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友爱的滕彪和他的诗情

图为滕彪全家照

  打开滕彪的博客，一阵音乐传来，那是浑厚、优美而深情的男中音。在滕彪“被失踪”的七十天里，我常常怀着心里的痛，听着飘荡的乐音，思考这位年轻的法律学者。

  当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奇特的人。他们本来拥有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深入民间，深入社会底层，以自己的法律知识，为那些被剥夺受欺压的人伸张正义。他们是幸运者，因为他们走在历史变革的最前面，影响了中国；他们又是不幸者，伴随他们的经常是恐吓、监禁和酷刑。滕彪就是这群奇特的人中的一个。

  除了心怀法治理想为民维权之外，滕彪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有他对人诚挚的友爱，他不同凡响的哲学思辨，以及他那温柔浓郁的诗情。

  
   ◎ 为自己受到区别待遇而羞愧
 

  一位关心中国的外国友人对我说，她难忘滕彪在《打死挖个坑埋了！》一文中所表达的耻辱感。那是2010年12月，滕彪等人去探望被软禁的友人的母亲，遭到警察暴力传唤。因为翻出了身份证，滕彪所拥有的“北大毕业，法学博士，大学教师，著名人权律师，耶鲁访问学者、十大法治人物”的身份，使他少受到一些伤害。事后，滕彪为自己所获得的区别对待深感耻辱。

  “没有这些头衔和身份，我还能表现出同样的勇敢吗？”“我被打死和一个农民工或乞丐被打死是一样的吗？”想到那些更无助的弱者、无辜的同胞，滕彪的心在流泪。正如法国作家纪德所说：“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

  2003年“三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除暂住证制度，滕彪等人为被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鸣冤。此后，在政法大学教书的滕彪介入了数十件不同的维权个案。每一次介入，除了带着法律和勇气之外，滕彪还带着他天性中的爱与善良。

  2005年4月滕彪的父亲癌症病重时，正是师涛一审被判十年。在吉林乡下照顾父亲的同时，滕彪想办法上网了解师涛案情，打电话给师涛母亲表示支持，并托人送钱资助。他心里不停地叨念着：“被囚禁的诗人 /  请相信/ 审判审判者的时刻就要到来。”在为去世的父亲守灵之时，滕彪还关心村里维权的事情。他悲愤地质问：“我的乡亲们，你们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尽头？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终日的辛劳换来的却是在贫困线上的挣扎？”

  国内学者萧瀚将滕彪比喻为“茶人”，“初识印象不深，甚至几近于无，但越交往越觉可爱，像茶，容得细嚼慢品。”萧瀚还评价滕彪在所参与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表现几乎是完美的。”不少维权人士都说，交友就要交滕彪这样的朋友。
  

   ◎ 友爱是对苦难的共同承担
 

  陈独秀先生曾这样评论中国人：“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中国社会忽视人的价值，人际之间也就缺乏真正的爱。但中国人不是完全没有真诚的友情，只是中国传统的友情大都是私人之爱，这种友情能够安慰个体的灵魂，却对社会政治并无多少改善。例如孔子提出的著名的“三友说”，就是儒家友爱思想的滥觞。儒家友爱观侧重于个人德性的修养，局限于传统社会狭隘的人际交往，这种友爱在提倡“忠君”的时代难以健全地生长。

  而滕彪的友爱却要博大得多。除了包含中国传统友谊所要求的“诚信”之外，滕彪的友爱还注重于社会正义，关系到公共利益。在中国维权阵营里，滕彪友爱的表现是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同心”。这种“同心”是指公共事务上的同心，他们相互信任、相互勉励，共同期待的是社会公正与人民福祉，为此尽心尽责。这种基于德性的友爱，只存在于正直的人之间。

  西方的友爱思想从古希腊发展到二十世纪，遇上在极权主义的黑暗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人如何生存、反抗，如何追求正义？ 阿伦特的回答还是“友爱。”阿伦特说：“友爱不是个体之间的同情，而是对苦难的共同承担。”加缪在《鼠疫》中描写的医生里尔和革命者塔鲁之间的关系，被阿伦特视为友爱的典型。

  在救助入狱的陈光诚时，滕彪被跟踪被殴打，他把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接到北京自己家里住。滕彪说陈光诚是“一个能够感受到爱与幸福、并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爱的人”，他也同样付出自己的爱。在胡佳被捕后，滕彪不顾当局多次威胁警告，公开撰文并接受采访为胡佳呼吁，勇敢地表示愿意继续胡佳的事业。

  当郭飞雄在狱中遭殴打被摧残，滕彪赞同茉莉倡议的“给郭飞雄（杨茂东）所在梅州监狱打电话”的行动，马上打电话去向梅州狱方表示关注与抗议。

  政治是可以算计的，友爱却不可以算计。在中国专制主义鼓励人们追求金钱，使中国人变成自私冷漠之人时，滕彪罕见地保留了他天赋中的友爱精神。这种友爱既是个人的，是个人之间的灵魂相通、相怜相惜；它又是公共的，友人们以社会公义为目标，共同承担苦难。西方哲学家认为这种友爱是人心里的源头活水，它使人成为生气荡漾的有灵魂之人，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 文学是哺育反叛精神的食粮
 

  尽管以“法治人物”闻名中外，滕彪本人最爱的却是文学。他的父亲是画家，有多方面的艺术天赋，他的哥哥姐姐都热爱写作。滕彪从中学起就开始写诗，在北大读的是法学专业，他却经常跑到中文系去听课。他说：“如果这个体制没有如此严重地侵犯人权，同胞们不是这么容易遭到伤害，我根本不会参与维权，连律师都不会去做。对我来说，看书、写作最为快乐。”

  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说：“为了自由，我们作了法的奴隶。”做了法律奴隶的滕彪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法律只能部分地惩罚或防止邪恶所造成的后果，并不能完全根除邪恶，而文学却能培养人高尚的想象力，能让人想象美好的未来，以获得抵抗邪恶的心灵力量。

  滕彪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他既读鲁迅、奥威尔等经典作品，也读科幻和中外优秀诗歌。伟大的文学作品会对人类苦难做深入描绘和探讨，深刻发掘人类自身，并提出有关这个世界的一些挑衅性问题。即使是一些超越现实的文学，作家们也会在他们的故事叙述中，唤起人们共同的人性，培养人们的道德判断力。

  从这个角度看，独立而有骨气、深具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有思想有激情、性格宽容而博爱的滕彪，其人格之优异，与文学的哺育息息相关。 一方面，他和维权朋友们奔走于风口浪尖之上，时刻面临失去自由的危险，另一方面，他在文学中获得美的启示，在哲学中寻求思辨的智慧。在这次“失踪”前不久，滕彪写的《分裂的真相——关于钱云会案的对话》一文，就具有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反讽意味。

  在滕彪两次被拘禁期间，他和他的太太王玲写诗唱和。在《狱中致爱人》中，滕彪怀着款款深情吟诵：“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王玲在《致爱人滕彪》一诗中回应：“你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你在不停地歌唱，/ 你梦中的炊烟还在袅袅升起，/ 人们都已渐渐远去。”

  这些诗句，道出了维权先驱者的艰难经历以及他们孤绝的处境。这些年来，滕彪的基本人权一步步被当局剥夺，先是被剥夺了律师资格，不准出国，学校停课，而后又是被强行“失踪”，被噤声，……。但人心中的诗情是无法被剥夺的，滕彪不但有当下关怀，也有终极关怀，他相信美能够拯救世界，他希望自己能够“用诗与歌来唤醒这沉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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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11年六月号，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