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渊评：四川有一句老话“天干出谣言……“，也就是说，饥荒临头了，吃饭要有问题了，社会要动乱了，谣言就是动乱的先声。毛泽东死之前，也是遍地政治谣言，有一次文革前的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对我说“农村里说天安门的柱子被蛀空了”，这就是后来被邓小平证实的“崩溃的边缘“，后来粉碎了”四人帮“，一连十年八年都没有谣言。今天中国社会为什么又被谣言牵着转了？不是因为天干，而是胡锦涛、吴邦国太象“四人帮”了。
【中共环球时报】中国社会不能被谣言牵着转
在增城事件中造谣的陈某，面临法律的制裁。却有个别学者在网络上
为陈某鸣冤，宣称他造谣属于“言论自由”，他被关押是“因言获
罪”。多名法律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反对这种说法，他们
共同认为造谣与言论自由没有干系，因造谣导致严重社会后果的，必
须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在全世界都是一
样的。
中国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谣言作斗争。不能因为谣言的价值取向符
合某个群体的理念或利益，这个群体的人就帮它造势，为造谣者辩
白。中国历史上，谣言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在建设法治社
会的今天，中国人应当对它做一次严肃的告别。
首先，导致社会骚乱的谣言制造者应当予以惩治。这种惩治一要坚
决，二要严格依法进行。造谣者应承担造谣本身的法律责任，骚乱后
果的严重性与造谣本身的法律责任关联，尤其要依法认定，量刑不能
成为对犯案人的报复和情绪宣泄。不能对他们搞运动式的从重打击。
谣言十分可恨，但谣言往往并非恶性群体事件的深层主因，而只是它
的导火索和助燃剂。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强调谣言对破坏社会秩序的作
用，这样的思考方式是片面的。铲除谣言，除了打击造谣者，彰显法
律威慑力，更重要的是铲除谣言造成社会恶果的根源，消灭谣言的社
会能量，把它变成一句废话。
一段时间以来，最活跃的谣言都出在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方向上，比如
针对拆迁、城管，以及针对官员腐败等。各地基层政府应高度重视这
些领域的日常问题，平时就推动信息公开，坚决不向老百姓隐瞒事
实，要让社会的信息需求通过合法渠道及时得到充分满足，这是最终
把谣言从中国公共事务中赶走的必由之路。
谣言都具有攻击性，对付一旦出现的谣言，能否成功，取决于各地政
府平时对批评性舆论的态度。基层政府应坦然回应来自民间的各种质
疑，增强政府声音的公信力。要勇于接受批评，必要时做公开自我批
评。只有这样对付谣言时才有足够的力量，才不怕它们。一个基层政
府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自我批评，永远说的都是自己的成绩，那么一个
针对它的谣言就很容易获得“天然的可信性”，因为人们对它“不像
自己说得那么好”早就有所猜疑。
当然，对付谣言绝非一日之功。从官方信息透明做起，从依法惩办造
谣者作为突破口之一，从主流社会明确表达厌恶它的态度做起，我们
尽管不会很快达到铲除谣言的最终目标，但我们也决不会原地踏步，
让整个社会被几个廉价的谣言逗得溜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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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独立参选人五岳散人撰文再批环球时报社论
继李承鹏之后，另一位同样颇具影响力的独立参选人五岳散人，二号
也在其博客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自从宣布独立参选区县人大代表
之后，虽然收获的大多都是鼓励，但也有很多质疑。对于一般的质疑
之声，相信都不难给出解释，但有些所谓的“质疑”，已经到了扣帽
子打棍子的程度，那就不仅超越了质疑的范围，甚至就是打算从根本
上断绝任何人独立参选的可能性了。
而这种来势汹汹的质疑，就出自《环球时报》之手。其题为《独立参
选人应从微博回到现实》的社论，就标题而言，这还可以算是一个善
意的提醒，要求我们这些网络名人最好都能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不
过，在这个善意的“羊头”之后，其狰狞的面目才真正暴露了出来。
首先，这篇文章开门见山地宣称，那些“独立参选人中，最受互联网
关注的，都是些一直在学习西方反对派的人，他们在试图把中国求同
存异的包容性文化，推向对抗性文化”。对此，五岳散人的分析认
为，这是《环球时报》最惯用的伎俩之一，那就是，先把一个人归入
到所谓“西方”的框架之下，然后再大兴讨伐。众所周知，“西方”
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并不是一个好词儿，甚至可以说，往往就是“敌
对势力”的代名词。先把那些独立参选者们都归拢到这个阵营，确认
了其反对者的身份，然后就可以尽情地落井下石了。不过，这事的好
笑之处就在于，他们就像一个小孩似的，先是宣布“站在窗子那里的
都是坏人”，然后就可以奋勇地冲过去，一顿砍杀了。
该文另外的一个预设前提则是，把我们目前的主流文化，美化为所谓
“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文化”，又反过来指责独立参选是“对抗性文
