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迎來了中國病毒全球大流行爆發以來的第二個歲末，這是一個令所有文化精英反思的時刻，在醞釀本篇評論的過程中，我在《新世紀新聞》網頁上驚喜地讀到了許倬雲老先生的表白，「中華文化最讓我傷心的地方」，極大地啟發了我對當前中國文明危機與全球文明危機的思考。
許多文化精英都認識到，即使明年多數國家能走出中國病毒的陰影，也走不出美中對抗的巨大陰影。如果病毒新變種擊敗了習近平的清零策略，因而擊中了中國群體免疫力過低這個軟肋，就有可能導致中國危機全面爆發，後果難以想像。最不堪的可能性之一，當然就是美中因台灣問題而爆發大戰，但這還不是唯一的不堪後果，因為中國發生內亂以至促發整個東南亞的難民危機，也可以僅僅因經濟崩盤而被觸發。
許多人都明白，任何一種不堪後果若發生，都意味著中共的末日，也意味著它的孿生兄弟國民黨的末日。事實上，國民黨最近在台灣公投遭遇慘敗，已經預示了這一天不再遙遠。那麼，國共末日之臨近，與許老對中華文化蛻變之哀嘆又有何相干？我的邏輯是這樣的：許老點破了這樣一個難堪的史實，那就是中華文化身份的危機，並非源於西方文明的正面挑戰。在他看來，至遲從大清「盛世」開始，中華文化就失去了其人文主義的靈魂。許老先生沒有點破的是，大清雖是中華史上最後一個（胡人）「征服朝代」（conquest dynasty），卻有效地建立了一種「雙軌」統治，也就是胡人不僅享有高度制度化的特權，也汲取了此前征服朝代的教訓，竭力保留自己文化身份的獨立和高於漢人的政治地位。
雖然滿人的「制度創新」最終難逃被漢人腐蝕和同化的厄運，但中華文化也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那就是漢人身份不再有政治和社會地位的尊嚴，必然導致中華文化的人文主義靈魂被征服朝代下的名利追求掏空。在西方文明正面挑戰大清帝國之前，漢人的文化精英始終無法掙脫這個致命的桎梏帶來的無助困境。
洋人對大清的正面挑戰，給漢人造反帶來了機會和新的文化資源。於是，一個重建中華文化身份尊嚴的新策略產生了，這個策略就是把傳統的改朝換代機制，注入來自西方的價值和文化資源。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一脈相承地貫徹了這個基本策略。為甚麼不是別的策略成為主流，非此文所能論及，但基本事實是，中華文化的這個復興策略不僅讓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代價慘重，而且，正如許老指出的，完全沒有解決失去人文主義靈魂這個核心問題，結果是，經濟崛起非但不能給今日的中國人帶來尊嚴，反而讓許多海外華人被視為威脅。
在這個意義上，國共兩黨必亡是縱容殺戮的「文明復興」策略之邏輯結果，但中華文化身份重建不會因國共兩黨末日到來而自動解決。南斯拉夫解體的戰亂和俄烏衝突都證明，黨天下終結不意味著殺戮文化的終結。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根源是數百年累積的文化困境，國共建構黨天下，未能讓中國走出困境，而是把中國的困境高度國際化了。這固然意味著新的和更大的風險，但對於所有中國人和華人而言，黨天下的終結也意味著中國走出文化困境，有了全新的環境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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