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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良英、王来棣夫妇 |
后附声音链接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编2013，02，07声音文件上网）
*许良英夫妇在一个月之内先后病逝*
中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终生研究科学史，而且是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许良英先生逝世前28天，也就是2012年12月31日，他的太太王来棣病逝。王来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多年前离休，终年86岁。王来棣逝世的时候，许良英先生正在重症监护室，已经昏迷，直到逝世没有再说一句话。
许良英夫妇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共同致力于《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一书的写作和研究，已经完成了计划的大半。
*纪念回放1999年“许良英夫妇访谈录”*
许良英夫妇在中共刚刚建立政权时结婚，他们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中国，他们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在纪念这对几乎是同时走到人生终点的夫妇许良英和王来棣的时候，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回放1999年他们二位接受主持人张敏采访的录音。
请听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下两集。
先请听1999年4月24日首播的上集——
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中，请听住在北京的许良英教授和夫人王来棣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
*许良英：早年经历，1931年发生的两件事影响我的人生道路*
许良英：“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市一个农村，家庭是小地主。父亲作点小生意，二十多亩地，父亲没什么文化，我五岁时他就去世了。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第三个男孩。父亲死了以后，靠我母亲。母亲也没什么文化，经济很困难，家里勉强能够温饱。小学毕业后，母亲没让我上学，没钱。我心里很难过，过了一个月以后，才勉强让我去上。
我读初中时，兴趣很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第二天，老师讲‘昨天晚上，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沈阳，那边的人变成亡国奴了’，当时我听了很难过。那天开始，我就天天看报纸。”
许良英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功课一直是班里最好的，总是得到老师夸奖。他说，1931年发生的两件事，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也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第一件事是‘九.一八’事变，另一件事也对他影响很大。
许良英：“1931年思想有很大变化。那一年美国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死了，我当时对爱迪生很崇拜，想长大了也学他。”
许良英回忆，他小学时就把初中的课本都看了。初中毕业后，家里让他靠考师范，因为读师范学校不要交学费。但许良英的志向是作科学家，他对家里人说‘我这个人不会讲话，教书也不行’。征得家人同意，他去考了工业职业学校，学习电机工程。1937年杭州沦陷，学校搬迁，以后解散。只差半年，他和同学们都没能毕业，许良英又回到老家。
*许良英：志向改变，从作“当代物理学权威”，到“职业革命家，革命铺路石”*
许良英：“回家后，我心里很消沉，就读书。看了一本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他的文集，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1938年我考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大学一年级我填志愿表，填的是‘我要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那时还不到19岁。”
许良英说，“后来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了我，同时我对共产党也有好感和同情。
20岁以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许良英：“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说‘国家是为了个人，不是个人为了国家。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为了使个人发展’。这对我影响非常大，从那时，我的理想就是民主主义。
我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因为我对国民党一直不满。共产党呢，我就把他看作《水浒》里的好汉，不怕死的。这些人是英雄，但是我没想我要去干革命，我胆子很小的，但思想里觉得共产党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有道理。”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那里有共产党重要会议‘遵义会议’会址。这使许良英有机会从同情共产党，到更多的了解共产党。
许良英：“遵义那个地方，老百姓非常之苦。冬天没有棉袄穿，穿着单衣。青年人被抓去当兵的，都用绳子捆起来。我看了心里都很难过。地主家里花天酒地，感到中国需要革命。 1941年‘皖南事变’，激起我的革命义愤。我就下决心作一个职业革命家。”
大学二年级以后，许良英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方面，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志愿“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的许良英，到大学四年级毕业前夕，人生志向改变为“作一块革命的铺路石”。
*许良英：弃教寻找共产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许良英：“毕业时，我的老师王淦昌要我当他的助教，我那时是要搞革命的。”
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有一位恩师，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原子弹专家的王淦昌先生。许良英是王淦昌的得意门生。他婉言谢绝王先生的好意，毅然跨出校门，去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两年后，日寇侵犯桂林，许良英流浪于广西、贵州边境山区。王淦昌先生在报上刊登“寻人广告”，把许良英召回母校工作。
许良英投身革命工作的心志未改，1946年在四川重庆《新华日报》社找到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来棣——大家闺秀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许良英就这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而他的夫人王来棣却生长在另外一个阶层，后来同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王来棣本是一位大家闺秀。
王来棣：“我出生在浙江温州，祖父年轻时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追求君主立宪。民国初年他当过县长。我叔叔们一个学历史，一个学法律，两个是学工科。我兄弟姊妹四人，我的叔叔、伯父们都有子女，我们住在一起。我小时候，家里有家庭教师，有教我们‘四书五经’的、教古文的，又有教数理化的。
我祖父、父亲、叔叔们都很爱国，把那些爱国的故事给我们讲讲，买这方面的书给我们看，对国民党不抵抗很不满意。我是从他们身上继承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
我上中学时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觉得共产党是抗战的主力，他们内部好像很清明，不像国民党那样贪污腐化，在当时就很向往。我那时才12岁，初中一年级，我们学校里就有人到新四军去。我当时也要求去，他们嫌我太小，说我‘家庭出身不好’，说‘你吃不了苦’，没有让我去。
整个中学阶段，除了念书，就参加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对国民党腐败现象和他们的独裁专制，我们都抵制。我是浙江大学‘学生宣传队’的，到各个学校作宣传、上街宣传。当然冒风险，追求共产主义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当时家庭里也向我灌输‘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要有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当时好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插播 当年歌曲《解放区的天》片段）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呀呼嘿嘿一呼呀嘿……”
王来棣：“宣传队上街宣传时，打着小旗子。老乡就拿个凳子让我们爬上去。‘同胞们！……’就说开了，宣传一番‘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罢课吗？因为国民党把我们的同学抓去了！……’就这么喊。站在那里唱歌，唱得老百姓围上来，我们就讲一番。警察来了，赶快逃走。
本来我们家……像我这样的出身，同劳苦大众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参加了共产党，21岁，就是从爱国主义这个思想。”
*王来棣：党内有纪律，只许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上级的命令，我当时非常虔诚*
主持人：“您是您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共产党员吗？”
