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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孙大午 |
孙大午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15日
有人问我：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不是亮点？怎么看？
我说这不是新意。差不多十年前，大约在2004年，国家就提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 原则，对“非公经济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非公经济36条”）；2010年，国家又明确鼓励非公经济投资“医疗、教育、交通、水利、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土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再到这次十八大，中央的态度一直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就是要大力支持非公经济，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虽然中央的态度明确，政策清晰，但落实起来难度很大。在非公经济中，民营企业是主体，民营企业中，中小企业是主体，但目前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处境堪忧。
民营中小企业的困难，集中表现为创业难、发展难，寿命短。
创业难
这十年来，国有经济越来越强势，但民营经济却不断在萎缩。如果把市场比作战场的话，国有经济就是正规军，民营经济则是游击队，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如活在夹缝中，很不容易。有的中小企业因为证照不全，活得像贼，东躲西藏，偷偷摸摸，而且“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的帽子一直罩在他们头上。可以说95%以上的民企都处于一种非法生存状态，比如说大午集团快30年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执行国家规定的双休日、法定假期，以及法定假日加班的双薪、三薪的制度？我觉得几乎95%的民企都不会执行这些法规。实际上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的，都是国企人员、外资企业或者公务员，因为我们很多中小企业连工资都很难保证，怎么能实行五天工作制，怎么能享受这些假期呢？从这一点来看，说95%的民企都是非法生存并不为过。
许多民企被执法部门以“非法集资”、“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等名义扫荡，“非法”成了民营经济的专用词，或是中小企业的代用词。国企有这些“非法”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国企就是政府的“亲生子”，而民企是“私生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自然的，逢年过节进贡上香是应该的。
民企的创业难，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证照办理。虽然1990年代以后，政府搞依法治国，各个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但很多民营企业仍很怵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办证照、跑路子、找关系之中。
发展难
现在有些民营企业家看起来很风光，开着奔驰、宝马，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其实在目前体制下，很多企业家们内心很煎熬。他们常常为几十万、甚至几万块钱而发愁，为什么？因为企业的利润常常不足以支撑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的企业难以融资，去借高利贷，结果企业会深陷泥潭，所有的利润都不够还高利贷的利息。在民间，20%利率的高利贷都是低的，可是企业的利润率往往只有10%左右，一些种植养殖企业，利润甚至只有5%，即使是还正常的银行贷款后，企业都很难支付工资、利息、社保和税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还何谈发展？
媒体曾经梳理了近些年来自杀或者被判刑的十来位民营企业家，也包括最近的吴英。他们都曾是亿万富豪，都曾风光无限，但通过这些人的案例，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是多么险恶。
民营企业的发展难，主要是土地和金融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老大难的问题了。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一是金融，二是土地，三是劳动力。劳动力是跟随金融和土地走的。可是现在国家对金融是垄断的，国有银行与民营中小企业不对等，民营企业得不到国有银行的支持，正常的民间借贷或民企融资又被作为“非法融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来打击，让无数民营企业家栽倒在这个雷区。
现在虽然表面上开放了村镇银行，但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甚至是唯一股东仍然是国有银行，这样的股权结构导致民间资本无法参与，而且现在的村镇银行经营偏离了初衷，热衷走“设机构、铺摊子”，依靠大企业、大储户，民营中小企业依然得不到金融支持，没有切实可行的融资渠道。
至于获取土地资源，难度就更大。民营企业办不下来土地证是个普遍问题。成都市工商联曾经对216家有融资需求并反映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调查，其中明确是因为“土地证”原因融资困难的企业有125家，占57.9%。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造成众多民营企业不能取得土地证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或没有土地指标，或土地费用被挪用，具体原因极为复杂。但在我所知的案例中，因地方政府原因而无法取得土地证的情况，比例高达90%以上。
长期以来，中国对农村的土地实行“三不变”政策，即土地的性质不变、土地的用途不变、土地的承包权益人不变。土地性质不变，就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简单地说，就是张庄的地不能变成李庄的地，而李庄的地也不能变成张庄的地，把土地固化在一个集体组织里，不能流转；土地的用途不变，就是土地原来干什么就永远干什么。集体没有权力改变土地的用途。不仅土地的用途不能改变，连土地的权益人都不能改变。什么是权益人？如果发包方是村集体，承包方是村民，如果村民转包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只能叫“使用人”，不叫“使用权人”。这就更加限制了农村土地的盘活。农村土地“三不变”的政策，让民营企业在农村几乎无法生存，即使办起了企业，也会随时因为土地问题被界定为非法状态。
上述原因造成了近十年来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再加上铁路、公路、石油、能源，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国有企业垄断的这些产业长期实质性禁止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只能蜷缩在吃、穿、生活用品等领域徘徊，并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即使有几个高端的民企身在垄断产业，如果深究起来，也能发现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国有企业改制后发展为民企的，并不是纯正的民营企业。
寿命短
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建伟的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根据我的经验，这一数字基本客观。这突出反映了民企生存之艰难。当然，民企寿命短，可能是资金、生产技术、信息管理等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无可否认，寿命短跟民企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民企寿命短，对整体民营企业的发展破坏极大。
国外的中小企业，比如日本，平均寿命高达30年，美国是40年，上百年的企业也很多。这样的企业重视研发和品牌，也注重企业传承。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寿命短，企业家没有动力进行上述长远的发展规划，只重视短期盈利，由此衍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和不良企业。即使个别企业家有操守，保证产品质量，但也绝不会在技术上进行正常投入，企业会一直在产业链低端徘徊。
要想解决民企寿命短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最主要有两点：
一是产权制度。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中国的非公经济36条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但在操作中，“民企种树，政府摘桃”的现象仍旧很多，这使得民企创业者缺乏安全感。
二是政府的服务功能不足。民企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着经验欠缺、资金不足、融资困难、信息不畅、市场垄断等问题，企业本身很难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政府的参与、支持和引导。只有政府服务到位，创造了良性的、宽松的市场环境，民企才能健康、长久发展，才能让民营经济成为道德经济、品牌经济和信誉经济。
民营企业创业难、发展难、寿命短，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仍非市场经济，而是“穿着计划经济的鞋，走市场经济的路”，政府重在“管制”，而不是“治理”，政府仍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中国现在所有的管理部门，比如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土地局、工商管理局、技术监督局，基本上还是30年以前的管理体制，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鞋。
过去30年来，中国虽然一再宣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结果我们看到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经济市场”，是“政府的经济”，“百姓的市场”。在这样的体制下，想要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部门利益的关系，各个管理部门仍然会利用自己手中的部门法，制约民营企业的发展，油价、气价、水价、电价、地价、房价还是会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土地、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开放似乎仍旧遥遥无期。
民营企业呼唤市场经济，期盼政府创造法治化的市场环境，经济政策一视同仁，脱下计划经济管制的鞋，消除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部门法规，真正让企业自由平等竞争，非公经济、民营经济才能破除万马齐喑的现状，重现万马奔腾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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