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渊评：求均得贫，是共产主义，邓小平放弃了。求稳得乱，是特务专制主义，胡锦涛今天已经穷途末路，中国肯定是要变的，但从先生义和团，后生共产党的历史，今天又毛派复活的近景来看，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变，中国的前景非常悲哀。
【领导者】美中关系瓶颈何在？专访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
发布时间:2011-04-30 10:38 作者: 周志兴、段醒予
编者按：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先生离任回美之前，特别接受了《领导
者》杂志和共识网的专访，以下是本次采访的录音整理。本文同时刊
登在《领导者》杂志第39期上。文章有删节。
进入美国大使馆，到洪博培大使的接待专用办公室，陪同的新闻官员
推开一扇又一扇厚重的门，粗略数了一下，竟有十几扇之多。我们不
禁联想到，中美之间也有一道又一道的门，可以打开，也可以关上，
完全看推门人的力量。见到大使先生，他掏出名片，用流利的汉语略
带得意地问：“我这个名字怎么样？姓洪。”这时，仿佛刚才那些门
都在轻轻地开启，我们的问题也轻松了许多。
《领导者》：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人认为美国实力下降，中国有望成
为世界第二极，甚至使用了“G2”的说法。您是否认同？
洪博培：从十八世纪美国GDP占全世界2%，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GDP
占世界的35%，美国的经济实力一直在上升，生产能力在持续发展。尽
管如此，经济发展总是有高潮也有低谷。我们经历过大萧条，也发生
过数次经济衰退，但是每一次挫折之后我们都能重新站起来，并且还
能继续快速前进。美国的经济总额是1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三倍；美
国的债务也很庞大，达到了52万亿美元，这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债务，
也就是公债和私人债务。但美国有很强的创新和创造能力。
而中国的经济崛起对西方人来说也并不奇怪。中国有很多天时地利的
优势，比如原材料丰富、人力资源充沛而又廉价，供应链和贸易运输
线路也都很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很容易成功。尽管我们认为人民币
长期被低估不是一种公平的做法，但这无疑也大大鼓励了中国的出
口。而且中国能达到空前的出口规模，也是因为美国和欧洲给你们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
二十世纪有很多重要的事件，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四人帮被打倒，华国锋经过了两年狼
狈的执政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能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是很不
容易的，也是非常大胆的。中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世界之
后，一直没有后退，一直在前进。所以中国的成功，甚至最近超过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意外。
因此，将来美国必然要和中国分享国际市场的空间。但我认为，中国
的生产能力要赶上美国、人均GDP要与美国媲美，至少还需要一百年
的时间。但是现在的现实是，中国和美国要同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这是一个新的现实，而且这可能是美中关系中最难处理的方面。以前
光是双边关系的问题，是比较好管理和预测的；但现在新的情况是，
不只双边关系，还要处理好全球影响力的问题。我认为，美中两国的
领导人要认识到美中两国共同应对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真正潜
力，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不过我们还是不应该用“G2”来形容这种
关系，因为很多国家不欢迎这种说法。其实根本不需要用任何东西来
形容这种关系，因为这无疑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关系了。
《领导者》：大使先生讲得非常好。邓小平讲过：“中美关系好也好
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大使先生在您的
任上促成了胡锦涛访美，但是这期间中美两国的摩擦也从没有停止。
您如何解读中美两国之间这种既要竞争又不得不共生的关系？我这次
出来想要拿个本子做记录，结果一看，拿的是一家美国公司给我的本
子，叫爱默生；我还需要拿一支笔，结果发现笔也是一家美国公司给
我的，是英特尔。中美两国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渗透得很深了，但又有
摩擦和矛盾。您怎么看这种关系？
洪博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我们一直是本着一种非常务实
的态度来对待中美关系的。其中有些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有些问
