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图：永安公司老板的女儿戴西（郭婉莹） |
真的很了不起的。几代的家庭教化和社会教育才能培养出这种品行（例如杨绛、钱钟书夫人）。毛就是“毒化”中国文化的枭雄，历次运动都是挖掘和鼓励人性最阴暗、最肮脏的角落，把中国的社会道德搞成现在这样情况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来歌颂过去的罪恶历史。
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叶
昨晚，老公在计划夏天的出游。我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看书。一方面是陪着他，遇到有什么要和我商榷的，也方便交流。另一方面，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叫“戴西”的老太太的传奇一生里。
老上海人都知道位于南京东路和浙江中路交叉口——最初的“永安公司”。49年后改名“中百十店”，现在又叫“华联商厦”。
“永安”的老板姓郭，戴西是郭家的四小姐。
1909年，戴西生于悉尼。6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随父母举家迁回上海落户。
她的一生堪称传奇。父亲是上海滩上最大的百货商之一。生活对于她，就像阳光下蔚蓝广阔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也从不将这种生活视为生命。她从中西女塾毕业后，退掉了她不爱的同是世家子弟的婚约，去燕京读书。之后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清华的学生。虽然他没什么钱，也不大会挣钱，但是她觉得他有“fun”。“fun”这个词她说了一辈子。即便在漫长的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她也总能找到自己遭遇里的“fun”，再告诉独自在家对母亲牵肠挂肚的儿子，而儿子总是透过那些妈妈骄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过什么。
读她的故事，让我心潮难以平息的，并不是她49年以后的那些遭遇。像她这样背景的女人，49年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也能够想象得出来。我感动的是她一生都坚持的骄傲和精神。
年轻时，因为追求对生活的趣味而选择了丈夫。在丈夫落魄失业时，她一样能骄傲地扬起下巴出去工作。她无视别人的讥笑，为自己不要靠人生活而光荣。在丈夫花心失忠的时候，她既不歇斯底里的发作，也不满腔悲愤的控诉，只是安静地把他找回家。50年代丈夫死于上海看守所，她被通知去停尸房认尸。望着面貌全非，变得“就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的丈夫，她靠的是摸他的手才能感觉那是不是自己熟悉的手。丈夫留在监狱的遗物，她丝毫不避讳全部带回了家，他用过的洋铁缸子，她又接着用了许多年。在丈夫的骨灰回家来的时候，她伏在那个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句：“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戴西在她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基本不多说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们评论他们的父亲。可是，读到戴西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着说的那句话，我相信她是那个最懂他最体贴他甚至依然最欣赏他的人。
这是一种怎样的自尊。她维护自己选择过的东西。不因为它们没有给她带来臆想中的快乐和幸福就否定它们。她欣赏自己追求过的意趣，也不以自己的获得来衡量别人的价值。
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运动，戴西从一个锦衣玉食有房有车的富家女，被剥离到住进7平米的亭子间，每月只有24元的工资。“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而每月24元的收入里，她要为儿子的大学生活费每月交纳15元，再扣去每月3元的交通月票费，她实际的生活费只剩下6元。她不吃早饭，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晚餐就是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
这么艰难的生活，90年代戴西提起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会儿，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来的鸭棚。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从前她是一个大百货商的四小姐，她的生活是优渥的。可是，有一天，当生活夺走了她拥有过的一切，在贫民窟的煤球炉上，她还可以用铁丝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黄的土司面包来，她也可以用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铝锅蒸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来，虽然没有烤得那么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个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经历了更多艰难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终当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洗发液的沁香，她所表现出来的教养里，依然有一种芳香的、精致的、对生活微小而纯正的坚持。
