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按：姜和平又有新的譯著，還是譯自贾斯柏．贝克，一部新著《中國製造：武漢，新冠病毒及追求生物技術霸權》，恰是新近最熱門話題；她上一部譯的是《中国饿鬼》，講中國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而這一次全球covid-19历史病例总数已達6.56億、总死亡人数667萬，本書揭露，武漢病毒研究幾乎得到美國資助，而疫情爆發後，為什麼西方科學家紛紛出來反對病毒從實驗室洩露理論？这些疑窦，至今无法澄清。承譯者委託，我在臉書貼出貝克的《中文版前言》。】
對於 2019 年底在武漢出現的神秘病毒，我們還了解多少？簡短的回答是：不多。本書英文版已經出版一年多了，至今也很難補充更多信息來說明這一新冠病毒的出處。
如果中國追踪到了任何符合"人畜共患疾病"假說要求的動物——中間宿主的話，那麼就是在保密。同樣，要了解"蝙蝠女俠"石正麗博士和同事們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究竟做了什麼，也不容易。中國當局沒有公佈實驗室研究記錄，也沒有公佈他們從雲南和東南亞收集的 22，000 份標本和測序病毒的數據庫。簡言之，沒有證據支持"溢出"之說或"實驗室理論"。
美國前國家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採訪時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對此一開始就是"零情報"，現在有關源自自然資源方面仍然指向"零情報"。
鑑於新冠病毒，即 COVID-19 造成的重創，中國看起來對追查真相不感興趣，這非常非常奇怪。從 2022 年 8 月下旬到 10 月期間，中國有 70 多個城市處於全面或部分封鎖狀態。也就是說，三億多人的生活和生計受損。此前上海經歷了令人痛苦的封城，許多居民被關在家裡沒有足夠的食物約兩個月。視頻顯示了高樓裡的居民向窗外喊叫，敲打鍋盆。當局的回應是，豎起圍欄封鎖公寓樓。
政府向民眾強加了令人窒息的數碼通行證系統，並不斷要求人們反复做核酸檢測。這樣使政府對個人自由的管控上升到了幾十年未見的新水平。政府現在可以阻止你去哪兒或者買什麼。
實際上，政府還可以用公共衛生的名義隨意阻止人們開展正常業務。這是一套很容易被濫用的可怕系統。
這套系統的運作如何呢？當武漢最初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的時候，他們的做法贏得了讚譽。
那時候中國報告的死亡人數很多，而這種流行病似乎沒有在全國蔓延。其結果是封鎖、戴口罩、洗手、檢測、旅行禁令和隔離措施的全套做法得到了世界各地效仿。
但是後來，英國和其它國家很快開始運用高度創新的信使 RNA 疫苗為民眾接種。此舉使這些國家能夠宣布大流行結束，生活恢復正常。然而事實上，中國在為民眾接種疫苗的進展要慢得多，而且國產開發的傳統型疫苗在很大程度上證明是無效的。儘管國家試圖關閉邊境，但是新的病毒株還是進入中國並迅速蔓延。
我們無法確定中國的病例數和死亡人數，官方數字相當有限。外部觀察者認為，死亡人數可能多達 170 萬。在中國，資金不足的農村衛生系統已被證明是不夠的。儘管老年人面臨的風險最大，但是當局似乎沒有把 60 歲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種作為優先事項。令人尷尬的是，政府最近轉而採用西方製藥公司開發的信使 RNA 疫苗。
中國經濟的成本很難界定，因為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房地產崩盤。北京承認現在的增長速度已經到了四十年來最低。控制病毒的經濟負擔必定沉重。中國的經濟放緩，或者更可能是收縮，已經波及全球。中國進出口相比過去也在減少。常有在華外國公司或解僱員工，或完全關閉業務。
一些政治分析家把大流行的管控和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聯繫起來，認為習把自己的聲譽押在成功戰勝病毒上。這意味著對習來說，戰勝病毒比保持經濟增長更重要。當病毒失控時，習下令地方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甚至因為僅有一兩例檢測陽性就封鎖整個城市。這表明，習要實現其前所未有的第三任期，這一願望驅使著這些做法。