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一开始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毫无疑问是来自苏
联的威胁。当时我们考虑的是大的政治方面的势力平衡。后来我们在
贸易方面又建立了很多联系。有关的各自的利益分歧，一直是存在
的，美国的各届政府也是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在美国八
位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还是保持一致的，是务实
的，是建立在共享利益的基础上的。我们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使我们
的人民能够共同繁荣的，并且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的未
来。
所以邓小平谈到我们两国的关系，说不会走极端，我想还是有一定道
理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共享利益的基础
上，而不是共享价值观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关系就很容
易会达到一个自然的上限，不可能超越这个上限。所以我认为未来美
中关系的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扩大我们的对话，使其
不仅仅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眼前的利益，而更多地包括共享价值
观。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价值观是我们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等多
重因素构成的。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有很多重要的发明和文化。
我特别想到的是中国的汉代，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左右，
那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发展的时期。而美国的历史非常短，还
没中国的一个朝代长，比如清代。不过我们有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宪
法，从一七八七年问世、一七八九年生效，到现在还一直有效的一部
宪法。我们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不一样，美国一边是大西洋，一边
是太平洋；而中国周围有十四个不同的国家。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
制不同，地理环境不同，这使得我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
以我们很难拥有共享的价值观，这并不令人意外。
贸易这类问题是两国关系中比较容易处理的问题。中美贸易额马上要
达到4000亿美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额，而且还逐年增加。
贸易摩擦虽然看起来很麻烦，但比起“个人在社会中应该发挥什么作
用”这样的问题要好解决得多。人权、政治自由这种问题，还有美国
宪法第一修正案提供的那些自由，是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
美国人的特征之一。这些使得个人在社会中能够达到他的期望和自
由。而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比较难解决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核心
价值观。但是随着我们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找到我们两国
价值观当中的共同点。在找到共同的价值观之前，我们双边关系必然
还是面临一个上限，很难飞得更高。因为我们在贸易问题，或者朝鲜
和伊朗这种安全问题上总是很容易找到共同利益，但是要找到共同价
值观就难多了。怎么样识别出共同的价值观、怎么用它们来巩固两国
的关系，怎么用它们在一些问题上找到共同点，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领导者》：大使先生的回答让我很有感触。一九八四年大使先生二
十四岁，正好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您那时就因为跟随里根总统访华而
到过中国，这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您正好都有很深的直观的了解，很
多人认为您是美国的高级官员中最了解中国的人。我想问的是，您认
为中美两国之间文化和思维方式上最大的差别和误解是什么？