文革中，戴西又被送去崇明接受改造。她所在的资本家连队里没有女资本家，所以，她和同样在那儿接受改造的下放女干部们住在一起。同样都是来接受改造的，那些女干部们依然觉得她们可以凌驾于戴西之上。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河边上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把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 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那些女干部们，或许都算是有崇高信仰，有远大抱负的共产党员。在四清时，她们大概也曾是工作组的一员，而参与过对他人的批斗。在她们自己也成为运动对象时，她们人性的丑陋在艰难和苦楚里依然一展无疑。而戴西，没有什么信仰，也说不出什么大理论，她只不过就是个有知识的家庭妇女，但是，她也可以非常坚韧。在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女干部的欺压，还有同是资本家之间的侵轧和出卖时，她绝不为了立功赎罪，而去揭发伤害难友。她保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自尊，还有自己的清白。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一个同事因为戴西的课讲得比他的生动，更受学生的欢迎，无形中便得罪了那个同事。当运动到来的时候，一些小事，便被同行的私心而演绎成电影里才有的栩栩如生的大事。那些慷慨激昂的说教后面，其实有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私欲。人的妒嫉心除了同行，还可以是出于对那种自己向往却又不能拥有的生活的怨愤。他们利用政治运动的堂而皇之，其实只是为了排泄自己的私愤。而这些正是一次次群众运动的极大动力。所以我始终觉得文革中那些惨绝人寰的虐行，也正说明了人性的丑恶。无论是为了自保而攻击运动中的对象，还是出于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或为了一报以前无法满足的私仇，如果历史今天要谅解他们，我实在是觉得玷污了德行的尺度。
曾经有英国BBC记者来采访戴西。当他们问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时，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知道。于是戴西拒绝告诉他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如实回答，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我不想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在美国遇到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被问起她劳改的情况时，戴西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型，不在那时急剧发胖。”
写到这里我不仅要说，一个人的品质是不是就在青少年时练就养成的。而且，“相对于成长过程中苦难贫穷的日子，富裕而明亮的生活，才是铸就一个人纯净光明坚韧品质的最好养料。”我们能说，戴西的品质，和当年窗明几净的中西女塾的影响一点没有关系吗？
戴西和她唯一当年也留在了上海的二姐，遗嘱里都表示将遗体无偿捐献给上海的红十字会并且不留骨灰。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她们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等于就是真正认同那上面的意思。想想吧，自己家族的墓地在文革中全部被捣毁，父母的铜棺被撬开，棺木和骨殖不知去向，墓碑和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丈夫的骨灰盒从此也下落不明。
在她的心里，不能和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哪里还有她的归处？
在戴西的告别仪式上，有一幅挽联如实的表达了戴西的品质：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永存。
——“Sky随心所欲”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1387e40101bkg0.html)
【附录】
《上海的金枝玉叶》网页链接
一个大家闺秀的命运
发表于 2006-12-2 8:32:00
- 戴西去了，她的名字叫郭婉莹（1910年4月2日——1998年9月27日）,……在朋友书送的挽联中，有一幅这样写道：“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陈丹燕的作品《上海的金枝玉叶》中讲述了一个生命真实的故事，书的封底写道：“美丽的传奇女子郭婉莹，戴西，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曾经锦衣玉食，应有尽有。时代变迁，所有的荣华富贵随风而逝，她经历了丧偶、劳改、受羞辱打骂、一贫如洗……但是三十多年的苦难并没有使她心怀怨恨，她依然美丽、优雅、乐观，始终保持着自尊和骄傲。她一生的经历令人惊奇，令人不禁思考：一个人身上美好的品质究竟是怎样生成的？”
作者陈丹燕说：“谢谢戴西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让我看到风浪中可以怎样经历自己的人生，可以怎样坚持自己的纯净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的生活中可以怎样护卫一颗自由的心，在生活大起大落的时候，让它都是温暖的、自在的。”