雖然習確實鼓勵著倒退到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但是我還沒看出他和以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作為有什麼不同。習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共對公共衛生問題的重錘式的處理方式。黨一貫以高度的紀律性和強制性手段來應對這類挑戰。也許另一位領導會很快接受、並准許進口外國發明的信使 RNA 疫苗來取代中國國產疫苗。然而，中共的傳統一直是把新的疾病（比如艾滋病）等歸咎於外國，並大肆宣傳中國的抗疫方式。這倒不是習近平的獨創。
中國（可能）對很多動物和野生動物交易商作過測試，真正盡力追踪、並找到把蝙蝠病毒傳染給人類的動物中間宿主，可是尚未披露有任何發現。有報導稱，中國測試了採自動物和養殖場的 80，000 個樣本。如果一經發現了這種動物，那麼肯定會公佈於世。他們本可以很容易做到這一點，從而還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共的責任。而這樣做意味著可能受到批評，即政府未能管理好野生動物交易，但是，這總比製造危險病毒，然後讓它從政府實驗室逃逸的譴責更可取。對政府來說，即使絕不能丟臉，第二種選擇也還是更糟、更壞。
我們可以假設黨確知這種病毒是在哪裡、以及如何出現的嗎？我想是可以的。由於黨掌握著一切手段用來追踪和查詢所有最初的病例，可以據此知道每個人去過何處和接觸過何人。如果用這些手段追溯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就會知道。再者，黨也能夠準確地調查出這種病毒是如何構成和如何流出的。中國曾向世界衛生組織披露了早期的 124 例病例的信息，但是我們不知道是否還有更多病例。這表明疫情早在 2019 年 11 月以前就開始了。
有些間接證據可以為早期爆發提供佐證。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幾個月，中國停止出口個人防護設備，諸如防護服和口罩。 2019 年 8 月到 9 月，中國對美國的個人防護設備出口量下降了一半。與此同時，中國還開始在世界各地購置這類設備。
儘管有不少國家的政府不經常公開指稱，但是他們肯定懷疑中國隱瞞很多有關疫情的信息。
曾任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協調員的美國高級衛生官員黛伯拉∙伯克斯(Deborah Birx)說，直到美國獲得更多關於早期大流行的信息，她才願意向世界衛生組織交納資金。很多國家的政府肯定私下相信或者至少強烈懷疑中國政府對這種病毒負有責任。
由於很難說服中國披露更多信息——特別是有損中國聲譽的信息——病毒學家和有關專家的大部分討論就集中在能否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和美國資助的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合作中了解些什麼。正如本書中的詳細闡述，他們合作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生態健康聯盟的資金主要來自美國軍方。合作研究的項目涉及在中國和東南亞尋找潛在的危險病毒，並把它們帶回武漢。接下來對病毒進行測序，然後再用來做實驗，觀察這種病毒是否以及如何發育繁殖，是否感染人類。這種被稱為功能增益的研究在美國因風險太大而暫時中止，但是在武漢繼續進行。
自本書出版第一版以來爆出的新聞之一是，生態健康聯盟在 2018 年曾向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提交了一份 1420 萬美元研究經費的提案。這份提案請求科學家和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啟動把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插入SARS 樣病毒中的研究。這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是極為罕見的 COVID-19 病毒的關鍵區別特徵。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以風險為由拒絕了上述提案，並指出這樣的研究不能解決重大的道德、法律和社會問題。
計劃署否決了提案，並不意味著武漢沒有開展這項研究。況且，申請者在提出資助申請之前就已經完成了部分工作是很常見的。我們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在生物安全等級二級的實驗室裡製造新的 SARS 樣病毒。他們構建了一種嵌合的 SARS 樣病毒，可以感染人類的呼吸道細胞。