王来棣：“对，我是第一个。我参加共产党后，对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影响。当时我还是比较活跃的学生，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参加共产党后，党内纪律非常严。开始时在校内工作，后来把我调到校外做中学生的工作。当时叫‘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中学区区委’。区委书记就是许良英，我是这个区委的委员。当时的纪律要求我不要在学生当中公开发言，自己要隐蔽起来。所以我处处很小心，从此以后就没有自己的活动了。
原来我也是个勤于思考的人，从那以后，因为党内有纪律，只许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上级的命令，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都得去执行。当时我倒没有抵触，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做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国家富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群众的，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就是民主，当时我也是非常虔诚的。”
*王来棣：逐渐感觉不对，思想上有怀疑；许良英：不想再做行政工作，转向学术*
王来棣：“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同老许1950年结婚。”
不难想象，当许良英、王来棣，这两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迎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又组成自己幸福的小家庭，他们对未来有多少美好的向往。他们哪里会想到，前面将有怎样的坎坷，哪里会想到他们竟会被双双开除党籍，还要忍受长达二十年的夫妻分离、骨肉离散。
1952年，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出版物的审查工作，王来棣则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许良英教授说，1955年发生了一件让他印象很深的大事。
许良英：“1955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叫‘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一个‘主要骨干’方然，入党是我介绍的，为了方然的事情，我被科学院审查了一年。”
王来棣说：“我当时逐渐感觉到不对，思想上有怀疑，比如说当时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都布置了任务的。所里让我们写文章，还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我总觉得马寅初的意见不错，为什么要批判？特别1955年‘反胡风’一下子在报纸上公布了他们的私人信件，按照私人信件给人家定罪，我总觉得这样子做法不好。
我当时在所里是很受重用的，因为我们所党员很少，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在所里是支部委员。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肃反运动’时把我调出来作‘肃反办公室’专职干部。我感觉到我们所的几个审查对象证据不足， 把他们弄出来放在群众当中七斗八斗的，斗得很惨。另外，还让我去搜查人家的房间，看人家私人的信件、日记……我就觉得不好，因为我自己年轻时，训导处要审查我们的日记，我都反抗。”
1955年前后发生的事情，使许良英夫妇对共产党一些做法的正确性发生了怀疑。许良英因此不想再做行政工作，他转向了学术研究，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许良英逃脱了行政工作，却没有能够逃脱1957年“反右运动”的大劫难。
*许良英：仅仅因我反对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而被打成“极右派”*
许良英：“1957年开始搞‘鸣放’，希望大家提意见，反复动员人家。可是大家比较怕，不敢。反复动员以后，大家说了。4月、5月时，报上登了很多对共产党批评的意见。当时我感到很高兴，可以研究‘现在这个社会到底主要矛盾是什么？’
‘鸣放’时，我是很左的。我对毛泽东很迷信，迷信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讲的话我都非常信的，对共产党很忠诚，共产党有什么要求马上去执行。‘整风’时我没什么意见好讲。相反，人家提出意见，我觉得不对的，还批评人家。
结果想不到，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一篇，要搞‘反右运动’，要打击提意见那些人，那些人是‘右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看《人民日报》这文章，我心里很难过，想不通。我说‘明明是我们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意见提出以后，你把他当敌人，这是失信于人民，以后还做什么工作呢？’党的会议上我就讲我的意见。结果，我就被‘晋升’成了‘右派’，说我‘反对反右运动，而且反对党中央’。1957年8月1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全院大会，批判我‘极右’”。
*王来棣：我有警惕，因知道要算账，说许良英“鸡蛋碰石头”，他像是“也得碰”*
王来棣：“当时我因为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团支部书记，所以我是‘整风’的对象。上级叫我做记录，说‘群众提意见不要忙于答辩’。所以我自己一声也没说话。支部书记动员、所长也作动员，让大家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有这种许诺的。当时发言的不是很踊跃，反正大家也响应号召吧，都发言。
突然地，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了，我也觉得好像很不合适。大批特批地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变成敌人……明明是你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人家提意见，人家意见提了，你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当时所里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把这些大字报登记下来，不管内容怎么样，一律要贴出去，将来好算账’。所以我有这个警惕，知道要算账的。
结果，老许的事就把我牵进去了。因为人家‘鸣放’的时候他也很活跃，鼓励人家提意见，后来《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他思想不通，说‘共产党翻脸了’‘共产党不讲信用了’……就在支部里边同人家辩论。
我说他是‘鸡蛋碰石头’，他好像是‘碰石头也就得碰’。后来他挨了批斗，被定成‘右派’了，我们所就把我也提出来批斗。批斗我三天，让我揭发交待许良英的言论，交待我自己的看法，要对他进行批判。我就把知道的情况说了，他们不满意，说我‘包庇’。”
*王来棣：足月女儿胎死腹中，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饱受压力、苦难、歧视*
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并不是由于发表了所谓“右派言论”，他是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和千百万被划成“右派”的人一样，他和他的家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苦难历程。
王来棣：“有一天是星期六下午，我们支部书记来找我。他说‘你不要上班了，哲学所把许良英定为监督劳动，到北大荒。许良英呢，拒绝改造，回家来了。现在支部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动员他到北大荒去，星期一报到’。好像是生离死别，这一下子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当时很难过。
当时我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九个多月了，预产期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生了。我因为心里难过，就哭啊，睡觉也睡不着。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一天，星期一我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动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孩子死了，死在肚子里。这就闹出人命，进了医院，把孩子弄下来。”
这是许良英和王来棣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一直盼望的女儿，也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这个胎死腹中的孩子，是“反右运动”最年幼的牺牲者之一。如果不是那场政治运动，她现在（1999年）应该是42岁，也该是一位母亲了。
王来棣：“等我产假刚满的那天，我们所的支部通知我去开会，把我批斗了一番，说我同‘右派’划不清界限，开除党籍。不容我分说，根本我就没有发言的机会，就举手通过了。原来我是做党史研究的，做党史工作必须是党员。这个工作就不能做了，改行了，所里处处对我很歧视。”
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乡务农，一去就是20年。王来棣在北京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
王来棣：“所里经常有下乡劳动任务，每次都让我去。按照规定，凡是家里有未成年的子女，夫妻两个必须留一个在城里照顾孩子。可是我就一个人，每次都要我去。我的大孩子当时6岁，小孩子才3岁。有时我一走就是几个月。好在我的叔叔照顾孩子，后来我把孩子一个送到学校住校，一个送幼儿园。
1959年搞‘人民公社’，我们所到农村去参观人民公社，党支部把我叫去说‘因为你政治上不可靠，不能让你去，你到工地劳动去’， 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些事上。我很穷，孩子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饿肚皮我是深受其害，我的孩子都浮肿（营养不良），我还得把‘粮票’省下来让孩子吃。发的‘肉票’，一个月（能买）二两肉，我就留着星期天给孩子吃。
在宿舍里，我受欺负，孩子也受欺负。宿舍里丢了牛奶，人家就怀疑是我偷的，完全是对我的侮辱。”
*许良英：回乡当20年农民、被监督的下等人，饱读马列毛著作，现有点发言权*
许良英：“我以后就回老家当农民，当了二十年农民。被监督，下等人嘛。在农村的几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九卷，我都看了。 《列宁全集》我买到二十几卷，也都看了。 《毛泽东选集》看了五遍。至少我现在有点发言权了。”
