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刚刚拿到一本托朋友从香港带回来的《双照楼诗词稿》，汪精卫的诗词选。余英时和叶嘉莹先生作的序。
我们这些在教科书中长大成人的一代人，往往内心无论如何都会认同毛泽东是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诗词作者，他的诗词的气概和想象力，的确让同时代许多以文谋生的人都难望项背。但是当我细读汪精卫的这本作品的时候，却深感他实在是一个根本不亚于毛泽东的诗词作者。在古诗词的造诣上，尤其在用词和音律上，汪精卫甚至比毛泽东更加守礼、严谨。
因人废言在我们国族的历史上实在不是一件什么稀罕事。汪精卫这个中国历史上几乎最大的汉奸，如果不是因为能够看见这本《双照楼诗词稿》，恐怕我今生都难以体会到原来他是如此高明的一位古诗词作家——甚至能够超越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诗词作家。当然，我知道另外一个著名汉奸，胡兰成，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与领悟、热爱，恐怕有着许多推崇、保守中国文化的名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余英时先生在他所做的序中，试图探讨的，乃是汪精卫的诗词造诣，以及他在精神层面的痛楚，对于中华民族心灵的完整和宽宏，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而摒弃独断而暴力的因人废言的国族习惯，又是中华民族现代化成长的一种必须。余先生在这篇序言中，详细考察了汪精卫叛国的动机乃是处于战则中国必亡的预设之上，但是投敌之后却心里极度愁苦，对于自己和自己行为的痛恨无以复加，虽然个人的动机的确具有明确的作用，但是对于蒋介石的反叛又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诗词作品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得以详细地研究汪精卫的诗词，并且从中体会汪本人在整个政局中行动与行为的真实意图，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人，对于那个时代，就能够有更加准确的把握，也就更能够得出那个时代历史的真实面相。
一个足够现代与宽容的国家，能够允许即便是在历史上犯有重大罪行的人得以呈现他的言行。也惟有这样，这个国家的心灵健康才能够得以良好的建设。用暴力与消灭的方式取消掉那些我们认为恶者的言论，也就是取消掉了我们民族历史的完整性。
许多人都非常熟悉汪精卫在早年反清被捕时的两句名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两句的确极有气派，不过我更喜欢的是整首诗《被逮口占》的意境：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全本《双照楼》中，这种水平的诗词俯拾遍是。而余先生亦非常推崇汪晚年的一首词，1943年的《朝中措》(包括题记)：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余先生写道：“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
我也同意余先生的判断，无论汪精卫的诗词多么精彩或者他所表现出来的心绪多么愁苦，或者他叛国的动机多么高尚，都无法消除他叛国行为的罪恶。但如果因为汪精卫所作出了叛国的罪恶，而根本取消了他的诗词的存在，也是一种并不轻淡的罪恶。
汪精卫因着他无可争辩的叛国，而被长期取消了作品存在的权利。另外一些人，在历史的种种境况和处境中，也被取消了作品存在的权利。中共在延安时，有一起非常著名的案子，就是“王实味事件”。作家王实味1937年到达延安之后，对于在延安的许多做法颇有意见，于是写作了许多散文，对延安提出了批评。 1943年，王实味作为“五人反党集团”的成员被逮捕，1947年被秘密处决。王实味的散文以及其它作品，自然也就湮灭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封存起来。直到1990年，王实味平反之后，才有他的作品集《野百合花》的出版。在之前的漫漫40多年时间里，王实味的作品就如同今天汪精卫的作品一样，因为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罪过，而无法公布于众。
顾准恐怕今天在我们眼里看来，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了。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老革命，193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并在1949年之后在上海的政府中担任财经方面的高级官员。顾准可谓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意识到民主问题的先知，在从1952年遭到迫害之后，便寻求回到古典探索民主的道路。当然，他的书长期是无法得到出版的。直到1990年代，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才陆续得到解禁，并在一段短暂时期内掀起了顾准研究的高潮。
所有的这些人，他们的身前身后，都有着许多的争论、争议，然而，历史粗暴而干净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他们和他们的思想著作，从我们的历史中切割出去。
我还曾经看到一本书，《民国文化隐者录》，作者方韶毅是温州一本杂志的编辑，其中所列举的民国时期并不那么著名的一些学者、文化人的轶事，包括他们的作品。我记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惊异于原来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隐者”，在民国时期的文化界中，不仅仅拥有众多在文化界中的关系，并且他们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文明十分重要的一些人。而他们的作品，自然由于历史烟尘的重重覆盖、意识形态的教化、成王败寇的现实，和传承的断裂，早就湮灭了。
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成为一句老生常谈。可是真正考察历史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只沉浸在短小的一个人物名单之中，比如共产党方面的一些英雄，或者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家。而民国文化隐者录中所提到的一些人名，刘节、蒋叔南、莫洛，哪曾有人记得?人民，恰恰是由这些人名所构成的呀。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构造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因为不能原谅汪精卫，所以封杀了《双照楼》；因为王实味是反革命，所以《野百合花》湮没；因为顾准被打倒，所以《希腊城邦制度》被封存。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待异端和异端思想的一种简单而粗暴的处理办法。可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文化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良是恶。
我们知道大奸臣蔡京是书法大家，知道秦侩写得一手好诗词，知道和珅是一个戏曲大师。但我们无法原谅他们的人格，所以我们封杀了他们的作品存在。一个民族，留一半，去一半，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完整而高大的民族?
那些被遗忘的书和人，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宝贵和珍视的财产，他构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惟有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有着同样的存在价值，而所有的思想都有着可宝贵的面相，并且允许所有的思想与异端的存在，我们的民族才可能成长为一个真正拥有强大灵魂与心灵的民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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