金 枝 玉 叶
1910年4月2号，澳大利亚悉尼一个孩子出生，他的父亲郭标，是水果生意发家的，成为华人富商，她是家里的第7个孩子，（父亲有母亲和姨太太），她是母亲所生的，父亲最疼爱的郭家四小姐。那时，谁也看不出，这个世界到底会有什么能威胁到她……出身富家，会有可以想像到的美好将来，她是金枝玉叶！
在她六岁的时候，爹爹和妈妈带着她和哥哥姐姐弟弟们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她小时候看着爹爹带着妈妈和姐姐去看歌剧，他们打扮起来，是那么漂亮，还总是有一盒子巧克力。那时她还是个觉得长大起来会有一路的歌剧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她家在旧上海的家……带大花园的几栋楼组成的豪宅，而今已经是被充公后37户人家的住宅了。
1918年建成的永安公司，白色的西式新楼，坐落在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标志着中国民族百货业在南京路上的成熟，。“在别人的眼睛里，爹爹是上海最大的百货商之一，而且还是孙中山造币厂的厂长。
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宋子文天天在郭家吃饭，在宋家管帐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帐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她们上最好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这是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的教会学校，完全美式教育。在戴西进入这里读书时，国母宋庆龄和第一夫人宋美龄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学校收取昂贵的学费，有严格的管理，它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式的，重视体育、英文、音乐、科学，在它的大图书馆里，不光有全套的英美文学作品，有最新的英文杂志，有美国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比如《波丽安娜》，也有英文版的《资本论》，它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中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同学们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像学校所说的那样，中西的教育，是为了让她们有勇敢的心和有价值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最好的建设。
上流社会和有抱负的人家，自然要把女儿送到这所名校来；连中等人家，也是节衣缩食，把女儿送进这所名校，希望女儿在这里见世面、开眼界，将来凭着中西女塾的牌子和西化时髦的淑女作派，能够嫁入一个好人家。对这样的人家来说，女儿从中西女塾毕业，就像一份上好的嫁妆一样。
女孩子多的地方比相貌，她是头挑的，虽然没有长到让人惊艳的二十岁，可是能看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秀丽的少女了；富家女多的地方，容易比家境，她是头挑的；外国学校，当然比英语，她从小看的写的说的本来就是英语，她也是头挑的；从那些老照片中，看着她的风华绝代和高贵典雅，看着她的气度庄严和优美娇嫩，真的像照片旁边的文字所表达的：“有时候，看着戴西学生时代的照片，会让人想到，这个看上去太十全十美的女孩，到底要给她什么样的生活，才不会委屈她，才能与她相配？”
她的父母给她定了一门亲，世交的一个富家公子，艾尔伯德，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可是与她见过面后的戴西却不满意这个公子。
她不看家里的钱，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缺过钱；她也不看他的留美学生的将来，因为她周围的个个人都好像有踌躇满志的未来；她甚至没有特别在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喜欢她，在她的社交圈子里，追求她的，当时有很多人，他们只是觉得自己高攀不上这个什么都不缺的郭家四小姐。她只要和一个人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她只是不要一个她觉得没什么可谈的男朋友。
她要解除婚约，而且决定上燕京大学心理系；艾尔伯德举起枪，说要杀了她。她说：“你不杀我，我不愿意和你结婚；你要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因为我再也不能和你结婚了。”
他又要杀了自己，她说：“现在你好好地回家去，只是不和我这样一个人结婚；要是你杀了自己，你就永远不能结婚，连整个的生活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婚约，离开了那个年代循规蹈矩的富家女们流行的故事……从一个秀丽的小姐成为一个窈窕的少奶奶。
在她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急病突发，没有任何遗言只留下一大笔遗产；这一年，她是燕京大学心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
她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吴毓骧，高大儒雅而风流倜傥（老照片上的他很有几分台湾情圣秦汉最有风采时的相貌风度）。她的母亲在自家花园里为她主办了200多桌嘉宾光临的订婚园会，此事让母亲认识了戴西的坚持，下嫁清寒的书香门第，也许亦使母亲觉得不快，但是最终，郭家还是接受了四小姐的选择。
