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麥克法夸爾：天安門的歷史與記憶

2011年6月3日星期五

麥克法夸爾：天安門的歷史與記憶

（翻译：鲍朴）

图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著名中国文革史专家，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

和平、非暴力是“六四”學生運動的本质：一次事實上和平的運動，最後被暴力所镇压。

“五四”一開始是個暴力行動

這是一次圓滿盛會。我祝賀晓清和同學們的演出。同時我也祝賀Becky找了本課外的朋友們並且讓他們對這些重要事件也和她一樣有共同的感知。

我很高興你（晓清）教授了這門課，因爲多年前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后的三年裏，我開了一門關於天安門事件的主課。我真希望，我当时也像你们这样演一场话剧，可惜我没有（聽衆笑）。我們都看到了剛才課内外同學們的非常非常感人的演出。

儘管多數在座的都已經了解，或者通過晓清了解到了，我還是想通過這個閉幕詞重申歷史上只要提及則盡人皆知的兩個時間，一個是五月四日，另一個是六月四日。

在中國這兩個日子意味著什麽，沒有人需要解釋。十月一日，大家知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雙十節，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但這些國慶日都沒有這兩個日子的標誌性的含義，這含義就是學生們通過參與政治而參與了中國20世紀的歷史進程。

20 世紀開始時的“五四”學生運動與“六四”相比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那就是“五四”從一開始就是個暴力行動。學生們想要找出巴黎和會中將領土割讓日本的罪魁禍首，所以他們上門一個個去找那些將國土出讓的部長官員們。儘管沒有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因爲我不認爲他們能夠找到真正的“罪魁禍首”，“五四”運動一開始就帶有暴力的實質。

一九八九年學運的非暴力本質

後來發生的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三次學生運動。1957年的百花齊放是從知識分子開始的，但學生們也行動起來了。我同許多人都認爲是學生運動使得毛意識到他做得太過分了。學生們開始組織起來，開始同北京天津和其他城市串聯。而毛和其他領導人從自身的經驗，當然知道學生組織起來不去制止的後果，因此他們制止了這次運動。但必須指出的是，學生僅僅是在毛允許他們以後才行動起來的。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被短暫允許的。第二次學生運動，大家當然都還記得，就是文化大革命。這一次，學生們不僅僅是被允許，而且是被毛慫恿，鼓動甚至是被命令去炮打司令部。而且暴力行動的後果直到今天還是沒有被中共黨的官員以及史學界所充分認知。那是可怕的暴力，中國人對付中國人，採用了形形色色的藉口，指責受害者不夠共產黨的要求，不配毛主席的領導。運動的本質是暴力，而且是有人指使的暴力。

1989年的學生運動同那以前歷次學生運動，包括“五四”運動的不同之処就是在於非暴力的本質。

我們可以理解當時鄧小平本人的感覺，一個兒子在文革中落下殘疾，學生運動當然可能變成暴力行動。我們也可以理解他不願意其發動的經濟改革受到威脅。也可能他被北京市官員所誤導，但是，他認爲這是一次動亂而且“必須制止”。我們看到儘管有警察攔路，學生們受到人民日報社論刺激以後還是衝破阻攔遊行到天安門廣場。這場運動不是毛所說的“星火燎原”的運動。這次的火勢卻是許多因素引起的，許多誘因都同政府有關。當然胡耀邦的去世並非政府的責任，但其他事情，比如拒絕接見大會堂前跪下請願的學生；中南海新華門前警察的行爲，和剛剛提到的鄧小平欽定的人民日報社論等等不同因素，使得運動越搞越大。

唯一的來自學生的誘導因素，我認爲，是柴玲在北大“讓我們去絕食”的充滿感情的演講。是她的演講説動了一小批人，可能十幾個志願者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然後駐扎廣場。這是“六四”天安門運動的轉折點，因爲自此以後學生們就不必從西北面校園長距離遊行到天安門廣場了。許多人都知道從西北面校園區到天安門的距離有多長。自從他們佔據了廣場，他們就不必遠途跋涉了。這是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廣場被佔據使得政府很難堪，戈爾巴喬夫歡迎儀式也不能在混亂的廣場進行了。

但是這畢竟還是一次和平的聚衆示威。和平正是“六四”學生運動不可忘卻的一點：一次事實上和平的運動，最後被暴力所制止。我不認爲鄧小平真的相信那些暴徒進行暴亂的宣傳上的説辭。因爲如果是真的暴亂，暴力行動在五月份或更早就會發生了也不會等到六月。但我相信鄧認爲“如果政府不決斷，那我們就會垮臺”。當時有可能人大常委會召集開會，在政治局常委五人有三种不同意見，人大有可能介入，這就動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這是絕不允許的。所以這些八十幾嵗的老人聯合起來，當然我對八十幾嵗的老人沒任何成見（聽衆笑。作者本人81嵗），八位老人共同決定了武力鎮壓。

恢復全世界對中國人的尊重

現在人們經常問我，“當時的學生後來如何了？”他們已經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變觀點了嗎？或者他們為暴力的威脅而害怕了嗎？或者他們從此以後移居海外而忘掉了中國？我想在今天的演出裏面我們已經得到了對這些問題的一些答案。

這使我想起了1989年1月，我請前著名的人民日報副主編王若水來費正清中心，當時他已某种程度上同官方持異議。我問他，“大學生現在如何？”因爲當時我們聽到一些關於“五四運動”的紀念活動，他說他問了一位北大的教授，那教授回答說：“現在的學生對任何事情都喪失了興趣，終日打麻將（聽衆笑），準備託福和出國”。但是那位教授的觀察完全錯了。在學生潛在的理想主義，三四個月以後在一位中共官員去世這樣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件中爆發出來。因此對“理想主義是否已經不存在了”這樣的疑問，我的回答是：絕不會，年輕人沒有一點理想主義是不可能的。

理想主義還存在，政權是脆弱的。否则的话，爲什麽遠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讓他們如此害怕而去抓捕軟禁艾未未和其他一些人士？政權本身自覺脆弱。學生們也不會跑到街上就為了被人開槍打死。我們不知道什麽樣的事情會成爲導火索。注意不可能某一個孤立事件會成爲導火索，而必須是一系列衍生事件，這是變化的普遍規律。

我認爲，中國是會發生變化的。是不是在我有生之年，我不知道。但是我毫不懷疑中國會變化。因爲中國人民，包括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在近代從喪權辱國中掙脫出來的目的就是在世界上恢復尊嚴，恢復全世界對中國人的尊重。這種尊重在近三十年的中國人改變自己國家面貌中的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已經逐漸取得。最終，我認爲中國的領導人知道，許多中國人知道，很多海外中國學者也知道，最爲根本的尊重將來自于中國人民有一天能夠相信他們的領導人，而領導人又能過相信他們的人民能夠參與國家的管理。那一天到來之時，中國將真正成爲一個參與全球化的偉大的國家。謝謝。

注：本文是作者在“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研讨会上的闭幕词
（錄音整理Luke Rei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