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胡锦涛的抉择
克里・布朗 2012年11月12日
Sungyoon Choi
上海
胡锦涛是个押注者。但他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老套赌徒，他押下的注可谓历史上最大的赌注之一。他的赌博决定了中国以及全世界命运将何去何从。其中的风险几乎难以计数，但如果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将成为未来一个世纪中的最强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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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赌局相同，一切都很简单。200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16届四中全会。那一年，人们谈论的是，党应该把重心由过去20年的实现经济增长和让人民致富的传统目标转向解决GDP增长以外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关于福利、平等、可持续性和人类发展的问题。
党内高层中很大一部分人认识到，虽然经济改革依旧在飞速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却变得更加困难。抗议活动在增加，到北京中央政府上访的人数越来越多。不平等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
前总理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报告中称，中国是世界工厂，这被看做是一把双刃剑。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变得更加紧迫，当时的一份世界银行(World Bank)报告引人注目，它曾宣称，在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座在中国。中国正在变富，但也正在毒害自己，并将在可以享受到辛苦得来的成果之前陷入衰老。
2004年，思想较为超前的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江苏有限度地开展了乡镇选举，这是在过去将近10年时间里实施的村级选举基础上进行的。那一年，共产党的会议也讨论了完成GDP增长以外的其他目标，包括环保措施、进一步强调人民福利、“和谐”与平衡的理念，以及“以人为本”。胡锦涛是一个潜藏的自由派这件事似乎成为了事实。
但接着发生了一些事情。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爆发了所谓的颜色革命。此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它多次回顾这个问题，试图弄明白其中原因，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出现。
这一波新抗议浪潮在党的高层中引发了不安。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7年做出了评估，称中国永远不会允许推动西方政治抗议活动的两股力量，即律师和公民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挑战共产党的权力垄断的合法性。由此，党在所有的改革领域都不再像从前那么积极。
尽管2007年胡锦涛在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言辞恳切地指出，需要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建立新形式的问责机制，并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和权力分享，但在现实中，共产党却完全没有这么做。它制订了一系列“维稳”措施，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公共安全领域，并再次将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了GDP增长上。
2008年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强化了这一战略。2008年西藏发生暴动，2009年新疆发生暴动，当时还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切的结果，只是增强了党内一些人的力量，他们宣称中国真地尚未准备好，不宜进行任何复杂或具有潜在风险的社会政治改革。唯一要做的就是一边继续致富，一边等待。
而这在本质上就是胡锦涛的赌博。 2007年，胡锦涛终于巩固了权力，并真正掌握内政大权。从那时起，他做出了一个异常简单的战略选择：政府和党把增长作为唯一施政目标。
这些都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即增长最终能使中国足够强大，强大到解决从西藏问题、社会矛盾到中国的国际角色等一切问题。这将使中国更具凝聚力，使其做好进行改革的准备，并意味着中国将可以处理其真正的、深层次的国内矛盾及挑战。增长能为中国赢得时间，使其得以暂时遏制日愈加深的社会矛盾，并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十年中可以到达一个阶段，那时，包括不动产所有权、法治、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紧迫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进行这场赌博有可能是正确选择。但一如既往的是，还有一个大问题，而胡锦涛和温家宝从未能够解决此问题，但是新一代领导人不得不解决它，而且动作要快。从现在开始，增长必须依靠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规律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良好的统治方式所带来的高效率是开启未来的钥匙。
按人均计算，中国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大幅提高GDP将更难，经济情况也会更复杂，增长来源也会更有限。出口导向型及资本投资型增长将走向终结。那么，政府要做的工作将是建立更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并打造服务型的创新经济。
胡锦涛的赌博是，他停止了对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全部探索，转而不遗余力地追求GDP增长，以赢取时间，降低风险。这还真是精心策划的一招。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未来十年，中国能在风险最小的情况下，以一种可控的方式，面对巨大的执政任务，并能将其政治模式进行更新升级。如果他错了，那么中国就失去了至少5年时间，而这段时间本可以用来解决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几年的某一天，我们会知道，胡锦涛这个赌博是否带来回报。如果有，中国的强国地位就得到了保障。否则，中国与世界其他的国家就都要过段苦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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