吴毓骧，19岁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读书，后来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回国先是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来觉得大学教授太清苦返回上海，希望经商致富，他是林则徐的后人（他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到他这代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这好像是个规律，祖上发迹的时候，家中常常没有什么文化，于是家里的孩子就被要求一心只读圣贤书去，常常这样长大的孩子，单纯而脆弱，成为真正的文人；于是，这显赫的人家到了下一代，就真正如愿脱尽了官宦气成了起舞弄清影的书香人家，这样人家的子弟，一双手削长白皙，一颗心全是新鲜的主张，他们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那种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悦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的人。”
婚后的两年，她也是优雅的少妇人，与好友，中西女塾的同学张菁英（英文名字海伦）（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公子）在国际饭店包了房间做时装的设计与推广，成立“锦霓新装社”《大公报》和《时事新报》对她们介绍报道说：“她们是想推广些国货到中外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中去，因为过去我们的阔太太同小姐们，制办起新装来，都是去外国人的时装公司去，用外国的料子，一个价钱贵，其次，她们觉得我们的服装样式太呆板，而西洋的服装又太花巧，她们想在这两者之间折衷一下，既不太呆板也不太花巧，而在这两者之间，又不失美丽与大方。”
她们带着富家小姐的梦想，在玩儿。她的姐姐玩当年的美国汽车，她的哥哥喜欢跳舞，大家都说：“四小姐在国际饭店玩新衣服，只要她玩的高兴就好。”
世 路 多 艰
这样轻车快马的日子没有永远继续，她的笑容也不知丢失在哪一年？
是1937年吗？那一年，日本人燃起的战火逼近了租界，8月日本飞机轰炸了南京路，海伦离开上海去美国躲避战火，“锦霓新装社”关门了。这一年戴西怀了孕，于是离开上海去香港。可是她不喜欢香港，生产之前又回到上海，日本人炸了她丈夫的工厂，他失业了。
生活不再是十全十美，它一点点展开了漫长的苦路。像罗马郊外的那条硌石的大道一样，当年耶稣在黄昏的大道上急急地赶路，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急，他说急着赶去被罗马士兵抓，那是他的命运。
我们都不是耶稣，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几年后，那个金枝玉叶的郭家四小姐， 她开着自家的车，带着女儿静姝（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三岁了），丈夫失业了，天天出去玩儿，她为中华医学会的杂志拉广告，这一次，不像“锦霓新装社”主要是兴味盎然和玩儿；而是有了补贴家用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糟糕到必须工作不可，家里的佣人一个也没有离开，所以她工作还有她自己愿意做事的心愿。
所以，上海的太太小姐圈子里说这骄傲的郭家四小姐千挑万选还是嫁错了人，落得自己出去抛头露面，她并不介意，她不以为能工作是丢人的事，自己什么都能做，才是值得夸耀的。就像二十年后，她在青蒲劳改农场挖渔塘，别人不相信她能坚持下来，可她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完成了挖渔塘的指标。
她给女儿静姝和儿子中正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波丽安娜》，波丽安娜从女主人的名字引申成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些盲目乐观、不知祸之将至的女人。波丽安娜总是能够直面人生，可她懂得凡事往好的一面看，要是遇到了倒霉事，她总是能在里面找到有益自己的东西，并开开心心地受用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她不在乎钱，喜欢淳朴的事物。波丽安娜总是说：“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的多。”
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太平洋战争随着原子弹的爆炸而终于结束了，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上海，她的丈夫发现，原来财政部长刘攻芸是亲戚，于是，他由财政部长安排，进入国家敌产管理局工作，负责德国人在沪的资产管理，自从二十年代回国，事业一直不顺的吴毓骧终于时来运转。
1945年的时候，他做为战胜国的官员管理德国人的敌产，可他觉得远离德国来中国经商的德国人不是敌人，所以一直善待这些人，和他们成了朋友，后来，德国人回了国，就与吴毓骧一起做进口生意，这使他终于做成了一个公司，成了老板。
1949年解放的时候，他的事业很好，他的家庭很好，他送洛仑一家离开大陆时说：“日本人在上海时，上海人照样过好日子，共产党更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1956年，他的公司正式与国家合营；那一年永安公司也与国家合营；永安的总经理在家里唱京戏《山东响马》他跟着去敲锣打鼓。
1956年，他参加工商政治学习，对政府“大鸣大放”，成为右派，被革去经理职务，要他做小工，他回家对孩子说，要他擦地，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把拖把拧干。