许良英说，回乡务农还要养活将近七十岁的母亲。不久，早年和许良英一起参加革命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回了乡。这边，是如此凄楚的团聚；另一边，是天各一方的分离。
*王来棣：知许不可能回来，离婚，想对孩子有好处。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王来棣：“1961年他‘摘了帽子’，还不能回来。我们所也告诉我，说他不可能回来了。既然这样，我想他已经摘了帽子，后来他开始翻译《爱因斯坦文集》，思想也比较稳定了，我就提出离婚，我想对孩子也有好处。这种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好多‘右派’有这种经历。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对共产党也有很多认识。
到‘文革’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反正我们这些人都是废物了。那时候连高中、大学也没有了，孩子都没法上学。我就鼓励他们学数理化、学英语。‘文革’时，我大儿子是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1967年就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劳动。
他在学校里也受歧视，那时候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所以也是‘混蛋’了，受歧视。下农村时他才16岁，开始时他也很天真，带去好多书。他喜欢读书也喜欢思考，写些读书笔记，思想比较活跃。他对林彪有些言论还批判批判，结果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么小年龄，你说我多痛心！”
以上是纪念回放，1999年4月24日首播的“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集。
以下请听1999年5月1日首播的 “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下集——
*许良英：“文革”中被批斗不堪侮辱自杀未遂，身心备受煎熬*
许良英在家乡被作为当地“反革命总根子”批斗。从学生时代就向往民主与科学的许良英不堪侮辱，更看不到希望。在悲愤之中，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许良英：“我说‘我过去被划右派这么多年，我这么努力改造自己，你还要搞我，我就不想活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两瓶‘敌敌畏’，马上失去知觉了。”
那是1969年9月的一个晚上。 过了12个小时，许良英经抢救苏醒过来，他不得不继续面对“文革”的疯狂，面对看不到尽头的磨难。在夫妻离散，父子被阻隔的孤苦与黑暗之中，许良英的身心备受煎熬。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说：“在各种孤独之中，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许良英和他的很多同时代人，都经历过可怕的精神上的孤独。
*许良英忆恩师王淦昌多次解救自己于危难，“文革”中冒险每月给许寄生活费*
然而即使是在最野蛮荒谬的时代，人间仍然有真情在。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恩师、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导弹专家的王淦昌先生，1975年得知许良英在农村生活很困难，他给许良英写信说：“你以后的生活费由我包下来”。从此，王淦昌每月从遥远的四川以“王金”的名字寄给许良英30块钱。
王淦昌在许良英一生中，多次解救他于危难。早在1942年，许良英大学毕业时，王淦昌对许良英满怀信任，希望他留校作自己的助手。那时，血气方刚的许良英执意投身革命，婉言谢绝恩师的好意，离开母校去寻找共产党组织。两年后日寇侵犯桂林，许良英流浪在广西、贵州边境山区。王淦昌先生为了搭救许良英，特地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广告”，把许良英召回母校工作。
30年后，当许良英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开除公职，在乡间生活困难的时候，又为许良英雪中送炭，不远千里每月寄送生活费。
又是20年过去，中国著名原子弹专家王淦昌先生已经于去年（1998年）年底逝世。
许良英回忆起恩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每月给他寄生活费一事的时候说，当时王淦昌先生身处非常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文革”最初几年，又遭受到批判凌辱，在这样的处境下，他竟然敢于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的生活费，这要冒多么大的风险啊！
（插播歌曲：《爱的奉献》片段）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
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
*许良英：给儿子寄康帕内拉传记鼓励战胜逆境，父子相见不相识，*
在20年漫长的农村生活中，许良英坚持从事对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研究。由于家人分离，许良英先生多年没有机会和儿子见面。在大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许良英寄给儿子一本书，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囚禁了27年、坚持在狱中写作的哲学家、作家康帕内拉的传记，许良英以此鼓励儿子战胜逆境。
1975年，许良英终于有机会和大儿子见了一面，离别十几年的父子相见已经不相识了。
许良英：“当时有十几年没见面，见了他我不认识了。我已不信共产党了，我同他谈了一次，原来他比我更早认识共产党。”
*许良英：“右派”被改正，家庭离散20年后得团圆，恢复党籍未感觉光荣*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这一年许良英编辑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出版。1977年胡耀邦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称赞“这是一本好书”。
1978年，许良英被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他在回乡20年之后，重又返回中国科学院工作。许良英和他的家人走过了20年苦难的历程。由于政治运动导致骨肉分离的家庭悲剧故事，随着世事变迁，续写出新的喜剧篇章。分离了20年的许良英和王来棣复了婚，全家得以团圆，他们夫妇被迫分开时只有三十多岁，待到团聚时，早已是年过半百。
1978年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个人命运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许良英夫妇在1978年底、1979年初先后恢复了党籍。早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许良英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20年后又恢复党籍，这时候他们是什么心情呢？
许良英先生的太太王来棣回忆说：“‘平反’之后，还是给我挂了一个‘尾巴’，我还是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我们支部没有向我道歉过，说我还是不对的，他们做的还是对的。”
许良英先生说：“恢复党籍的时候，我是这麽说的‘我入党时感觉光荣。给我恢复党籍，我没有感觉到光荣，而是感觉很沉重，因为党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给我‘右派改正’时，人家鼓掌，很高兴，祝贺我，我说‘没有什么好祝贺的’。有些‘右派’被‘改正’了很高兴，说共产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说‘我没这个感觉，我的党籍根本不应该失去’”。
*王来棣：对“反自由化”等很感失望；许良英：中国需民主启蒙，我有责任*
王来棣：“‘平反冤假错案’，当时胡耀邦同志在台上，大家对党还抱着希望吧。不过后来没有多久，一次又一次地又是什么‘反对自由化’啦……又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情况，就感觉到很失望。
许良英：“我觉得我的人生观没变。我年轻时下定决心要献身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道路我觉得没有选错。现在我清醒过来了，我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民主启蒙，所以我有责任唤醒大家。
1986年11月方励之找到我，1987年是“反右运动”30周年，我们要搞一个“反右运动”的历史讨论会，由刘宾雁、方励之我们三个人联名发起。邓小平为此非常恼火，下令把这三个人开除党籍，不想他错把许良英的名字说成了王若望。”
同样是多年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积极活动的、住在上海的作家王若望与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作家刘宾雁，一起被开除了党籍。在阴差阳错中逃过了这一次惩罚的许良英先生，后来到底还是再一次丢掉了党籍。这是后话了。
1980年代末期，许良英教授已经年近七十，历尽人生艰难的许良英在家庭团圆之后，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了。可是他说，觉得于心不忍。
许良英：“人家说‘你这么大年纪，干什么？安度晚年嘛！’我就觉得于心不忍，就是社会责任感。爱因斯坦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强烈的正义感。我被当局列进‘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名单里面。”
*许良英：1989年起草致中央公开信，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很多人对10年前1989年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系列事件仍记忆犹新。
1989年二、三月间，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中国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文化界人士上书邓小平、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其中有42位著名科学家、教育界人士签名的《北京科技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就是由许良英先生起草的，他的夫人王来棣也签了名。
许良英说：“当时党中央态度比较好，赵紫阳还在。统战部长阎明复特别找到我、施雅风和我爱人王来棣，请我们吃饭，谈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说‘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讲给我听’，我们觉得很高兴——中央还满开明。