洪博培：这牵涉到我们对于个人在社会中作用的不同看法，以及人们在社会中应被赋予怎样的自由。中国的观念是从孔夫子和儒家的思想发展而来，认为个人应该服从于集体；而美国人的看法则更多地受杰斐逊的影响，认为应赋予个人较大的自由，包括民事自由和政治自由，认为人权是高于一切的。这两种观念都是通过很多年的实践发展而来的，而且都经过了很多的实践检验。比如，美国的自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乱”，但正是这种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美国拥有了很强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使美国产生了很多伟大的电影、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也会产生很多伟大的企业、产品和设计。那么在中国，至少最近一百年，从义和团以来，到一九二○年代初共产党成立，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到一九四五年以前蒋和毛的合作，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内战，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后反右倾、大跃进、文革，所有这些历史导致中国的领导人最不想要看到的就是不可预见性，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稳定、控制，不希望未来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要离开已经预定好的剧本。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差别。牵涉到我们怎么管理和运转我们的社会，也牵涉到个人在社会中是如何被看待的。
《领导者》：大陆有人说您比较亲台湾，美国有人说您比较亲中国。
这种看法是否会影响您的政治生涯？您下一步的计划定了吗？
洪博培：我现在还是继续在为我的国家服务，今后也是一样。有人说
我亲台，有人说我亲大陆，这可能意味着我在这些问题上非常微妙地
保持了一种平衡。我认为我最后还是能够很公平地把两个地方的利益
向美国人民讲清楚，就像我也能把美国人民的利益向中国人民讲清楚
一样。可以说，我对两岸人民的立场都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我在台湾
和大陆都呆过很久，在两岸的土地上都生活过，所以我认为我比较了
解两个地方在文化上的共同点、强有力的联系和纽带，但同时我也能
看到一些差异。比如我觉得台湾还是延续了孙中山以来的三民主义，
但大陆还是比较强调控制，不希望社会中出现不确定因素。在美国建
国的文件中有一句话，美国人都很熟悉，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
权利。美国人民都了解这一点，并且在生活中都努力实践，他们只是
要求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为此提供便利而已。在台湾，我住了很多
年，我觉得他们对美国的这种观念是比较认同的，而在大陆，这些观
念好像才刚刚开始萌发。
所以，我觉得和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谈价值观的问题好像更加容易，
因为有很多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但是和大陆的人谈这些就比较困难一
点。不过我认为，互联网会成为很大的驱动力，只要能保持互联网的
开放，年轻的一代就能从中获得很大动力。中国已经有5亿互联网用
户，他们可以接触到外部世界，能够比较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他们
可以形成自己的观念，了解其他地方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我
认为互联网可能促使中国产生深刻的变化。而且最终互联网能够使人
们拥有更多共享的价值，因为他们能够有机会看到世界的真实情况，
能够看到美中关系给世界带来的好处，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经济的的
再平衡，以及疾病治疗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以后不仅仅要
识别出共同利益，更要识别出共同的价值观。
譬如我的女儿，她和中国朋友谈话的时候，谈到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谈话跟我一九八四年来中国的时候和年轻人谈
话的方式差别很大。中国已经越来越开放，与外部的接触也越来越
多，沟通更方便，所以我想这种趋势以后还会继续下去，构成美中关
系的基础。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寻求共同价值观的方面有更大的进展。方
式必须是通过交流，比如去大学和年轻人交流。但是我已经不被允许
和一些年轻的团体交流。我长得好像也不像一个革命者，说话也不像
什么革命者吧？但是某些人好像认为我会污染年轻人的心灵，不让我
跟他们交流。其实我们跟他们聊天，与我今天跟你们聊天的内容没有
什么不同，就是谈我们两个社会基础不同，怎么可以更好地走到一
起。所以我希望以后美国的外交官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就像
中国的外交官在美国，也是可以自由地去大学和年轻人交流。我们将
来寻求的应该是这种对等的关系。
我以前在美国当州长的时候，就经常把大门向中国朋友敞开，不管是
高层还是中层的官员，或者普通人，我总是欢迎他们，总是觉得很荣
幸请他们到我家来。但是在中国，我试图去见一个省长或者其他官员
的时候，好像经常会被取消，这就妨碍了我能力的施展，妨碍了我们
进行开放的沟通的能力和保持持续对话的能力。所以我还是希望将来
我们能够更多地加强信任。在美中关系中，信任这个词可能是最重要
的词，因为双方要增加接触的机会，加强在各个层次进行沟通的能
力，而且应该达到我们在美国对中国朋友提供的对等的待遇。
《领导者》：大使先生您提到限制，（此处有删节），那么您对于中
国各式各样的审查制度如何看？
洪博培：我认为审查制度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国
