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泰格 / 别字 第四十七期
在布拉格長長的瓦茨拉夫廣場上，曾經發表過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宣言，曾經有過納粹統治下的閱兵和遊行，曾經有蘇聯坦克的橫行碾壓，也曾經有年輕學生的抗議自焚。而在1989年末的布拉格，人們聚集在這裡，用手中鑰匙串的叮噹聲，驅趕著行將就木的捷克共產黨。
哈維爾和公民論壇的參與者們,連續數日在廣場一側大樓的陽台上發表演講，忽然間後從窗簾後走出一個戴著大眼鏡的短髮女士，瑪爾塔.庫碧索娃Marta Kubišová被哈維爾推了出來。她曾經在捷克人的視野中消失了20多年，「是她!」人們幾乎已經遺忘了她的名字——但是人們記得她那堅毅的眼神，更記得她獨特的粗獷的聲線，以及那首被官方封禁了20年，被譽為捷克第二國歌的瑪爾塔的祈禱（Modlitba pro martu）。
庫碧索娃的出現令廣場沸騰了，人們知道她將再展歌喉，而這國家也不再萬馬齊喑了，民眾呼喊著「瑪爾塔萬歲，瑪爾塔萬歲」呼喚著那首歌的主人公，和他們失去太久的自由。
廣場萬人一下子靜默下來，庫碧索娃在無伴奏之下，展開歌喉，有人高舉著V字手默默聆聽，有人默默拭淚，他們還記得那祈禱。
願和平永駐吾土
讓憎恨、妒火、怨懟、恐懼和爭執消弭
消弭
那些被奪走的 終將歸來
烏雲慢慢散去
人們播下的種子終於收穫
讓我的祈禱來訴說
訴說被悲憤所焚燒煎熬的心
訴說被嚴霜所灼的傷花
願和平永駐吾土
歷史上，音樂與革命運動似乎難以言說的神奇紐帶，極權的野心越大、觸手越長，人們的記憶和思念就越深。這首承載捷克人歷史傷痛的歌,還有庫碧索娃堅毅的眼神從來沒有從捷克人心中被抹殺。
1968年，新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杜布切克上台，他的改革舉措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他首次提出了「人性化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概念。放寬媒體審查、擴大報刊言論和人民參政的權利。相對民主和自由的氣息在捷克社會中彌散開來，然而這種改革是不見容於蘇聯的。
「布拉格之春」僅僅維持了短短7個月，便在蘇聯坦克的轟鳴肆虐中戛然而止。1968年8月21日，蘇聯領導的華約軍隊侵佔了捷克斯洛伐克。已經是國民歌手的庫碧索娃，在這種氣氛下，迅速錄製了捷克語版本的「Hey Jude」、「瑪爾塔的祈禱」。
「Hey Jude」後來成為電影版「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背景音樂。看著軍車在布拉格招搖過市，捷克人欲哭無淚，捷克語版本的「Hey Jude」安慰的並不是原作品中無助的孩子，而是失去國土、失去尊嚴、茫然無助的捷克斯洛伐克國民。
「瑪爾塔的祈禱」則是一首旋律簡單卻寓意深厚的歌，歌詞裡期盼和平、平息仇恨，以及對民族命運自決渴望的意味引發了無數捷克人的共鳴，成為了「布拉格之春」的輓歌。在布拉格抗爭的街頭，有民眾叫住她，告訴她這首歌是如此優美、打動人心。「我們會再聽到這首歌嗎？」——沒人知道。
毫不意外的，這首歌被迅速封殺，作詞者被迫移民，作曲人被迫辭職。庫碧索娃本人，則因為幾張莫須有的裸照，在事業的巔峰，在26歲的時候，失去了歌唱的舞台。當然也有官媒記者拿著寫好的「悔過書」找到庫碧索娃，讓她「講道理一些」，只要簽個字，聲明支持政府，就可以回到舞台唱歌。她沒有妥協，那些年她沒有把自己的姓名簽在任何文件上，除了那篇凸顯捷克知識分子良心的「七七憲章」。
正如當時的哈維爾要被迫去啤酒廠滾木桶，Marta「轉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餵小牛。她說當時自己並沒有因為被封殺而痛苦，因為她覺得俄國人不久就會離開捷克。「當時不只是我，所有人都覺得俄國人最多兩年就會走了。」結果兩年又兩年，人們足足等待了兩年的十倍。「本來以為這一切就像一場流感，哪裡想到是血流不止的煎熬。」布拉格的春天一瞬間便被西伯利亞的冷風長久的冰封起來。
她的第一任丈夫和米蘭昆德拉等捷克知識分子一樣選擇離開，庫碧索娃卻沒有走，她的理由輕描淡寫：「走了就看不到家鄉的山，吃不到好吃的的三明治了。」
與那些同是被官方封殺的作家、哲學家、藝術家的交往，成了漫長苦悶生活中唯一的慰藉。作為「七七憲章」的簽署人之一，庫碧索娃也正式成為了「敵對分子」。庫碧索娃之後的工作是組裝塑膠盒子、組裝玩具，然後成了公寓樓的文員，那些年她去到哪家工廠，哪裡就會被當局騷擾、警告。翻開國家安全部門給自己開立的厚厚的文檔，她發現自己自1976年已經被秘密警察所監視，她的鄰居也被招募成為了監視者，甚至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成為官方延攬的對象。「七七憲章」的發言人或病逝、或身陷囹圄的情況下，庫碧索娃更擔負下了發言人的職位，當然等待她的是連串的審訊和如影隨形的跟蹤。
有記者曾經回憶開車接劉曉波訪問的時候，劉特意要求司機等待後面監視的國安。不過那時候倔強的庫碧索娃卻沒有這麼和氣，她會在人來熙往的布拉格地鐵裡，突然跳出車廂，對著裡面手足無措的警察拍手大笑。——這是她漫長被監視生涯中僅有的娛樂。
「這一切屈辱都是值得的，這會讓人更堅強。有那一瞬能夠自由呼吸，這會讓人們更如饑似渴地去爭取自由。」庫碧索娃如此回憶道。從布拉格之春,熬過漫漫西伯利亞之冬，走到了天鵝絨革命的11月,這一個自然更替,竟然有21年。庫碧索娃從未想過自己會再次歌唱，直到他被哈維爾等人簇擁走出陽台。「我對自己說，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一個歌手會這樣重返舞台。」
一週之後，捷克政府放棄權利，結束一黨專政。一個月之後，庫碧索娃的好友、她女兒的教父，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捷克斯洛伐克總統。
帶著抹不去的天賦嗓音，庫碧索娃在47歲的年紀復出，回到了捷克歌壇，在她的演唱會上民眾給她獻上了21朵玫瑰花，寓意著21個拒絕與權力同流合污的春秋。她自己的回憶卻是輕描淡寫：「21年，我如同經歷了一場失憶，幾乎連歌詞都忘光了。」她並非捷克歷史的主角,她也從無意做一個英雄，卻更像歷史映畫中繞樑三日如影隨形的背景音。
2017年，庫碧索娃舉行了退休前最後的巡迴演唱會。為了聽她的演唱會，筆者從布拉格搭了三個小時火車到了一個很小的城市Hradec králové，聽眾裡有年輕人也有老人，她按照慣例最後唱了那首歌。前奏響起，我身邊的老阿姨便雙手合十，一動不動地沉靜的聽著，祈禱著。等候一個偶像等到一個政權倒台，頗有一點「山無陵，天地合」的浪漫，捷克人是幸運的。
後記：關於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電影《HAVEL》上映了，庫碧索娃再次出山為好友獻唱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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