然而，很難證實武漢究竟發生了什麼，其實即使沒有美國的資助，病毒研究所也能開展這項研究。 《華爾街日報》2021 年 5 月的一則報導援引未具名的情報來源稱，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科研人員曾於 2019 年 11 月到醫院就診。但是我們不確定這是否和新冠病毒，即 COVID-19有關。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美國合作夥伴生態健康聯盟被指控隱瞞信息，並且未能滿足其初期獲得經費的條件，這些條件要求及時報告合作進展細節。美國最高級別的衛生官員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似乎是生態健康聯盟負責人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的讚助者和保護者。福奇曾為與中國合作和功能增益研究而辯解。他還具有監督美國生物武器研究的職能。
福奇遭到一些美國政治家的猛烈抨擊，尤其是前德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即使年逾八旬的福奇將在 2022 年底退休，批評者們仍然決心對他進行調查。保羅參議員說，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資助的科學家"製造了自然界中未發現的病毒"，福奇拒絕承認這一點而"誤導"了美國公眾，他聲稱已經審查了向公眾發布的有關病毒來源的信息。如果共和黨在 2022 年 11 月的中期選舉中贏得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他們將任命一名特別顧問，並啟動法律程序，來迫使福奇、生態健康聯盟和國家衛生院出示有關文件和通信。這樣可能會進一步揭示武漢的研究。
自從本書問世以來，就西方科學界為什麼、以及如何在疫情爆發後，立即把實驗室洩露理論譴責為"瘋狂"陰謀，引發了同樣激烈的爭論。調查者逐漸拼湊出人畜共患疾病起源論陰謀的證據。他們主要利用信息自由權，以此獲得福奇在疫情爆發後和五名關鍵科學家之間的電子郵件。雖然這些電子郵件已經過大量編輯，還是可以看出一種理論是如何成為正式說法的。這也表明，那些質疑這種說法的人在社交媒體和科學期刊上受到審查。
2020 年 2 月，甚至在疫情被正式確定為大流行之前，福奇召集五位主要病毒學家舉行電話會議，與會者包括斯科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TSRI， 位於美國加州的世界著名綜合性醫學研究及教育機構——譯註)的副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Christian Anderson)。安德森說，他認為新冠病毒序列可能是在實驗室裡設計的，因為它的基因組"和進化論的預期不一致"。安德森的見解得到了三位合作者的支持，他們是澳大利亞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愛德華∙霍姆斯(Ed C. Homes)、美國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的羅伯特∙加利(Robert F. Garry)和斯科里普斯研究所的邁克爾∙法爾贊(Michael Farzan)。三天后，安德森的觀點完全變了，他現在開始譴責有關在實驗室裡設計的說法是"邊緣"或是"瘋狂"論調。
另一位關鍵人物是英國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會長傑里米∙法拉爾爵士(Sir Jeremy Farrar)。惠康基金會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學慈善機構之一，每年對科學界的資助達 10 億英鎊。
法拉爾爵士稱，科學家們知道新冠病毒不是實驗室製造的，那是"陰謀論"，因為有證據表明這種病毒是從動物身上自然溢出的。
法拉爾爵士在他 2021 年出版的《刺突：病毒與人的較量----內幕》(Spike: The Virus Vs. The People—the Inside Story)一書中說，對實驗室洩漏的擔憂只有在深入分析和新數據出現後才得以平息。但是在上述與會者改變主意前的三天裡，沒有這樣的分析和數據出現。
