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驚人虛擲的一個世紀

【按：史景遷對當代中國的解讀，比費正清清醒，他似乎沒有太受西方左派的影響，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尤其他從梁思成林徽因這對夫婦的遭遇，透視了這種悲劇，並以一段大氣磅薄的文字，仿佛寫了一部中國現代史，跟他的許多著述一樣，具有深刻的文化意味。我在普林斯頓期間，因遭遇車禍而獲得余英時陳淑平伉儷的慈悲相助，也經由他們，間接獲得史景遷教授的獎掖，如他為我的《離魂歷劫自序》寫推薦詞：「在妻子命在旦夕之際，作者面對人生至悲之大威脅，反而在懸崖前大覺醒，再次肯定生命的無上價值。」我在《寂寞的德拉瓦灣》中引述史景遷那段大文字，以解讀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

這次（2003年）回國奔喪，也給了我一個機會，帶殘廢後的傅莉回來。車禍已經十年，讓她回來看看母親和哥哥姊妹們，也讓他們看看她，這跟我送別父親是一樣重要的。我弟弟和傅家商議好了，讓我們就住在傅莉妹妹傅玲家中，以便他們歡聚。傅莉媽媽也從鄭州趕來。老太太跟我父親同年，也八十歲了，卻硬朗得很。我去北京西站接她，她步履不輸年輕人，輕捷走出車站。見傅莉恢復如此，看上去並沒有照片上那樣胖腫，老太太欣喜異常，晚飯竟要喝一口酒，還嗆了一下，可見有多高興。接著傅莉的姐姐、哥哥、嫂子也都趕來北京。我對傅玲說，傅家人能湊齊就好了，大家團聚一次。她說正想給老太太做八十大壽呢。一天中午，在皇亭子一家“淮揚村”，給老太太做壽。我是第一次吃淮菜，老鴨湯、大煮乾絲等，味道很好。岳母艱辛一生，晚年可算福壽雙全，除了嫁給我的這個女兒意外傷殘，她大概沒有更大的遺憾。

我們寄住的傅玲家那地方叫「虎背口」，崇文門往東一站的東便門。我偶然出來散步，可眺見一座角樓，身影厚重，箭窗洞洞，卻形單影隻，兀然倖存於大毀大拆的北京城中。西北面是北京站，東南是一座立交橋，西與崇文門遙遙相望，東側臨通惠河。那地界，因這座角樓，而成一個所謂「明城牆遺址公園」。今春我無意間寄身於此，也料想它必定是古都隕落中刻意遺留下來的一個假模假式的裝飾品，稱它是一件「祭品」都不過分。它是國內現存最大最早的城垣角樓。

這角樓叫我想起一對夫婦來。他們曾經唱道：「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他們曾獻策於「新統治者」，北京不要搞工業、限制城內建築不得超過三層、政府行政中心不要疊加在古城之上，特別是，保存紫禁城和古建築城牆城樓。但是，在這些建議中，只有紫禁城保留下來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在一九五○年曾做了一個傑出的設計「故都的項鏈」：將城牆頂部十米寬的空間，變成花圃和園藝基地。有雙層屋頂的門樓和角樓，可以建成博物館、展覽廳、小賣部和茶館。城牆底部的護城河和二者之間的空地，可以建成綠地，供划船、釣魚和滑水之用。一個全長達三九‧七五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一個挽救城牆的天才構想，出自才女林徽因。

八〇年代接觸梁思成題材後，我寫了一篇報告文學《最後的故都》，但留下一個疑問；很詫異梁思成屈服於專制顢頇，只有對自己「洗腦」，絲毫沒有反抗，還在反右中入了黨。這不可思議，與他對中國古建築的醉心不協調，難道是一種性格上的軟弱？

讀林徽因的資料則遲至我出國後，也讀得更難過。梁、林飽受日本侵華戰爭之苦，顛沛流離大西南，特別是李莊那九年，對他們是一個徹底的幻滅，所以抗戰後對國民黨深惡痛絕。難道他們不知道內戰是共產黨非打不可？那個時期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一邊倒是普遍性的。可是沒有資料顯示他們在共產黨極權底下有過再次的幻滅。梁思成從精神上被征服是明顯的，但林徽因呢？看不到資料。唯有一篇他們兒子梁從誡的回憶，刻意突出他母親「思想改造」的一些資料，尤其是林給梁的兩封信說她如何被史達林所感召，以及如何對自己「改造」，讀了令我很震驚。只有第一次幻滅，此後在更劇烈的精神奴役下連第二次幻滅的能力都沒有，這是非常悲劇性的。尤其在林徽因的個案上，她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而又不極端的極有教養學識的天才，竟也是這種結局，讓我更唏噓不已。也許她的早死才能解釋。

梁、林的好友費慰梅有一本英文傳記《梁與林：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出版（台灣譯本《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我在海外寂寞中亦讀得饑渴，雖然對於我的疑惑幫助不大。但此書有耶魯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序，寫得大氣磅薄；余英時先生還手把手地教我將其中一段翻譯出來：

『如果我們從高遠處俯視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總是很難不把它看成為驚人虛擲的一個世紀：虛擲了機會，虛擲了資源﹐虛擲了生命。外敵侵佔的苦痛﹐更加上國內政治的惡化﹐在這種情形下﹐怎麼可能產生有序的國家建設？在一個時期是有些實業家貪婪而玩法﹐在另一個時期則是極端的國家集權﹐兩者一先一後﹐把大多數人推入貧窮的深淵﹐試問平衡經濟又將如何發展？經常流離失所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文字檢察官最無想像力但又橫行的世界；創造性的特立獨行﹑知性的探索﹐又如何可能廣泛的流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好像自始便支持了上面這些悲觀的醒思。千重萬疊的社會浪費﹐打亂並摧毀了他們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這個世界就是不留給他們任何呼吸的空間。』

僅僅是虛擲、浪費嗎？同情梁、林的費正清夫婦，則要到八九年天安門屠殺後才對「中國革命」有所醒悟，也是一個悲劇。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未解的迷思。在傾頹的中國廢墟裡，梁、林的靈魂又將怎樣訴說呢？2000年余英時曾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中國一方面是「軟紅十丈」的花花世界，另一方面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份子仍被「先鋒隊」視為「亂源」。更甚者，十年的威逼利誘，不少知識人已去為「先鋒隊」搖旗呐喊，剩下的也七零八落了。「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

摘自《寂寞的德拉瓦灣●北京城牆東南角樓》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