家，这种制度对国家的发展一定是适得其反的，也会抑制一个国家的
创新。过多的限制会制约国家的开放，也会抑制社会的多样性。（此
处有删节）
《领导者》：您要离开中国了，对中国人民有什么临别赠言吗？
洪博培：我想美国人和中国人最重要的是要使美中关系人性化，要使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草根的基础上。他们要了解，一个强有力的
美中关系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经济方面、文化方面
和安全方面的。只有当普通人明白美中关系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
们才能大胆说话，让领导人支持这种关系。假如人民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就不会支持这种关系，他们的领导人也不会倾向于支持这种关
系，那么美中关系的未来就会令人担忧了。所以我还是希望，而且做
出这一种请求。同样的，我每次去美国演讲的时候，也要求美国公民
努力看到美中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价值、什么好处。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拥有比较好的未来。这中间当然充满困难，道路漫长，但只
有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才是我们能对美中关系做出的最重要的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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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博培，美国驻华大使。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父亲乔恩・亨茨曼是著名企业家、美国最大化
学公司亨茨曼公司创始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访华前，洪博培曾
作为里根的白宫助理来到中国。老布什总统上台后，洪博培先后担任
过负责贸易和东亚事务的商务部助理部长帮办以及驻新加坡大使。在
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洪博培出任过美国贸易副代表。
上大学期间，洪博培曾经携全家到中国台湾为摩门教传道，并学会了
汉语。他也是美国唯一一位会汉语的州长。洪博培和妻子育有五个孩
子，并在中国扬州收养了一名小女孩。二○○九年八月七日，美国参
议院全票通过洪博培出任驻华大使。目前洪博培已辞去这一职务，并
获得白宫批准，将于四月底离任。他被公认为是近年来最出色的大使
之一。外界普遍猜测，洪博培可能将争取共和党的二○一二年总统候
选人提名。
・・・・・・・・・・
菁菁远山：“维稳黑洞”让民怨湮没于无形
任何一种极端事件的发生，都有相似的原因和运行路径，抛开突发的
结果来看过程的演变，偶然之中也存在必然的逻辑。通过对近年来中
国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的分析，民怨的激烈暴发则为其中大部分个案
的实质，尽管有些事件肇因于“讹传”和“谣言”，但其能搅起翻天
巨浪的原因还是与权力的作为有关：一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二是信
息不透明下的信息不对称。自然，前者是酿成事端的“祸首”，在无
法改变权力社会的现实下，消解民怨是主政一地的官员们应然的选
项，但有时却恰恰相反，地方官员们在畸形的政绩观的导向下，往往
把“维稳”演变为另一种“维稳”，就是自己权力、利益、仕途的
“稳腚”，让民怨在“维稳黑洞”中湮没于无形，那么群体事件和极
端事件频发也就在所难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事后处置虽然能够起到
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其结果是制造民怨的速度要远远大于
消解民怨的速度。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区长习东森6月4日被免职。这
是自5月26日上午，“抚州爆炸案”发生后，官方“问责之剑”发挥
威力的结果。而在8个月前，这把“正义之剑”也在抚州祭出，所不
同的是它指向的是“宜黄事件”的两名责任人。去年9月17日，宜黄
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率队拆迁的常务副县长被免职。10月10
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新闻称，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已被免职，县
长苏建国也被提请免去县长一职。当然，根据“权责对等”的要求，
他们的去职实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这种不变的“补牢”之举，真
就是一劳永逸么？如果当初抚州市在“宜黄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
认真吸取教训，在“补牢”的同时认真反思自身执政理念的偏差，扫
除体制之厄，纡解民怨，是否就会避免这起事件的发生。而事实也是
这样，在“宜黄事件”发生后，爆炸案的实施者也在不停地表达诉
求，相关的部门是如何回应和对待的，想必都是应该总结和考证的，