胡耀邦逝世以后，公安部有个内部文件，监控109个人。大家都劝我躲一躲，我决定不躲，我说‘我准备作个谭嗣同吧’。想不到‘六四’以后变成这个样子。”
*许良英：要对‘六四’杀人表示拥护，杀我头我都不同意。再丢党籍*
（插播1989年6月4日凌晨现场录音：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对于“六四”屠杀，许良英夫妇公开表示了他们的义愤。
王来棣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参加学生运动过来的，我觉得学生都是很单纯的，就是为了救国嘛，他们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八九民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共产党没理由，怎么可以用机关枪，用坦克来镇压学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过去就是北洋军阀，就是蒋介石镇压学生也没有这么厉害。”
许良英：“1989年‘六四’以后党员登记，说要对‘六四’杀人表示拥护。我公开说‘要是这样的话，杀我头，我都不同意’。上面不让我登记。”
八九“六四”之后，许良英又一次失去党籍。
*许良英：《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起草呼吁书要求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许良英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努力。1992年初，邓小平邓小平南巡讲话，当时有人组织笔谈“展望十年以后的中国”。许良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结果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被收回，人们很少有机会读到。
1994年4月20日，许良英起草了呼吁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7位著名科学家、知识界和民运人士签名联署。在进一步征集签名的时候，受到当局干扰，只好提前截至。在呼吁书上签名的共有45人。其中自然科学家21人，社会科学家12人，文学家4人。45人中有将近一半是共产党员，这些党员中大多数是老地下党员。
5月15日，当许良英先生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江泽民、乔石写了与呼吁书内容相同的信，并附上呼吁书和签名者简介的复印件，同时也把这些文件寄给了参加签名的王淦昌先生、楼适夷先生等19名签名者，这些邮件全部被扣。
*王来棣：我支持许良英，同事关心我们；许良英：夫妻合作研究民主历史和理论*
夫人王来棣支持许良英所做的这一切。王来棣说：“我觉得他很难得，还是冒着风险的，这麽大岁数了。他比我坚强，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还是支持他。他起草的《呼吁书》啊，《公开信》啊，好几次我都签名。
我们研究所把我叫去教训，说我给我们近代史所抹黑了。现在一般同事看问题也不一样，（以前）那个时侯觉得你被开除党籍就歧视你，现在我到所里去，都很关心我们，还要问问‘老许怎么样啊？’‘你们安全怎么样？门口还有没有警察呀？’都很关心。”
这是一个深受尊敬的家庭，也是一个历尽磨难之后赢得幸福的家庭。
许良英说：“大孩子初中读了两年，就‘文革’了。他主动要求‘支边’到黑龙江。到那里，他学马列、学毛泽东的书。‘一打三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又搞得很惨。恢复高考以后，人家考大学，他考研究生，考到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毕业后搞计算机方面。工作两年后，到美国哈佛大学，他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小儿子15岁就劳动，当了工人，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后来也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高级工程师。
我现在工作重点就在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想写书，在这方面搞了十几年了，同我爱人一起合作。”
许良英先生与夫人王来棣合作，从事《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和写作。许良英先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作努力受到人们的称赞和认同。
*过兴先：许良英思想活泼，正义感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追求民主*
许良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原生物学部副主任过兴先先生和夫人中国科学院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薛禹谷，都曾经和许良英一起，在呼吁民主的公开信上签过名。
过兴先先生说：“许良英思想活泼，正义感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追求民主。”
*薛禹谷：许良英看问题深入尖锐，爱民爱国*
薛禹谷女士说：“我们都是在一个学校的先后同学。在学校里知道他是比较进步的。他很活跃，思想看问题比较深入，也很尖锐。对国家、对人民都很爱护，确实是很爱国的。从年轻时起就追求真理，各方面也很勤奋好学。一直到现在，学的东西、看的书都很多，这方面我们都很钦佩他。同学从年轻时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感觉。”
*周辅臣：许良英一生献给科学与民主，人生观健全，希望他的正义感能传诸四海*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臣先生说：“许良英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正义感的著名科学家。他在青少年时就立志想使中国人民脱离不科学、不民主的旧中国。这是“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青年健康的人生观。
解放后，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上。不料，他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说了几句不令人欢喜的话，竟成了‘右派分子，因而在乡下过了十几年农民生活。但是他一直未忘科学与民主的理想，一边劳动，一边开展科学思考和研究。获‘平反’回城以后，他不计较名利，仍然抱着科学与民主，毫不放松。争科学、争民主，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都是求解放。一是对自然界求得解放；一是从社会中得解放，都是人类生活中的最大、最重要的事，也是人的一生应该努力的目标和理想。
许先生把一生奉献给科学与民主，这表示他的人生观健全。我希望他的正义感能传诸四海。”
*李佩珊：许良英在我们研究室业务水平高；他认为我国要民主自由，需要启蒙*
科学史学会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的近现代科学史专家
李佩珊教授说：“我跟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块做研究工作。许良英念物理念得也很不错，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觉得《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实际上就是发起‘反右派’斗争了，他觉得这个违背毛泽东思想，到处讲‘这个不对’。他根本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让发表的（笑）。就为这个，把他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
到了1970年代，我们一块儿写了一本书《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我们（研究）室里认为，他大概在我们室里算是业务水平最高的了。
他原来是很忠实于革命、很忠实于党的。可是到后来，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慢慢就加强了。他还是很有道理、很有根据的。他觉得我们国家现在要民主啊、自由啊，需要有人做启蒙工作。”
*胡亚东：在社会发展中应该保护多样性，民主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学会会长胡亚东先生说：“对许良英先生，听到他的传奇性故事，偶然跟他谈谈，观点也还是类似的。我们自然科学家常常提到‘生物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人类不保护，慢慢很多品种就要消失’。那么，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多样性也是应该保护的，我的一种思想可以补充你的思想。不要把所有的（不同）思想都变成一种敌对的，应该保护这种多样性。
许先生就是这样。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追求民主的，现在仍然觉得民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刘辽：许良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国家命运不能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刘辽教授说：“由于许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表达自己对于当前中国局势的一些看法，他的行动自由也受到当局的一些限制。他是代表中国当今知识分子的一个良心。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在国家里地位究竟怎么样？我想，这点我跟许良英有个共同的看法——知识分子就应该体现这个社会的良心。我们作为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意见。国家的命运不能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知识分子应该有义务站出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完全无保留地、无条件地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少数人身上，这是十分危险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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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的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编2013，02，07声音文件上网）
