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黎「自由谈」沙龙25周年，被新冠疫情阻断近两年后，本沙龙再度重启，荣幸邀请文化人类学博士胡嘉兴先生于月前莅临沙龙，做关于「人的，文化的象征世界」的专题演讲。
[沙龙摄像/影：赵斐]
以书法和艺术史为志业的胡嘉兴，在其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追溯文化的源头，以揭示“文”的实质：通过铭刻世界图像的行动来攫取万物的本质，进而“文化”世界。而事实上，这种通过攫取事物本质而把握世界的做法，正是创造图像及其象征世界的根本驱动力之一。在汉字中，“文”的字源是人的身体的形象，从纹饰自身到周遭事物，我们能够看到人通过创造象征符号而将世界万物“文化”的深层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人将世界万物符号化的行动，以此建立的文化的象征世界，让人从混沌的时空之流中得以把握万物的精微，人因此能够建立与世界的深层次联系，转而在文化中安身立命。
胡嘉兴生于1986年，是安徽绩溪人。他自幼习书，深受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底蕴的熏陶。他200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语系，即赴法于卢浮宫学院学习艺术史。2013年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艺术与语言学硕士，2019年获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文化人类学博士，论文题目为「文之考：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唐代象形思维之诞生、演变及系统化」。
胡嘉兴的创作与研究关注书写行动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延续和突破，多次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任教于巴黎天主教大学文学院和巴黎大学孔子学院。
发韧于庚子年的新冠疫情将人们突兀地置身于生死场，亲历或传来被新冠直接、间接“卷走”的亲友、不绝于耳的每日死亡数据，封城、禁足，关闭学校、远程办公，航班取消、博物馆、影剧院、体育赛事等各种文化场所关闭，活动暂停等等，这一切深深困扰着每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外部文化的阻断（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内在文化的发现、升华（私人领域的文化空间），在封城和面对灾难的恐惧与沉寂中，文化不自觉地回到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画家、作家、歌者或记者，文化的碎片化、消费化，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滞缓。在疫情危机中，文化显示了其之于内在精神的强大治愈力， “在文化中安身立命”（余英时语），是疫情时期的特征之一。
与此同时，面对日常生活每天发生的变化，文化认同问题也再次突现出来。全球化如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人类自己所呈现的面貌，现代化发展的突飞猛进，造成知识的同化，文化的同化或缺失，以及人的工具化、进而异化等等。
在沙龙演讲中，胡嘉兴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反思人文与世界的关系，讲述个人在图像、书写的渊源与当下关系上的思考，他认为：人是在文化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将人的形象从动物的形象中区分开来，从而建立了对人自身之于世界的确认。近两年来世界范围的防疫禁足举措，是文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一方面人们因为身体的禁锢似乎疏离了周遭的世界，另一方面人们也难得地回归到对自身的观照上。然而这并非只是人与世界的质朴关系的简单回归，在人们普遍地尝试创造丰富多样的虚拟时空的行为背后，文化或许也在发生着质变。
那么，文化是否可以真的把握世界？人如何在文化世界的过程中健康积极地存在？
胡嘉兴通过 PPT演示，以史前岩画中的动物和人混沌未分的形象为例，介绍前文化的图像世界；进入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他着重分析了 「 左传 」中“远方图物”与「山海经」中志怪形象的实质，看到了在礼器上铭刻图像符号过程中人与动物的分离；然后通过新石器时代考古实物展现了符号萌生与万物的签名，最后回归到文的字源，提出所谓“文”，乃是一个以人的身体为代表的符号世界。由此回到当前的文化世界，胡嘉兴提出文化的创作者应该具备的创造意识，即：强调身体力行的重要性，以及在文化创造行动中走出象征世界与自然环境对立的可能性。
沙龙气氛严肃认真，与会者包括教授、学人、艺术家、媒体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大家讨论热烈，引申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教授汲喆先生首先做了“点睛”式发言，他认为嘉兴先生的演讲提醒我们注意两点：第一，所有知识的基础都是分类。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从分类开始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分类，正是分类的差异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包括人的形象、动物的图象，重要的时间点等等）。其二，人与动物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有能力使用象征和符号。人类会体验到他所生活的世界之复杂性；人可以积累知识，能感受到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远远超越其自身，因此人类需要用象征来表达这个对社会的超验性的复杂感受。而所谓象征，就是指涉它本身之外的东西，文字是象征的一种高级形式。
资深媒体人陈彦先生认为，文化是把握世界的行动。人与自然的分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人类文明中，人与自然的二分法是主流。例如新冠疫情期间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表现，较之中国“清零”式严苛防疫，法国式禁足，自己填个纸条就可以出门了，有的甚至把纸条装在兜里，看到警察再拿出来填上。这在中国人看来很不严格，把人与自然决然分开，简直不可思议，被斥为 “抄作业都不会”（网红语）。实际上中国将人与自然分开已远超西方人。今天西方防疫指导思想是与病毒共存而非清零。