最有可能改變策略的純粹出於政治原因。假定事實證明這是真的，他們必然會擔心政治影響。如果顯然是美國政府資助了製造這種病毒的研究，那肯定得把美國人嚇壞了。後果將不堪設想：對於整個美國科學界和病毒學家來說，對福奇和他的同事，美國國家衛生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Dr. Francis Collins)等頂級人物的職業生涯，都將是毀滅性的重擊。 2020 年 2月，柯林斯說，"陰謀之說"可能對"科學和國際間的和諧造成巨大和潛在的損害"。
法拉爾爵士道出了他的擔憂："鑑於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極度緊張，加上一位莫測的美國總統決心通過扭曲的民族主義鏡頭來看待生物威脅，若是一種人為製造的病毒，無論是意外洩漏還是故意釋放，都可能成為兩國開戰的理由，對此人們恐怕不會感到過於誇張。"
法拉爾和另一位科學家明顯感到，如果他們公開指責中國製造了病毒，就會完全破壞國際關係。但是他們仍然懷疑這件事的可能性很高。
法拉爾還寫道，在 1 月末，安德森認為關於這種病毒的三件事令人警覺——一是病毒的受體結合域，它附著在宿主的細胞上"看起來恰當得令人難以置信——就像進入人體細胞的完美鑰匙"：而在類似的蝙蝠冠狀病毒中並沒有發現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二是"如果有人通過從其它地方獲取特定材料並插入它來使動物冠狀病毒適應人類";三是一篇利用這項技術修改 2003年爆發的原始 SARS 病毒的科學論文，"看起來簡直是在實驗室裡構建武漢冠狀病毒的操作手冊"。
然而在 3 月，安德森和他的同事在《自然ˉ醫學》期刊(Nature Medicine)(由法拉爾協助組織)上發表了一篇評論堅持認為，"我們不相信任何基於實驗室的方案都是合理的"。這篇文章在媒體上被引用了 2000 多次，被訪問了 500 萬次。
電話會議和交換電子郵件後不久，27 位公共衛生專家在英國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了一封信，嘲笑實驗室理論是散佈"恐懼、謠言和偏見"的陰謀論，並讚揚北京的"快速、公開、透明"的數據共享。這封信由達薩克秘密組織撰寫，他並沒有說明他和生態健康聯盟及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關係。其中大多數簽署者也沒有透露他們的利益衝突。 《柳葉刀》的編輯在此後的十八個月裡沒有處理這種違反道德的行為。相反，《柳葉刀》任命達薩克領導病毒起源的調查，但是後來他被迫從這項調查和世衛組織的調查中退出。
《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Richard Horton)和中國有多少聯繫也是過了許久才顯現。五年前，《柳葉刀》在北京開設了辦事處，在紐約和倫敦增設了辦事處。很多出版科學期刊的西方公司也在中國發展，獲得了可觀的商業利益，也帶來了明顯的利益衝突。
霍頓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中國對武漢封城的決定表明，政府在面對緊急情況時採取了極其果斷的行動。"他還說，看到政客們"不幸如此公開地批評其它國家，比如中國，損害國際合作的前景，令人非常失望。"他撰寫了很多關於中國的社論，例如"COVID-19 和恐華症的危險"。他說，"大流行是朋友之間和解、尊重和誠實的時刻。"
於是漸漸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組自成團體的科學家互相支持，互相資助，秘密合作，在主流雜誌和期刊上發表文章和信件。
另一份頗具影響力的期刊《新興微生物與感染》(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由英國學術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 )出版，在中國發表了四位美國科學家廣受引用的評論，標題為"沒有可靠證據支持 SARS-CoV-2 是實驗室工程的指稱"。最近獲得的電子郵件顯示，這篇評論文章是應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教授魯山(音譯)的"邀請"寫的，魯教授是上述期刊的編輯之一。這篇評論迅速發表，無需同行評審。魯教授還提到了由蝙蝠女俠石正麗、馬里蘭大學醫學院教授蘇立山(音譯)為此提出的修改和建議，蘇教授是一位華裔病毒學家，他曾和拉爾夫∙巴里克(Ralph Baric)與石正麗合作進行過極具爭議的研究。儘管巴里克和石正麗都沒有被列為作者，巴里克也參與編輯了這篇評論文章。
