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以来的一大景观是，海内外的华人学者都在谈论中国大陆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了。大约二十年前，李泽厚与刘再复《告别革命》的对话录曾经一纸风行，这些年来发生了什么事，令"革命"话语卷土重来？ 三个时期的政治态势简析 自笔者开始懂事，关心国家大事以来，经历了三个时期："文革"时期、改革时期、后改革时期。 对中国社会进行最简略的分析，则可以划分为三层：上层（统治阶层）、中层（中等阶层或曰中产阶级）、下层（社会底层）。 我们首先从三个社会阶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上述三个时期政治格局的基本走势。 由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统治阶层意见分歧，出现了所谓的"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中等阶层（包括知识分子、技术专家、党内官僚）在两个司令部之间，明显倾向于务实派的刘邓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由"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率领社会底层（尤其是不明真相的青少年），清洗上层（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重组中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批改"）。在刘邓司令部被粉碎之后，"文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整治中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等。起初，社会底层曾为"造反有理"、"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而欢呼雀跃，摩拳擦掌。等到运动后期，社会底层涌现的"造反派"也成为运动对象，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文化凋敝，有权势者的特权行为比"文革"前更甚，连毛泽东本人也为"走后门"辩护，社会底层对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就破灭了。1975年底毛泽东号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没有像"文革"初期那样得到社会底层的积极响应。而1976年的"四五运动"，则是以社会中层为主体，得到社会底层和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支持的一场"市民革命"。这场革命直接导致了"十月政变"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 改革初期，在平反冤假错案，给地主富农摘帽，为资本家恢复名誉，给工人涨工资，为农民"三自一包"松绑后，曾经出现全社会团结一致奔四化的可喜局面。到1980年代后期，城市中的国有和大集体企业职工开始对改革有意见，到199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红利已经吃尽，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然而，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的市场化改革路线，得到社会中上层的支持，即使社会底层普遍对改革失去信任，甚至出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大局仍然能够保持稳定。 后改革时期从什么时候算起，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每个人的心理感受都不一样。2006年，青年思想者陈永苗写了一篇《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2007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2008年，笔者与王俊秀、余世存等人接连推出两本书《中国改革的末路》、《改革之死》。此后，"改革已死"、"后改革"的说法日益流行，许多体制内学者和官员也开始采用这种话语。近几年来，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多次指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我们是不是应当抛弃改革这个词，换一套话语体系了"。"从现实的作用来看，改革这个词已经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2012年，"后三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应当结束了，必须开启一个新时代，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后改革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等阶层开始抛弃统治阶层，转而与社会底层联手，寻求在体制上破局。 从中外历史来看，中等阶层一直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当它与上层站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就呈现出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当它与上层离心离德的时候，就成为革命形势来临的标志。 中等阶层政治心理演变轨迹 1989年"六四"开枪，八十年代的改革联盟就破裂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已经绝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当局对知识分子采取打压与收买的两手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新回归"主旋律"，另一部分虽然不赞成"主旋律"，但也不公开对其表示反对。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官场的腐败越来越肆无忌惮，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稍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了，而几乎所有发言的知识分子都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异议分子"。