汲喆指出：这个问题不完全是中、西方的不同，而是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的不同。西方以前也认为人与自然同为一体，从时间上来说，牛顿物理学之后，人们对宇宙的物理学理解占据了支配地位，才逐步将自然与人分开了。
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台湾旅法学人江荐新的发言，涉及到个体与权力当局的对抗问题。针对疫情期间的各种检控，他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人脸识别，可以扫到你的个人信息，但扫不到你的想法。吾人虽身处于“大众语言” （langue majeure）之中，但仍須保有创造“小众语言”（langue mineure）的能力。
陈彦补充说：人脸识别、数字，是宪法规定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对大数据的利用，是相对的，民主政府不可以。
事实上，每一次开禁，就是一次解放，大家都尽情地享受这有限的自由，抒发各自难得的人生体验。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可以游行抗议，可以拒绝疫苗，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包括批评政府和政府首脑）宣泄不满和抑郁，政府封城禁足前的“宽容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焦虑不安。
在这种情形下，让人心潮澎湃的乡土文化之家国情怀，轻易地被消解了。比如疫情初期为洗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的“武汉病毒”一说，有中国同胞在巴黎街头“求拥抱”，这一悲情之举，很快就被来自故土的“千里投毒”等指斥伤到无以复加，这种苦涩的“家乡的味道”，并不亚于族别歧视。相比之下，那些不受乡情家国文化束缚的“国际化”人士，则更为理性从容地面对他们所处的世界，并找到自己的定位。
当然，这种对乡情家国的无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爱国与否，而是超越种族国别疆域的、作为人的一种更高形式的存在和认知。疫情禁足过程再次验证：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是独自的个体。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反思并发现：人类“隐退”了，河水清了，鸟儿回来了，自然界万物生机盎然。这一幕告诉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的毁坏是多么的超出想象。人类在“文化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人对人的支配，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支配，相当然地自诩为自然的主人，无限攫取自然资源。这样一种人类社会的所谓“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自然环境恶化，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讨论中大家争相发言，话题广泛，包括对生命不同物种的道德关怀和敬畏，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人与自然是否可保持一个和谐共处的状态，还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脱离的局面？真实的物，真实的自然究竟是怎样的等等。艺术家田德熙则引申“文”的象征符号，谈到早于中国甲骨文一千多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表意、表音）之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基本共识是：跳出原来的思维去思考，对自然的概念进行反思，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和认知。
在交流中，重申“自然是人的创造”，嘉兴以他惯有的沉思探寻：文化无限区分的趋向，是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趋向，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会走向一个浑然一体的知识形态的可能性？通过主流话语与个体细微的对比，他进而指出：文化创造者历来未必是文化的把握者或支配者，权力阶层通过把握文化的过程，运用文化工具，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
纵观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和解读权一直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文化精英或曰知识分子历来与权力无缘。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作是一次文化对权力的反弹，那么，我们当下是否正在面临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呢？！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嘉兴和艺术家赵斐2017年创办的“飞白书院”。“飞白” ，指书法中的一种特殊笔法，又叫“飞白书”，象是用枯笔写出，黑中透白，苍劲有力。飞白书院致力于探索汉字及其书写传统的美学价值，建立经典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联系，并积极开展东西方跨文化交流。
在此基础上，由赵斐主办的小飞白，是一个面向少年儿童的长期艺术启蒙教育项目。不仅传授传统与当代的艺术技法，更旨在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鼓励其探索精神以及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四年来，特别在疫情封城期间，飞白书院坚持网络远程授课，开展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主题艺术课程和工作坊，成绩显著，深受孩子们及其家长的喜爱。
“这是我们一生的事业”，胡嘉兴说。
这似乎可看作是一种“文化江山”的重构形式之一吧！
本期沙龙得以在新冠疫情起伏的夹缝中举办，是沙龙25周年难得的纪念！感谢胡嘉兴，感谢沙龙的新朋老友。疫情的阻隔，使得人与人的相聚变得奢侈而格外珍贵，大家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轻松愉快，相惜相悦。
（本期沙龙于10月16日举办，12月6日补记以分享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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