1958年，他在办公室被捕。有朋友匿名电话告诉戴西，她丈夫的汽车停在九江路上。当时所有的资本家都把私家车锁在自家车库里，改雇三轮车上班、并穿中山装；只有吴毓骧，是一直开车开到最后一天，当戴西在九江路上找到自家的那辆福特汽车，将它开回家时，才发现它车况很糟，根本是不能再开的；那时她想，也许，他天天开车，是等待一次意外或者事故吧？可见他的心中有多么绝望。当把车开进家，进屋门的时候，少年的儿子中正在身后喊：“妈咪，今天下午我长大了。”
1961年，戴西接到监狱的通知，丈夫由于心肺系统的疾病，在提蓝桥上海监狱医院去世，她可以在火化之前，去停尸房看他最后一眼，向他道别。她问道：“为什么不让我在他活着的时候看他？”回答是：“一时不知你在哪里。”其实，每个月他们都去第一看守所送东西，戴西一直在外贸系统的农场里劳动改造，一天也不能缺席，中正高中毕业后，因为父亲在押而没有大学肯录取他，不得不在家自己补习。秋天到了的时候，戴西曾专门去要求过，给丈夫送一些平时在家用的平喘药，可是看守所没有收，说自有监狱医院会照顾他。
戴西要求带儿子中正一起去见最后一面，回答是：“儿子可以去，但是要保证不在那里哭闹。”中正说：“你放心好了，妈咪，我当然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
他们在停尸床前看到遗体，那上面看上去好像平的一样：“那么瘦！”戴西吃惊地想，三年以来，她没有再见到自己的丈夫一眼，在她的印象里，还是那个高大的中年人，虽然没有发胖，但是绝不是现在那床上薄薄的一缕。她回忆道：“他的头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他看上去好像饿死的。”
中正果然没有哭，他只是觉得冷。戴西把手娟盖在丈夫的脸上，就带着中正回家了，她也没有哭。几天之后，她取回了丈夫的骨灰盒和遗物。她一直都很平静地忙着丧事，直到那一天，丈夫的骨灰回家来了，放在桌子上，她才哭着说了一声：“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时间啊。”她是那个最能体贴吴毓骧的人，甚至还是最能欣赏他对新鲜花样有天然的无师自通秉性的人。经过了这么多的事，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鉴赏力，也没有否定自己的喜好。
1963年，吴毓骧被判需向国家偿还巨额美金和人民币，他的家产，连同戴西的首饰衣服，甚至那件当年在葛文斯基照相馆（当时上海滩最好的白俄照相馆）照了许多相，如今已经开始老坏了的婚纱，皆被充公。
她父亲的家，豪华的郭家花园早已充公成为37户人家的住宅，眼下吴家也被封，母子被扫地出门，连冬衣也未能尽数带出，她从上海滩的金枝玉叶，应有尽有的富家小姐……成为需要和儿子在不到8平方的小亭子间容身的人，每月生活费只有十二月，不吃早餐，午餐吃最便宜的，晚餐吃8分钱的阳春面。
她被劳改，被要求洗粪便桶，让她下跪，用扫帚打她的头……昔日骄傲的郭家四小姐，全部承受，只为了她爱的孩子们，不肯因为自己再给孩子增加一点点不幸！她给孩子们她的微笑和关怀，让他们相信妈妈什么也可以做到，什么也可以承受……后来当然还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因为快乐太少苦难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1967年1月，郭家在郊区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她父母的铜棺被撬开，墓园被敲掉，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入葬在郭家墓地的吴毓骧的骨灰盒；1967年7月，她被派到外贸公司的下属水果店，做营业员。
她优雅的举止令年轻的女孩子们自惭不如，她坚强与骄傲的心从来没有低下头，没有烤箱和银餐具，最苦难的岁月她可以用煤炉烤制地道的西式蛋糕，坐公交车去看望原来她家的厨子，因为孤身的他老年不慎被车撞伤瘫痪，她给他钱，给他买药，告诉他安心养伤，她会为他养老。就像当初郭家对家里所有长年的佣人所做的那样。
67岁时，她再婚，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汪先生，他们是数十年的朋友，四年后，汪先生患癌症，她奔波在医院，二年后，汪先生病逝，戴西独自生活到辞世。
原来郭家的佣人茶房松林，在她晚年时，对她服侍保护如对当年的郭四小姐，直到老人去世，她已经定居美国的儿子中正（现在是计算机博士）带母亲遗物回美国时对松林说道：“我会照顾你的晚年。”松林是因为当年四小姐的宽仁厚道所以尽忠以诚尽力而为照顾她，他们已经近如亲情而非主仆了。
迟 到 的 春 天
在她67岁的时候，1977年，高考恢复，学习的热情又席卷全国，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被请进公司教授英文；而上海开始慢慢恢复和国外的贸易。帮助职员们修改英文和帮助总经理们判断与谈判，许多老人被请为英文顾问。戴西以她地道的英文和丰富的商务经验成为争相延请的顾问。
工作着是美丽的……从60多岁直到80多岁她一直都在工作，直到她去世。
最后的黄昏，戴西自己去上了厕所，自己走回到床边，躺下，几分钟后，她开始呼吸困难，然后，很快地离开……戴西实现了自己一生独立，不需要别人照顾的理想，得以安祥、干净、体面地谢世。陈丹燕说道：“上帝看见她了，成全她了。”在躺到自己的小床上去以后，戴西轻声说：“我怎么这么累啊？”
作者形容她像被强力敲开的核桃，被敲开时的惨烈和敲开以后散发出来的芳香，说到审美的人生，对一个温良的女子来说的痛苦。
作者非常希望知道戴西对于自己的人生是否有嗔怨和后悔？解放前，她的许多家人选择去了美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她望着作者，然后说：“我留在这里，因为我是中国人。”
“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什么，我就收下它们。”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一个大家闺秀的命运！
- （http://blog.bandao.cn/archive/4183/blogs-36782.aspx）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