*许良英夫妇在一个月之内先后病逝*
中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终生研究科学史，而且是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许良英先生逝世前28天，也就是2012年12月31日，他的太太王来棣病逝。王来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多年前离休，终年86岁。王来棣逝世的时候，许良英先生正在重症监护室，已经昏迷，直到逝世没有再说一句话。
许良英夫妇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共同致力于《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一书的写作和研究，已经完成了计划的大半。
*纪念回放1999年“许良英夫妇访谈录”*
许良英夫妇在中共刚刚建立政权时结婚，他们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中国，他们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在纪念这对几乎是同时走到人生终点的夫妇许良英和王来棣的时候，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回放1999年他们二位接受主持人张敏采访的录音。
请听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下两集。
先请听1999年4月24日首播的上集——
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中，请听住在北京的许良英教授和夫人王来棣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
*许良英：早年经历，1931年发生的两件事影响我的人生道路*
许良英：“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市一个农村，家庭是小地主。父亲作点小生意，二十多亩地，父亲没什么文化，我五岁时他就去世了。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第三个男孩。父亲死了以后，靠我母亲。母亲也没什么文化，经济很困难，家里勉强能够温饱。小学毕业后，母亲没让我上学，没钱。我心里很难过，过了一个月以后，才勉强让我去上。
我读初中时，兴趣很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第二天，老师讲‘昨天晚上，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沈阳，那边的人变成亡国奴了’，当时我听了很难过。那天开始，我就天天看报纸。”
许良英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功课一直是班里最好的，总是得到老师夸奖。他说，1931年发生的两件事，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也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第一件事是‘九.一八’事变，另一件事也对他影响很大。
许良英：“1931年思想有很大变化。那一年美国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死了，我当时对爱迪生很崇拜，想长大了也学他。”
许良英回忆，他小学时就把初中的课本都看了。初中毕业后，家里让他靠考师范，因为读师范学校不要交学费。但许良英的志向是作科学家，他对家里人说‘我这个人不会讲话，教书也不行’。征得家人同意，他去考了工业职业学校，学习电机工程。1937年杭州沦陷，学校搬迁，以后解散。只差半年，他和同学们都没能毕业，许良英又回到老家。
*许良英：志向改变，从作“当代物理学权威”，到“职业革命家，革命铺路石”*
许良英：“回家后，我心里很消沉，就读书。看了一本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他的文集，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1938年我考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大学一年级我填志愿表，填的是‘我要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那时还不到19岁。”
许良英说，“后来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了我，同时我对共产党也有好感和同情。
20岁以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许良英：“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说‘国家是为了个人，不是个人为了国家。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为了使个人发展’。这对我影响非常大，从那时，我的理想就是民主主义。
我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因为我对国民党一直不满。共产党呢，我就把他看作《水浒》里的好汉，不怕死的。这些人是英雄，但是我没想我要去干革命，我胆子很小的，但思想里觉得共产党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有道理。”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那里有共产党重要会议‘遵义会议’会址。这使许良英有机会从同情共产党，到更多的了解共产党。
许良英：“遵义那个地方，老百姓非常之苦。冬天没有棉袄穿，穿着单衣。青年人被抓去当兵的，都用绳子捆起来。我看了心里都很难过。地主家里花天酒地，感到中国需要革命。 1941年‘皖南事变’，激起我的革命义愤。我就下决心作一个职业革命家。”
大学二年级以后，许良英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方面，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志愿“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的许良英，到大学四年级毕业前夕，人生志向改变为“作一块革命的铺路石”。
*许良英：弃教寻找共产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许良英：“毕业时，我的老师王淦昌要我当他的助教，我那时是要搞革命的。”
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有一位恩师，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原子弹专家的王淦昌先生。许良英是王淦昌的得意门生。他婉言谢绝王先生的好意，毅然跨出校门，去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两年后，日寇侵犯桂林，许良英流浪于广西、贵州边境山区。王淦昌先生在报上刊登“寻人广告”，把许良英召回母校工作。
许良英投身革命工作的心志未改，1946年在四川重庆《新华日报》社找到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来棣——大家闺秀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许良英就这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而他的夫人王来棣却生长在另外一个阶层，后来同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王来棣本是一位大家闺秀。
王来棣：“我出生在浙江温州，祖父年轻时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追求君主立宪。民国初年他当过县长。我叔叔们一个学历史，一个学法律，两个是学工科。我兄弟姊妹四人，我的叔叔、伯父们都有子女，我们住在一起。我小时候，家里有家庭教师，有教我们‘四书五经’的、教古文的，又有教数理化的。
我祖父、父亲、叔叔们都很爱国，把那些爱国的故事给我们讲讲，买这方面的书给我们看，对国民党不抵抗很不满意。我是从他们身上继承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
我上中学时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觉得共产党是抗战的主力，他们内部好像很清明，不像国民党那样贪污腐化，在当时就很向往。我那时才12岁，初中一年级，我们学校里就有人到新四军去。我当时也要求去，他们嫌我太小，说我‘家庭出身不好’，说‘你吃不了苦’，没有让我去。
整个中学阶段，除了念书，就参加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对国民党腐败现象和他们的独裁专制，我们都抵制。我是浙江大学‘学生宣传队’的，到各个学校作宣传、上街宣传。当然冒风险，追求共产主义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当时家庭里也向我灌输‘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要有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当时好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插播 当年歌曲《解放区的天》片段）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呀呼嘿嘿一呼呀嘿……”
王来棣：“宣传队上街宣传时，打着小旗子。老乡就拿个凳子让我们爬上去。‘同胞们！……’就说开了，宣传一番‘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罢课吗？因为国民党把我们的同学抓去了！……’就这么喊。站在那里唱歌，唱得老百姓围上来，我们就讲一番。警察来了，赶快逃走。
本来我们家……像我这样的出身，同劳苦大众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参加了共产党，21岁，就是从爱国主义这个思想。”
*王来棣：党内有纪律，只许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上级的命令，我当时非常虔诚*
主持人：“您是您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共产党员吗？”
王来棣：“对，我是第一个。我参加共产党后，对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影响。当时我还是比较活跃的学生，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参加共产党后，党内纪律非常严。开始时在校内工作，后来把我调到校外做中学生的工作。当时叫‘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中学区区委’。区委书记就是许良英，我是这个区委的委员。当时的纪律要求我不要在学生当中公开发言，自己要隐蔽起来。所以我处处很小心，从此以后就没有自己的活动了。
