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聞：陳漢元今晨逝世。我在《屠龍年代》中詮釋：中央電視台有一個「大型系列片時代」，其中又有一個「河流片」的新種，創始人就是陳漢元。我借他的「河流片」樣式，即華麗的解說詞，也借黃河這條「母親河」，搞了一場《河殤》風暴，而共產黨說我「煽動」了一場學潮；這場學潮又引來一場屠殺，屠殺之後才有「韜光養晦」，向西方輸出「廉價勞動力」，三十年下來才有「大國崛起」、西方衰退，等等。這一切，都離不開電視和紀錄片，所以習近平必須搞「文化專制主義」才能存活。不過，電視人的靈感，又常常來自思想界，只有思想與傳媒的嫁接，才會「轟動」，這個所謂「思想」，又有一個路向，稱為「長程宏觀歷史比較」，它的鼻祖就是湯因比，不過史學界一向鄙視「歷史決定論」，所以老湯的學術地位不高；然而我們不必拘泥學術，只看「思想」對當下有無啟發。】
『文明衰落了，我們也不必哀傷。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大河流域文明，無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計算過，人類歷史上一共出現過21種文明，其中14個已經絕跡，6個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臘文明轉化成了工業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
《河殤》中已經說到湯因比，他是現代史家中長程宏觀歷史、文化類型研究的開拓者，建樹了一套文明「四階段」說，即由「挑戰——應戰」機制產生文明，經歷「混亂」、「統一」、「宗教」而成長，再由於統治者的蛻變而衰落，最後在「蠻族」沖擊下解體、滅亡。這一路的研究並無長足發展，可能是因為史學越來越趨於精專細微之風。
2010年《西方憑什麽》（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書出版，作者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學教授，專業是古典文學和歷史考古，所以此書才能汪洋肆意。中國譯本作《西方將主宰多久》。此作站在長達五萬年的人類發展史上設問：東西方交替領先落後作何解？作者的寫法相當逗樂，不僅耍很多歷史小典故的倒裝錯置，也要在「長期決定論」和「短期偶然論」之間折衷取巧。
他一上來就說，開濛之初，西方領先東方。有一條「莫維斯分割線」，在歐亞大陸西沿，從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往南橫切，切過黑海、里海，穿越北印度到孟加拉灣，這分界是：西方使用石斧，東方使用石片，東西方生活方式從這里便開始分道揚鑣，一百萬年前就見優劣，難道不是一種「長期注定論」？
然後就比較北京人與尼安德特人，又說，前2230年西方有兩個核心地區——蘇美爾和埃及，西方的農業出現，比中國足足早兩千年。他特別提到，1995年訪問埃及的中國科委主任宋健很沮喪，回國就啟動了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東方要到前2500年才在黃河流域出現村莊，那是夏，中國文明史的開始。
然而後來，東方曾領先西方千年，他一路比較下去，大掉書袋：
周秦——亞述、羅馬
漢武帝、大流士、亞歷山大
漢末喪亂——羅馬衰亡
東晉——拜占庭
盛唐——拜占庭與波斯的衰敗
宋朝，東方開始從巔峰跌落之際，西方還分裂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
君士坦丁堡陷落與明朝
鄭和下西洋：東方更保守，西方更冒險
然後，他可以準確到：
1773年，在乾隆時期，西方超過了東方。
為何西方的發展，到近現代反而遠遠超過東方？此書有三件工具，生物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釋疑竇：
生物學解釋人類為什麽要推動社會發展（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
社會學則顯示社會是如何發展的（皆因危機時刻孤注一擲所致），
最後地理因素最關鍵，它決定哪里快哪里慢，哪里進步哪里倒退。
然而，社會制度又反過來改變了地理的意義。
歷史常常很詭譎。雖然中國農業初開比西方晚兩千年，但是它的封建社會始於公元前475年（戰國時期），又比歐洲早950年，歐洲的封建社會，以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亡於蠻族為標志。奴隸制嚴重阻礙社會發展，中國率先進入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獲得先機。
然而更戲劇性的是，西方的封建社會卻結束得早，中國封建社會則是「漫漫歷史長夜」。17世紀中期西歐出現「文藝覆興」，再有「工業革命」，促使各國立憲，並用代議制限制皇權；而東方還沈睡在大清的昏聵之中，封建王朝要比西方晚結束兩個世紀。
假如撇開地理、制度，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感，來自《新約聖經》，有某種奉天承命之感；另外，十八世紀歐洲知識分子找到另一個源頭：希臘文化（理性、創新、自由）。東方傳統則是無序、保守、等級森嚴，這一套又沒有機緣獲得一場「文藝覆興」洗滌，而被帶進現代，殘留在東方人的文化、意識中，是無法靠現代教育、知識、道德、觀念去剔除的，東方又另有一套神秘主義，精神上早已輸在千年之前。
摘自《鬼推磨》第五章『風水』
陈汉元与《河殇》
《河殇》编导 夏骏
脸书 Xiaokang Su
