦犯的安全，而不是受害者的安全......"
接著王怡寫下"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個標題，這句注定不朽的詩。在異國他鄉的我，細細品味，內心一陣刺痛。"淪陷"原本指外邦入侵，比如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還有收複失地的可能，而現在，每個中國人的家鄉都已萬劫不復——最近的佐證是黑皮書之二的作者汪建輝輾轉托朋友捎信給我,他出事兒了：沒被逮捕，也沒出逃，而是停職審查，並極有可能被單位開除，原因是他自費在台灣出版了三本反動小說——天哪，怎麽辦？他老婆深度抑鬱，女兒正讀大學，他丟掉飯碗全家吃什麼......與卡夫卡公開在銀行上班，私下卻是天才作家相似，老汪在一家報社工作二十多年，寫作是唯一的精神寄託。他沒在國內公開發表過任何作品，可劉曉波出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時，卻被授予"自由寫作獎"。也沒出事兒啊。老汪的文字很小眾，我曾向台灣允晨文化推薦出版過兩本，都賣不動。獨裁之所以可恨，就是逼迫人人平庸，老汪寫小說並不影響政權的穩定，可連這點空間也不給了，世道真是越變越險惡。如果退回去十來年，王怡在外面，劉曉波沒死，還能為之解燃眉之急。
"誰也幫不了誰。"我無法甩開這個念頭。我無可奈何。我寫過"為他人的自由而戰"。王怡和劉曉波也曾寫過，可他倆都眨眼就失去自由。
劉曉波是我第一個進去就沒出來的朋友。當然，中共監獄關死過無數人，可誰都不相信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會這樣死，可他就這樣死了。最後躺在那兒，乾瘦如骷髏，渾身插滿管子，嘴巴洞開，似有什麼話要說。中共對全世界公開播放的視頻中，他身邊環繞著好幾層面容模糊的白大褂，如同虛空幽靈。他的雙腿上上下下，走路似的，不停地起落了一個多小時。乍一看挺有詩意，我還為此作了曲，叫《劉曉波的最後時刻》。可後來我醒悟，那是彌留之際的痛苦掙扎，似乎被注射了某種藥物——也只有"似乎"——沒有證據，沒有真相，兩天之後，圍繞這次死亡的種種謎團，都隨骨灰沉入海底了。
王怡是否會重蹈以上覆轍？劉曉波從沒想到進去出不來，所以他在2008年第四次入獄前夕，還微笑著接受香港的電視訪談，說"做任何事都有代價，坐牢是一個政治反對派必然要付的代價"。王怡大約想到了。因為劉曉波永訣人世，他還沒進去，坊間又傳出南京的政治犯作家楊天水即將刑滿釋放，卻突然查出腦癌。比照劉曉波，楊天水也被強制保外就醫，在重兵把守下昏睡二十多天，再也沒醒來......
——转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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