原来我也是个勤于思考的人，从那以后，因为党内有纪律，只许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上级的命令，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都得去执行。当时我倒没有抵触，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做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国家富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群众的，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就是民主，当时我也是非常虔诚的。”
*王来棣：逐渐感觉不对，思想上有怀疑；许良英：不想再做行政工作，转向学术*
王来棣：“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同老许1950年结婚。”
不难想象，当许良英、王来棣，这两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迎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又组成自己幸福的小家庭，他们对未来有多少美好的向往。他们哪里会想到，前面将有怎样的坎坷，哪里会想到他们竟会被双双开除党籍，还要忍受长达二十年的夫妻分离、骨肉离散。
1952年，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出版物的审查工作，王来棣则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许良英教授说，1955年发生了一件让他印象很深的大事。
许良英：“1955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叫‘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一个‘主要骨干’方然，入党是我介绍的，为了方然的事情，我被科学院审查了一年。”
王来棣说：“我当时逐渐感觉到不对，思想上有怀疑，比如说当时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都布置了任务的。所里让我们写文章，还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我总觉得马寅初的意见不错，为什么要批判？特别1955年‘反胡风’一下子在报纸上公布了他们的私人信件，按照私人信件给人家定罪，我总觉得这样子做法不好。
我当时在所里是很受重用的，因为我们所党员很少，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在所里是支部委员。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肃反运动’时把我调出来作‘肃反办公室’专职干部。我感觉到我们所的几个审查对象证据不足， 把他们弄出来放在群众当中七斗八斗的，斗得很惨。另外，还让我去搜查人家的房间，看人家私人的信件、日记……我就觉得不好，因为我自己年轻时，训导处要审查我们的日记，我都反抗。”
1955年前后发生的事情，使许良英夫妇对共产党一些做法的正确性发生了怀疑。许良英因此不想再做行政工作，他转向了学术研究，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许良英逃脱了行政工作，却没有能够逃脱1957年“反右运动”的大劫难。
*许良英：仅仅因我反对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而被打成“极右派”*
许良英：“1957年开始搞‘鸣放’，希望大家提意见，反复动员人家。可是大家比较怕，不敢。反复动员以后，大家说了。4月、5月时，报上登了很多对共产党批评的意见。当时我感到很高兴，可以研究‘现在这个社会到底主要矛盾是什么？’
‘鸣放’时，我是很左的。我对毛泽东很迷信，迷信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讲的话我都非常信的，对共产党很忠诚，共产党有什么要求马上去执行。‘整风’时我没什么意见好讲。相反，人家提出意见，我觉得不对的，还批评人家。
结果想不到，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一篇，要搞‘反右运动’，要打击提意见那些人，那些人是‘右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看《人民日报》这文章，我心里很难过，想不通。我说‘明明是我们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意见提出以后，你把他当敌人，这是失信于人民，以后还做什么工作呢？’党的会议上我就讲我的意见。结果，我就被‘晋升’成了‘右派’，说我‘反对反右运动，而且反对党中央’。1957年8月1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全院大会，批判我‘极右’”。
*王来棣：我有警惕，因知道要算账，说许良英“鸡蛋碰石头”，他像是“也得碰”*
王来棣：“当时我因为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团支部书记，所以我是‘整风’的对象。上级叫我做记录，说‘群众提意见不要忙于答辩’。所以我自己一声也没说话。支部书记动员、所长也作动员，让大家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有这种许诺的。当时发言的不是很踊跃，反正大家也响应号召吧，都发言。
突然地，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了，我也觉得好像很不合适。大批特批地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变成敌人……明明是你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人家提意见，人家意见提了，你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当时所里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把这些大字报登记下来，不管内容怎么样，一律要贴出去，将来好算账’。所以我有这个警惕，知道要算账的。
结果，老许的事就把我牵进去了。因为人家‘鸣放’的时候他也很活跃，鼓励人家提意见，后来《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他思想不通，说‘共产党翻脸了’‘共产党不讲信用了’……就在支部里边同人家辩论。
我说他是‘鸡蛋碰石头’，他好像是‘碰石头也就得碰’。后来他挨了批斗，被定成‘右派’了，我们所就把我也提出来批斗。批斗我三天，让我揭发交待许良英的言论，交待我自己的看法，要对他进行批判。我就把知道的情况说了，他们不满意，说我‘包庇’。”
*王来棣：足月女儿胎死腹中，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饱受压力、苦难、歧视*
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并不是由于发表了所谓“右派言论”，他是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和千百万被划成“右派”的人一样，他和他的家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苦难历程。
王来棣：“有一天是星期六下午，我们支部书记来找我。他说‘你不要上班了，哲学所把许良英定为监督劳动，到北大荒。许良英呢，拒绝改造，回家来了。现在支部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动员他到北大荒去，星期一报到’。好像是生离死别，这一下子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当时很难过。
当时我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九个多月了，预产期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生了。我因为心里难过，就哭啊，睡觉也睡不着。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一天，星期一我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动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孩子死了，死在肚子里。这就闹出人命，进了医院，把孩子弄下来。”
这是许良英和王来棣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一直盼望的女儿，也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这个胎死腹中的孩子，是“反右运动”最年幼的牺牲者之一。如果不是那场政治运动，她现在（1999年）应该是42岁，也该是一位母亲了。
王来棣：“等我产假刚满的那天，我们所的支部通知我去开会，把我批斗了一番，说我同‘右派’划不清界限，开除党籍。不容我分说，根本我就没有发言的机会，就举手通过了。原来我是做党史研究的，做党史工作必须是党员。这个工作就不能做了，改行了，所里处处对我很歧视。”
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乡务农，一去就是20年。王来棣在北京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
王来棣：“所里经常有下乡劳动任务，每次都让我去。按照规定，凡是家里有未成年的子女，夫妻两个必须留一个在城里照顾孩子。可是我就一个人，每次都要我去。我的大孩子当时6岁，小孩子才3岁。有时我一走就是几个月。好在我的叔叔照顾孩子，后来我把孩子一个送到学校住校，一个送幼儿园。
1959年搞‘人民公社’，我们所到农村去参观人民公社，党支部把我叫去说‘因为你政治上不可靠，不能让你去，你到工地劳动去’， 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些事上。我很穷，孩子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饿肚皮我是深受其害，我的孩子都浮肿（营养不良），我还得把‘粮票’省下来让孩子吃。发的‘肉票’，一个月（能买）二两肉，我就留着星期天给孩子吃。
在宿舍里，我受欺负，孩子也受欺负。宿舍里丢了牛奶，人家就怀疑是我偷的，完全是对我的侮辱。”
*许良英：回乡当20年农民、被监督的下等人，饱读马列毛著作，现有点发言权*
许良英：“我以后就回老家当农民，当了二十年农民。被监督，下等人嘛。在农村的几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九卷，我都看了。 《列宁全集》我买到二十几卷，也都看了。 《毛泽东选集》看了五遍。至少我现在有点发言权了。”
许良英说，回乡务农还要养活将近七十岁的母亲。不久，早年和许良英一起参加革命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回了乡。这边，是如此凄楚的团聚；另一边，是天各一方的分离。