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老爷子是陈汉元的专称，中国最早的电视纪录片作者里他是佼佼者，最著名的是他在80年代撰稿的作品《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把起源于1958年的中央电视台当年那种文革化的左倾腔调格式化了一回。人性化、文学化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在当年可是180度大转变，中国人从那些作品开始在电视机里才听到人的声音，此前是异化了的意识形态吼叫，这种吼叫如今全世界还有一个活着的例子，就是估计金三兄弟家的朝鲜，再过些时日，地球上也只有档案馆里才能找到那种广播腔调了。
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一个学术采访认识了汉元，当时他是央视专题部主任，不久任总编室主任，那时的年轻人幸福，一个学生采访如此一线当权领导，不但约我到他家里给你大把时间谈，而且管饭，实际上就极其平等的把你当成了忘年的朋友。后来他劝我来央视工作，希望我参加中日合拍《黄河》摄制组，这些过程其中都有汉元的建议。他还亲自找台长协调，联系好入职央视的手续。
在我参与《黄河》摄制组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汉元升职为央视副台长，80年代就是给力，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得到重用，那是汉元官场最顺利的时候，也是央视最具成长活力的一个时期。当然，他也分管《黄河》摄制组。
我在当时的《黄河》摄制组里是个新来的学生，组里从总导演到总摄影等一大帮资深央视老人，我只有默默适应、学习。片子出来，台领导不满意，认为太平常，没新意。怎么办？怎么救场？台领导希望再编一个片子来弥补这个明显的不足。
汉元同我商量，让谁来执导这个救场片？我推荐了《话说长江》总导演等几人，我建议，请他们主持，我来当助手。汉元找他们谈话，请他们帮忙救场。遗憾的是，没有一人接盘，原因大概是，一来都是同事，人家没弄好，我们接手，日后关系不好处；二来《黄河》的镜头数以万计，谁接手都不认识镜头，怎么编？
汉元陷入了困境，老编导不接盘都有道理。 一日，汉元副台长又与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看着我说："小夏，实在找不到人了，你来吧。干好了，你就出头了，干不好，你三年别来见我，好好练本事去。"尽管是无奈中的选择，实际上他是冒了不小的风险的，用一个年仅25岁、没有任何独立作品的年轻人来执导如此题材的大作品，而且是在一个困境中救场的作品，岂不是双重风险？
此后，苏晓康与我二人关到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半个月左右完成了名为《大血脉》（刚开始还没起名《河殇》）的策划案，请汉元来审阅，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说，中国的电视要二老通过才得过，老干部不喜欢可能播不出去，老百姓不喜欢，你干了白干。
后来，他把信任给了我，直到审片，居然问都没问一句，他不干预任何创作流程。审片时，记得他也几乎没说一句话。
播完了，天下喧嚷，喊好喊批混杂交响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早有预感，三更半夜，六个二踢脚（《河殇》六集），能不惊天动地？"
《北京青年报》采访他，他居然说"手托乌纱播《河殇》"，原来确实隐约已有因此丢了副台长职位的思想准备。
记得批判之风渐烈的时候，在北京三味书屋有一次讲话，汉元说：我这个人看上去比较清瘦，但在风中还站得稳脚跟。
当时，追查责任中，压力最大的肯定是汉元，因为他面临大半生奋斗得来的地位的丧失，对于50年代开始在长期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
一次，我被审问组召去审问"《河殇》摄制组与赵紫阳的联系"，汉元在一边陪审，现场气氛紧张。当时，我也还不到27岁。汉元担心我压力太大，居然来了一句："你们问他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你们想想，《河殇》整个制作、播出全部过程时期，都是赵紫阳当总书记期间，如果他们与总书记有来往联系，还不早就敲锣打鼓告诉你们了！"审查人员一听，也就问不下去了。
汉元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浙江温州人。海边人的性格，"中国犹太人"的进取心在他身上都有深重刻痕。他才思极敏捷，在当央视领导审片时，送审的人如果碰到汉元审片，几乎是享受，因为他能够把幽默渗透到工作的流程中，而绝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比如，审看完一部片子，如果有原则硬伤，他会把极个别硬伤镜头指出来说："这个镜头你要换掉，否则，我的乌纱帽没了，你的饭碗没了，你比我还惨。至于其它，我有几点建议，不一定对，你们认为有道理，就改，认为没道理，就作罢。"
他幽默地比喻中国的改革是老姑娘怀孕，难产是必然的，弄不好母子都担险。他还把中国的改革，比为"乌龟爬门槛，里外是一跤，摔到外边，虽然疼一下，毕竟奔了艳阳天。摔到里面，疼了不算，还得继续爬。"
汉元，终于因为《河殇》丢了他的乌纱帽，没有他，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我这个25岁毛头小子执导《河殇》的机会，也不可能有《河殇》的顺利制作与播出。或许，冥冥之中，他也承担着一个使命以及无可回避的命运代价。
而那只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爬门槛的千年神物，令人浩叹的再一次摔到了背阳的地方，不得不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琢磨着下一个门槛的爬法。
而在此间岁月中，几代人已沧桑老去。
2017.3.21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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