举个例子，过去经常给执政党讲好话的郑永年最近对"共识网"记者说："现在的改革开始慢慢堕落"，"改革已经异化成一种追求利益的机制了，老百姓也对之渐感疲乏。你越改越糟，我还要什么改革啊。""不改革就要革命。因为没有推行真正的改革，知识界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必然会相应地激进起来，有些甚至由原先的支持盼望改革，转变为亲睐'革命'了。" 1992年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弃文经商"，成为民营企业家。从其他社会阶层中也成长起来一批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是邓小平改革的受益者，也曾经是"改革体制"的拥护者。2002年胡锦涛上台后，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进民退"之风越刮越猛，民营企业家开始坐不住了，他们开始采取各种方式对执政者"说不"。有的是自己在各种会议场合、电视报纸杂志以及微博等新媒体上说，有的自己不说但是赞助知识分子搞研究出书开会来说，还有的干脆直接携资投入政治反对派活动了。 公务员阶层政治心理的转变更加耐人寻味。二十年来，公务员阶层是邓小平理论最忠实的执行者，但是近来也出现了异动。中共十八大前，一部分太子党的理论代言人张木生在学界积极活动，高调批评领导人"击鼓传花"，探寻是否有可能用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来替代"邓三科"，作为十八大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有两条：在国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国际上是"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现在这两条在公务员队伍中都受到质疑。一部分人如薄熙来，开始寻求更加具有国家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政策；一部分人如胡德平，开始寻求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但在突破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束缚这一点上，二者具有共同性。 针对体制的"革政"与体制内的"抗命" 对于"革命"话语，最高当局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这种话语具有一种自催化作用，会以几何级数迅猛增长。而当它具有了一定的势头，镇压也是难以奏效的。2011年针对所谓"茉莉花革命"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维稳"措施，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但也没能左右舆论，扭转形势。如果采取更加残暴的镇压手段，必将使中国彻底沦为世人所不齿的"流氓国家"。所谓"形势比人强"，就是说一旦统治阶层与社会中下层的联合阵线形成两军对垒之势，最终失败者必然是前者。 如果最高当局想要顺应中等阶层的宪政呼吁，那么就要突破现有体制的框架，进行一场政体革命（简称"革政"）。而这样一来，他们也可能会面临另一场"革命"――由于党官僚集团内部的"抗命"而引发"宫廷政变"。 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摆脱不了恶性循环的宿命：或者是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对于党官僚集团一轮接一轮的"大清洗"；或者是党官僚集团坐大，挟制最高领导人，将其作为政治傀儡。赫鲁晓夫想要有所作为，结果被中央全会一场"宫廷政变"搞下台。勃列日涅夫甘当傀儡，处处维护党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结果是寿终正寝，同时给苏联带来十八年的停滞时期。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初期曾经设想从"党内民主"起步，但是党官僚集团冥顽不灵，处处抵制，迫使二人先后离开了苏共。 中国过去的十多年，实际上也是一个"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共十八大后的新领导人，不要说推动"革政"，就是要推动"肃贪"，也会遭到党官僚集团的顽强抵抗。如果新领导人"动真格的"，党官僚们有可能消极怠工，也有可能各行其是，甚至可能来个鱼死网破――联合党内一切腐败力量，再上演一次胡耀邦、赵紫阳式的悲剧。 当政客遇到两难选择时，一种屡屡采用的手法就是转移视线，把国人的注意力引向对外矛盾。有人说，眼下的钓鱼岛冲突就是四十多年前珍宝岛冲突的翻版，珍宝岛冲突是为了开好九大，钓鱼岛冲突是为了开好十八大。虽然从动机和形式来看，两个冲突很相似，但结果将会大相径庭。珍宝岛冲突，为中国抛弃中苏联盟，与美国、西欧、日本"一条线"，开启了大门。钓鱼岛冲突，如果发生交火，将会进一步巩固美日同盟，促使针对中国的远东版"北约"成型；即使到不了动武这一步，也会错失建立东亚共同体，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历史性机遇。 国人不需要把中国引向战争和冷战的政客，国人期盼的是建设宪政民主新中国的政治家。笔者曾指出：我们谈"革政"，主要是从目标的角度来解读。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在确定革政目标后，手段和途径可以是多样化的，要因人、因时、因势而定。最理想的方式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蒋经国的'解严转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革命'。次理想的方式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式的'天鹅绒革命'。最差的方式是利比亚式的内战与流血冲突。如果有启蒙运动和公民运动作为基础，那么更可能的方式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如果是经济危机、对外战争突然引爆政治动乱，第三种方式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自然，在这三种可能的方式中，我们应当力争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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