毕竟一个人不是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断不会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自
然，如果钱明奇的诉求不合理，另当别论。
话说“宜黄事件”发生后，抚州市委市政府确实“高度重视”，从
“讲政治”的高度将“维稳”事业一举放到了最突出的位置，似乎此
事的发生与自己过往“维稳”工作松懈有关。如，2010年9月10日，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自焚事件发生后，三人被送到南昌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进行抢救。9月18日凌晨1时左右，伤者叶忠诚因伤势严
重经抢救无效死亡。而就在 9月13日上午，全市信访维稳工作座谈会
在市行政中心九楼会议室召开，市委书记甘良淼出席并发表了措辞极
为严厉的讲话。而令人可悲的是，他的讲话集中到最核心的一点，就
是要做到“维稳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为首人员”。他说：“各地、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稳定
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的思想，认真履行好信访维稳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巩固发展当前的好形
势、好局面，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
件，为赶超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他还认为：“任何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触即发，都有一个从酝酿到发
生、发展的过程；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为首人员在幕后精心组
织、策划。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对社情民意的收集、分析
和研判，做到快速反应，果断处置。”
由甘书记的上述讲话，我们可以看出基层政府“维稳”的通常思路是
如何形成的：他们一是把所谓的稳控对象做为“敌对”的一方来对
待，在他们的骨子里，“暴民思维”主导了他们对权利的看法。事实
上，我们可以在社会动荡的各地普遍看到，基层政府根本就没有将维
权者作为可能的利益被褫夺的对象来对待。当维权群体组合力量以表
达诉求时，他们对自己的弱势地位也是一清二楚的。弱势群体之所以
如此，也不过是在维护自己被侵害的利益的过程中，以求得一种博弈
时的力量上相对平衡。这是一种既无奈又可悲的选择，因为在能代表
自己表达利益的人别过脸去之后，他们单打独斗的结果毕竟是一败涂
地的结局，大家全是心知肚明的。而在当政者的“暴民思维”指导
下，官方的应对措施和行动逻辑必然是“掐尖”，将领头者“绳之以
法”。恰如甘书记所云：“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为首人员在幕后
精心组织、策划。”殊不知，这其实是那些大面积受到权利侵害者群
体，在现实条件下走维权之路时采取的一种必然的应对策略。
二是地方政府往往将维权者的诉求通道人为截断，以求得到一种“稳
定”的假象，为自己的“政绩”缺失打造一个“防护网”。在这一方
面，甘书记的“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就是明证。
三是那些社会动荡的地方，其掌权者的执政理念已经严重错位。中央
所倡导的“执政为民”核心理念，已经在这些胡作非为的官员心目
中，早已逐步转化为“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正是在这样
一种情况下，所谓“稳定”就转化为一种变态的靠强权严防死守弱势
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病态稳定”。它除了会让权力的罪恶被虚假稳
定的大局“漂白”和放纵之外，其所起到的消极后果，则是民怨与官
权的仇恨和对立不断累积和加剧。也正是这种短期的虚假稳定，为局
部地区的社会动荡积聚着巨大的破坏能量。由此可以看出，抚州在宜
黄事件之后短短的8个月后，尽管稳定的紧箍咒被扣在每个官员头
上，依然难以遏止钱明奇制造爆炸事件震动海内外了。
众所周知，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稳定只能在过程中才能获
得，那种以结果替代过程的稳定，如今却成为基层政府普遍追求的目
标，之所以如此，盖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只对其来源
负责，它无须用民意来“背书”，因之民怨也就自然成为“浮云”一
片；二是为官一任者，恪守“不出事就是本事”的官场要诀，只要不
出“乱子”，仕途就不受大碍，政绩也完全可以用纸面文章来书写。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令人费解：为什么地方政府经常
会扮演权利褫夺者的角色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除
去不受制约的权力产生的腐败以外，最关键要素就是地方政府的运
行，在当今分税制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允许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
这就让地方政府的行为朝公司化蜕变成为可能。而在权力公司化的局