這三位實際上的作者都知道，最近在北京的一家頂級實驗室裡發生了一次意外的 SARS2 感染事故，消息未公開。他們很清楚 SARS2 實驗室容易發生事故，但是沒有人公開披露，原因是這會有助於病毒起源的辯論。
所有這些反對實驗室理論的文章和說明所帶來的後果是，谷歌、推特和臉書等媒體巨頭介入，參與壓制有關實驗室起源的辯論。此外，谷歌實際上資助過生態健康聯盟。直到最近，辯論的內容才開始發生變化。由美國經濟學家杰弗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領導的為期兩年的《柳葉刀》委員會，於 20222 年 9 月表明：
"SARS-CoV-2 的近端起源仍然未知。有兩個主要假設∶一是該病毒出自野生動物或養殖場動物，是人畜共患疾病的病毒溢出物，可能通過濕貨市場，在一處尚未確定的地點出現；二是病毒抑或來自與研究相關的事件，在現場採集病毒期間、或從實驗室直接或間接逃逸。本委員會成員對這兩種解釋的相對可能性持有不同看法，這兩種可能性都需要進一步科學調查。確定病毒來源，將有助於預防未來的流行疾病，並增強公眾對科學和公共權力的信任。"
"世界衛生組織在以下幾個重要問題上的行動過於謹慎和緩慢：就病毒人傳人的傳染性發出警告、宣布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支持減緩病毒傳播的國際旅行協議、提倡公眾使用口罩等作為防護和確認病毒的空氣傳播。"
薩克斯說："我們只是不知道病毒源自哪裡，自然起源和實驗室相關起源都是可行的理論。儘管你可能已經讀到這類消息，但是沒有關於海鮮市場來源的確定證據。"
這是立場和態度的重大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信息肯定會浮現，人們將利用這些信息對實驗室理論更加暢所欲言。迄今為止，任何探討實驗室理論的人都可能失去獲得研究資金的機會，並受到人身攻擊或被"屏蔽"。
然而另一面，那些理應受到調查，並助長大流行的人卻逃避著譴責，反而繼續發跡。對病毒起源的兩種解釋都傳回中國。上述委員會的報告依然避免直接批評中國或是其領導人隱瞞信息。看來這仍然是個禁忌。
在缺乏國際壓力的情況下，習近平將繼續保持權力和持續相同的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芸芸眾生承受著沉重代價，習是這場大流行的受益者。從國際外交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勝利。雖然全世界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已達到 690 萬，還有人說這個數字接近 2000 萬，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敢於抨擊中國。可以假定，沒有哪個國家造成如此嚴重的災難，卻能逃脫所有譴責。
再者，儘管前面提到的委員會批評了世界衛生組織，但是他們還是主張給世衛組織提供更多預算。實際上這正在發生。譚德塞在無異議的情況下連任世衛總幹事的第二個任期。世衛組織正在通過談判中的新條約，來獲取更多權力來控制未來可能的疾病爆發。隨後他們的預算資金將會更高。
第三，彼得∙達薩克和生態健康聯盟將從美國的科研資助中繼續獲益，並在其領域裡繼往開來。自大流行以來，生態健康聯盟已經獲得第四筆 60 萬美元的撥款，用於研究東南亞的冠狀病毒和蝙蝠。這些款項的理由是，此前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將中國南部、緬甸、老撾和越南的邊境地區，確定為未來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的高風險地區，以及 SARS-CoV-2 最初從蝙蝠到人'溢出'的潛在地點。"這項研究還要包括在東南亞野生動物附近的居民區做冠狀病毒檢測，和提供"用於疫苗開發的病毒序列和分離株"。
儘管福奇博士阻撓過對大流行起源的調查，為危險的研究開過綠燈，他還將一如既往身居高位。他不想譴責功能增益研究和追查大流行的根源，使得對這類研究的監管更加困難。沒有建立新規則或指南來監督這類風險研究，並阻止事故再次發生。人畜共患疾病的解釋免除了科學家的責任，好像意味著這種病毒不過是一場意外，只能歸咎於自然。然而，操縱和改變病毒(和其它生物)的研究還在世界各地進行，新的實驗室也在不斷建設。危險遠未結束。它會再次襲來。
作者
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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