*王来棣：知许不可能回来，离婚，想对孩子有好处。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王来棣：“1961年他‘摘了帽子’，还不能回来。我们所也告诉我，说他不可能回来了。既然这样，我想他已经摘了帽子，后来他开始翻译《爱因斯坦文集》，思想也比较稳定了，我就提出离婚，我想对孩子也有好处。这种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好多‘右派’有这种经历。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对共产党也有很多认识。
到‘文革’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反正我们这些人都是废物了。那时候连高中、大学也没有了，孩子都没法上学。我就鼓励他们学数理化、学英语。‘文革’时，我大儿子是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1967年就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劳动。
他在学校里也受歧视，那时候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所以也是‘混蛋’了，受歧视。下农村时他才16岁，开始时他也很天真，带去好多书。他喜欢读书也喜欢思考，写些读书笔记，思想比较活跃。他对林彪有些言论还批判批判，结果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么小年龄，你说我多痛心！”
以上是纪念回放，1999年4月24日首播的“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集。
以下请听1999年5月1日首播的 “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下集——
*许良英：“文革”中被批斗不堪侮辱自杀未遂，身心备受煎熬*
许良英在家乡被作为当地“反革命总根子”批斗。从学生时代就向往民主与科学的许良英不堪侮辱，更看不到希望。在悲愤之中，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许良英：“我说‘我过去被划右派这么多年，我这么努力改造自己，你还要搞我，我就不想活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两瓶‘敌敌畏’，马上失去知觉了。”
那是1969年9月的一个晚上。 过了12个小时，许良英经抢救苏醒过来，他不得不继续面对“文革”的疯狂，面对看不到尽头的磨难。在夫妻离散，父子被阻隔的孤苦与黑暗之中，许良英的身心备受煎熬。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说：“在各种孤独之中，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许良英和他的很多同时代人，都经历过可怕的精神上的孤独。
*许良英忆恩师王淦昌多次解救自己于危难，“文革”中冒险每月给许寄生活费*
然而即使是在最野蛮荒谬的时代，人间仍然有真情在。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恩师、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导弹专家的王淦昌先生，1975年得知许良英在农村生活很困难，他给许良英写信说：“你以后的生活费由我包下来”。从此，王淦昌每月从遥远的四川以“王金”的名字寄给许良英3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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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良英、王淦昌（右） |
王淦昌在许良英一生中，多次解救他于危难。早在1942年，许良英大学毕业时，王淦昌对许良英满怀信任，希望他留校作自己的助手。那时，血气方刚的许良英执意投身革命，婉言谢绝恩师的好意，离开母校去寻找共产党组织。两年后日寇侵犯桂林，许良英流浪在广西、贵州边境山区。王淦昌先生为了搭救许良英，特地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广告”，把许良英召回母校工作。
30年后，当许良英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开除公职，在乡间生活困难的时候，又为许良英雪中送炭，不远千里每月寄送生活费。
又是20年过去，中国著名原子弹专家王淦昌先生已经于去年（1998年）年底逝世。
许良英回忆起恩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每月给他寄生活费一事的时候说，当时王淦昌先生身处非常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文革”最初几年，又遭受到批判凌辱，在这样的处境下，他竟然敢于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的生活费，这要冒多么大的风险啊！
（插播歌曲：《爱的奉献》片段）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
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
*许良英：给儿子寄康帕内拉传记鼓励战胜逆境，父子相见不相识，*
在20年漫长的农村生活中，许良英坚持从事对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研究。由于家人分离，许良英先生多年没有机会和儿子见面。在大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许良英寄给儿子一本书，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囚禁了27年、坚持在狱中写作的哲学家、作家康帕内拉的传记，许良英以此鼓励儿子战胜逆境。
1975年，许良英终于有机会和大儿子见了一面，离别十几年的父子相见已经不相识了。
许良英：“当时有十几年没见面，见了他我不认识了。我已不信共产党了，我同他谈了一次，原来他比我更早认识共产党。”
*许良英：“右派”被改正，家庭离散20年后得团圆，恢复党籍未感觉光荣*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这一年许良英编辑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出版。1977年胡耀邦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称赞“这是一本好书”。
1978年，许良英被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他在回乡20年之后，重又返回中国科学院工作。许良英和他的家人走过了20年苦难的历程。由于政治运动导致骨肉分离的家庭悲剧故事，随着世事变迁，续写出新的喜剧篇章。分离了20年的许良英和王来棣复了婚，全家得以团圆，他们夫妇被迫分开时只有三十多岁，待到团聚时，早已是年过半百。
1978年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个人命运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许良英夫妇在1978年底、1979年初先后恢复了党籍。早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许良英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20年后又恢复党籍，这时候他们是什么心情呢？
许良英先生的太太王来棣回忆说：“‘平反’之后，还是给我挂了一个‘尾巴’，我还是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我们支部没有向我道歉过，说我还是不对的，他们做的还是对的。”
许良英先生说：“恢复党籍的时候，我是这麽说的‘我入党时感觉光荣。给我恢复党籍，我没有感觉到光荣，而是感觉很沉重，因为党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给我‘右派改正’时，人家鼓掌，很高兴，祝贺我，我说‘没有什么好祝贺的’。有些‘右派’被‘改正’了很高兴，说共产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说‘我没这个感觉，我的党籍根本不应该失去’”。
*王来棣：对“反自由化”等很感失望；许良英：中国需民主启蒙，我有责任*
王来棣：“‘平反冤假错案’，当时胡耀邦同志在台上，大家对党还抱着希望吧。不过后来没有多久，一次又一次地又是什么‘反对自由化’啦……又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情况，就感觉到很失望。
许良英：“我觉得我的人生观没变。我年轻时下定决心要献身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道路我觉得没有选错。现在我清醒过来了，我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民主启蒙，所以我有责任唤醒大家。
1986年11月方励之找到我，1987年是“反右运动”30周年，我们要搞一个“反右运动”的历史讨论会，由刘宾雁、方励之我们三个人联名发起。邓小平为此非常恼火，下令把这三个人开除党籍，不想他错把许良英的名字说成了王若望。”
同样是多年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积极活动的、住在上海的作家王若望与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作家刘宾雁，一起被开除了党籍。在阴差阳错中逃过了这一次惩罚的许良英先生，后来到底还是再一次丢掉了党籍。这是后话了。
1980年代末期，许良英教授已经年近七十，历尽人生艰难的许良英在家庭团圆之后，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了。可是他说，觉得于心不忍。
许良英：“人家说‘你这么大年纪，干什么？安度晚年嘛！’我就觉得于心不忍，就是社会责任感。爱因斯坦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强烈的正义感。我被当局列进‘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名单里面。”
*许良英：1989年起草致中央公开信，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很多人对10年前1989年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系列事件仍记忆犹新。
1989年二、三月间，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中国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文化界人士上书邓小平、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其中有42位著名科学家、教育界人士签名的《北京科技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就是由许良英先生起草的，他的夫人王来棣也签了名。