面之下，用于逐利的工具只能是权力，但究其实质，无疑是打着法律
的旗号公然对法外利益的巧取豪夺。就目前情势而言，土地财政则其
获取利益的主要来源，它也必然成为官民矛盾的最大根源。褫夺的无
所不在与高压维稳的现实，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体制下，从而导致整个
社会正在超一个硕大无朋的高压锅社会急剧演变，其最终被压力掀掉
锅盖的那一天何时到来，谁也不敢妄下断语。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维稳的思路，能通过法律途径避免权力对权利的褫
夺和侵害，用民主法制来确保社会全体成员做出公正的共同选择，无
疑是化解民怨的最终路径和渠道。但是，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党的绝对
领导，司法必然处于权力的从属地位，而权利的侵害主体恰恰是权
力，这就决定了公平正义的实现几无可能，唯一的通道是诉诸更大的
权力。当一级地方政府把越级上访以“非法”行为加以对待的情况
下，民怨也就暂时消失在了“维稳黑洞”中。这种事例的普遍存在已
经走向了稳定的反面，从而，不仅步入一个“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而且也让“维稳”成本不断加大，社会风险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在
这样一种状态下，没有监督又缺乏制衡的权力也变得愈发肆无忌惮，
社会危机日积月累处于高企状态，也就在所难免了。
特别是当法律和司法部门也唯“稳定”的马首是瞻时，它也就彻底沦
为权力胯下的一种工具，其导致维权者快速走向绝望，已经毫无悬
念。又如，2010年11月5日的《南方周末》曾有报道，长沙市芙蓉区
政府的一名负责官员，以“维稳”的名义卖掉了一家公司的土地。后
又打出“维稳”旗号，成功抗拒了法院对该土地的强制执行。但执行
法官赵书军并不服气：“难道不讲法律、不追查下去就稳定了？讲法
律和追查问题反而就不稳定了？……维护稳定是你政府的事情，但怎
么能拿人家的财产来维稳？”尽管赵书军等执行法官，把“被维稳”
的理由写进了裁定书，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抗议。他说：“这是一起
典型的行政干预司法，甚至参与违法最终导致司法腐败的案件。”但
最终还是“维稳”战胜了法律，它最终带来的结果是：2010年10月
28日，一直没有等来法律正义的受害人——强制执行申请人章胜汉老
人，因抑郁、情绪激动脑溢血猝死。这就是21世纪中国的法治状况，
它必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留下最耻辱的一页。
如今，“维稳”被各级政府当做为官一地的首要责任，作为工作大局
并视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对待，只不过是十来年的事情，它
不仅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想象中的稳定，反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形
势的判断，是中国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如果把它简单地与经
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甚至于祭出可笑的“3000美元说”。这不仅荒
诞，而且会掩盖权力社会是造成中国不稳定的这个关键原因，从而离
开病因病理的探讨，这自然是要出“人命”的。事实上，“维稳”并
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压倒一切的目标，它不过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手段。而“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成为了各级政府的“口
头禅”时，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是沉疴日久。有了这种认识，就要从
改良制度着眼和着手，一切努力应该是对准政治体制这个“病灶”。
可是，现今许多地方却反其道而为之，普遍采取的手段却是不讲过程
只讲结果的病态维稳，让“维稳”成为湮灭民怨的一个个“黑洞”，
其结果是为“黑洞”的爆发积蓄能量。这无疑未来中国社会演进的一
个异常危险的态势。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目前的不稳定的现实是权力社会必然的结果，基
层的“维稳”乱局肇因于“政绩冲动”。自然，我也承认政治改革是
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积极稳妥的推进。而在权力社会无法立刻改变的
情况下，考察主政一方的官员执政的能力也并不是毫无办法的，其
中，只要设定一个“民怨指数”来约束各级官员，就可以搞定官员的
为非作歹。如果觉得“民怨指数”太扎眼，用“满意率”来替换也是
不错的选择。当然，这种民调不能操纵在操控权柄者的手中，需要有
一个信誉有保障的中立机构来独立完成，但这又会让权力不“稳
定”，在权力稳定和社会稳定这个只能二选一的博弈中，确实是权力
者倍感头疼的问题。如果一涉及到权力都祭出“绝不”，那么，所谓
“执政为民”的理念岂不落空，和谐稳定注定是一件虚无飘渺的事
情。至此，我也倍感茫然：我们整天价把稳定挂在嘴上的真的需要稳
定么？但愿不会有一场叶公好龙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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