许良英说：“当时党中央态度比较好，赵紫阳还在。统战部长阎明复特别找到我、施雅风和我爱人王来棣，请我们吃饭，谈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说‘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讲给我听’，我们觉得很高兴——中央还满开明。
胡耀邦逝世以后，公安部有个内部文件，监控109个人。大家都劝我躲一躲，我决定不躲，我说‘我准备作个谭嗣同吧’。想不到‘六四’以后变成这个样子。”
*许良英：要对‘六四’杀人表示拥护，杀我头我都不同意。再丢党籍*
（插播1989年6月4日凌晨现场录音：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
对于“六四”屠杀，许良英夫妇公开表示了他们的义愤。
王来棣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参加学生运动过来的，我觉得学生都是很单纯的，就是为了救国嘛，他们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八九民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共产党没理由，怎么可以用机关枪，用坦克来镇压学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过去就是北洋军阀，就是蒋介石镇压学生也没有这么厉害。”
许良英：“1989年‘六四’以后党员登记，说要对‘六四’杀人表示拥护。我公开说‘要是这样的话，杀我头，我都不同意’。上面不让我登记。”
八九“六四”之后，许良英又一次失去党籍。
*许良英：《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起草呼吁书要求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许良英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努力。1992年初，邓小平邓小平南巡讲话，当时有人组织笔谈“展望十年以后的中国”。许良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结果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被收回，人们很少有机会读到。
1994年4月20日，许良英起草了呼吁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7位著名科学家、知识界和民运人士签名联署。在进一步征集签名的时候，受到当局干扰，只好提前截至。在呼吁书上签名的共有45人。其中自然科学家21人，社会科学家12人，文学家4人。45人中有将近一半是共产党员，这些党员中大多数是老地下党员。
5月15日，当许良英先生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江泽民、乔石写了与呼吁书内容相同的信，并附上呼吁书和签名者简介的复印件，同时也把这些文件寄给了参加签名的王淦昌先生、楼适夷先生等19名签名者，这些邮件全部被扣。
*王来棣：我支持许良英，同事关心我们；许良英：夫妻合作研究民主历史和理论*
夫人王来棣支持许良英所做的这一切。王来棣说：“我觉得他很难得，还是冒着风险的，这麽大岁数了。他比我坚强，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还是支持他。他起草的《呼吁书》啊，《公开信》啊，好几次我都签名。
我们研究所把我叫去教训，说我给我们近代史所抹黑了。现在一般同事看问题也不一样，（以前）那个时侯觉得你被开除党籍就歧视你，现在我到所里去，都很关心我们，还要问问‘老许怎么样啊？’‘你们安全怎么样？门口还有没有警察呀？’都很关心。”
这是一个深受尊敬的家庭，也是一个历尽磨难之后赢得幸福的家庭。
许良英说：“大孩子初中读了两年，就‘文革’了。他主动要求‘支边’到黑龙江。到那里，他学马列、学毛泽东的书。‘一打三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又搞得很惨。恢复高考以后，人家考大学，他考研究生，考到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毕业后搞计算机方面。工作两年后，到美国哈佛大学，他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小儿子15岁就劳动，当了工人，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后来也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高级工程师。
我现在工作重点就在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想写书，在这方面搞了十几年了，同我爱人一起合作。”
许良英先生与夫人王来棣合作，从事《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和写作。许良英先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作努力受到人们的称赞和认同。
*过兴先：许良英思想活泼，正义感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追求民主*
许良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原生物学部副主任过兴先先生和夫人中国科学院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薛禹谷，都曾经和许良英一起，在呼吁民主的公开信上签过名。
过兴先先生说：“许良英思想活泼，正义感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追求民主。”
*薛禹谷：许良英看问题深入尖锐，爱民爱国*
薛禹谷女士说：“我们都是在一个学校的先后同学。在学校里知道他是比较进步的。他很活跃，思想看问题比较深入，也很尖锐。对国家、对人民都很爱护，确实是很爱国的。从年轻时起就追求真理，各方面也很勤奋好学。一直到现在，学的东西、看的书都很多，这方面我们都很钦佩他。同学从年轻时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感觉。”
*周辅臣：许良英一生献给科学与民主，人生观健全，希望他的正义感能传诸四海*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臣先生说：“许良英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正义感的著名科学家。他在青少年时就立志想使中国人民脱离不科学、不民主的旧中国。这是“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青年健康的人生观。
解放后，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上。不料，他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说了几句不令人欢喜的话，竟成了‘右派分子，因而在乡下过了十几年农民生活。但是他一直未忘科学与民主的理想，一边劳动，一边开展科学思考和研究。获‘平反’回城以后，他不计较名利，仍然抱着科学与民主，毫不放松。争科学、争民主，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都是求解放。一是对自然界求得解放；一是从社会中得解放，都是人类生活中的最大、最重要的事，也是人的一生应该努力的目标和理想。
许先生把一生奉献给科学与民主，这表示他的人生观健全。我希望他的正义感能传诸四海。”
*李佩珊：许良英在我们研究室业务水平高；他认为我国要民主自由，需要启蒙*
科学史学会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的近现代科学史专家
李佩珊教授说：“我跟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块做研究工作。许良英念物理念得也很不错，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觉得《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实际上就是发起‘反右派’斗争了，他觉得这个违背毛泽东思想，到处讲‘这个不对’。他根本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让发表的（笑）。就为这个，把他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
到了1970年代，我们一块儿写了一本书《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我们（研究）室里认为，他大概在我们室里算是业务水平最高的了。
他原来是很忠实于革命、很忠实于党的。可是到后来，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慢慢就加强了。他还是很有道理、很有根据的。他觉得我们国家现在要民主啊、自由啊，需要有人做启蒙工作。”
*胡亚东：在社会发展中应该保护多样性，民主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学会会长胡亚东先生说：“对许良英先生，听到他的传奇性故事，偶然跟他谈谈，观点也还是类似的。我们自然科学家常常提到‘生物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人类不保护，慢慢很多品种就要消失’。那么，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多样性也是应该保护的，我的一种思想可以补充你的思想。不要把所有的（不同）思想都变成一种敌对的，应该保护这种多样性。
许先生就是这样。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追求民主的，现在仍然觉得民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刘辽：许良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国家命运不能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刘辽教授说：“由于许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表达自己对于当前中国局势的一些看法，他的行动自由也受到当局的一些限制。他是代表中国当今知识分子的一个良心。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在国家里地位究竟怎么样？我想，这点我跟许良英有个共同的看法——知识分子就应该体现这个社会的良心。我们作为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意见。国家的命运不能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知识分子应该有义务站出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完全无保留地、无条件地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少数人身上，这是十分危险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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