化”。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偷换概念的地方。首先，独立参选是一个
政治性的事件，与广义的文化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用中国传统上还算
宽容的文化，偷换了其实一直就不太宽容的政治。其次，把独立参选
偷换成某种“对抗性”的行为。或许在该文的作者看来，他们所认同
的所谓“没有对抗性”之包容，大概就是那些写在监狱墙上的：坦白
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只要不是坚决执行命令的顺
民，就必然是一种对抗性的潜在敌对势力。
这种仍然停留在皇朝时代的思想，居然还能借尸还魂，出现在公开的
媒体上，想必也是奇事一桩了。现代政治虽然总是被我们的某些媒体
所歪曲，但很多人已经开始知道，对于政府的监督与权力的制衡并不
是一种对抗，而是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里，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过
程。正是这种博弈的有效性，才能让政府的决策对于大众生活产生正
面的作用。没有这种博弈的机制，政府的权力就不仅不能得到监督，
甚至还会引发更为激烈的、真正的对抗产生。这几年群体性事件不断
增多、恶性暴力事件屡有发生，正是这种将正常博弈视为对抗，并极
力打压的做法引发的直接后果。
在《环球时报》这篇社论的结尾，文章更是以某种威胁性的口吻警告
说 ：“中国政治现实的弹性，不会是无穷大的，试图突破它的临界
点，不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制造政治风险”。这段话
明确表达的一个意思，那就是：你们这帮人要小心，政府对你们的容
忍是有限的，你们或许已经踩线了，而且你们的这种作为并无任何意
义。老实说，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还从未见过这样自己抽自己耳光
的文字，上面还在说，中国是“包容性文化”，下面就出现这样赤裸
裸的威胁。其实，这种威胁不但毫无意义，更多的还是体现出这些
“看门狗”们过于急切的心情。不过，有时候，这么着急是吃不到骨
头的，反倒是有可能被主子再踹上一脚。
五岳散人的文章最后强调说，更何况，我等参选并非是为了寻求对
抗，既然参选，就是认可目前公开的游戏规则，并在这个框架之下，
探寻最稳妥的渐进改革方式。而参选的最好结果，也不过只是区县级
人大代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并无多大影响力，只能从最基层的选民
利益做起。说白了，更没有人想过要抢班夺权，能够让现行权力纳入
正常的法治运作轨道，就已经算是最大的奢求了。所以，《环球时
报》这种看上去是未雨绸缪、实际上却充满黑暗联想的文字，这种看
上去防微杜渐的表忠心态度，不过是其阴谋论与栽赃陷害的另外一种
方式而已，也是一种被迫害妄想狂的典型症状。
尽管如此，还是要多谢《环球时报》通过其影响力，使得独立人士参
选这件事更加广为人知，也多谢他们提醒各位独立参选人，应该更多
地走入社区、充分运用好自己的《宪法》权利，才真正是一件更为重
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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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多维网】吴蕴：中国暴乱潮：危险中的机遇
最近中国可谓骚乱四起，遍地开炸。五月底，内蒙一位牧民被运矿车
碾死，学生牧民抗议，暴乱一周；六月初，广东潮州一名工人讨薪被
斩伤手脚，引发骚乱，戒严一周；六月九日，因为一名得罪上司的法
院官员离奇死亡，湖北利川万余人聚集政府，特警坦克才得以平息；
十日，广东增城一个孕妇被城管殴打，群众起哄，数万人聚集，骚乱
数天；这段事件还有发生在江西抚州、河南郑州、天津等地的数起政
府机关爆炸事件……
这几起骚乱事件的主体是民工、拆迁户、牧民和一些围观者。问题再
明显不过了，他们都是这些年经济改革里的受迫害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从中央高度集权的统一的体制转化为各地方
政府围绕GDP进行激烈竞争的体制，意识形态上则从极左的马毛思
想迅速转变为新自由主义，或者“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主义。这
种体制和意识形态下，各地方政府成为企业化了的、追求利益最大化
的一种市场主体，又高效率地调动集权体制下所掌握的资源，包括土
地、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吸引外来资本，参与国际和与国内其他
地方政府的竞争。
支持这种“高效率”调配的，是集权政治体制和对劳动力、土地和原
材料等资源的掠夺。学者秦晖说，资本主义要获得资本积累和发展，
就不可避免地要实行压迫掠夺。西方是通过早期的殖民主义对东方压
迫和掠夺，如今中国不能再行殖民主义。再参与国家竞争，只能压迫
自己人，这就是中国底层的民工、农民。（中国资本也正在“走出
去”，学渊评）
只有在这种“威权”体制下，政府才有可能绕开劳动法规，低价、不
提供福利、不提供安全保障、不限制工时地使用劳动力；只有在这种
体制下，政府才有可能使上访制度流于形式、工会组织难以生长，而
后肆意征地拆迁，工人、农民和拆迁户无法组成一个有效的博弈参与
者与政府、资方讨价还价；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才有可能表面上
说保护环境，而实际上工具主义地以发展为硬指标，不顾环境破坏受
害者的利益诉求；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才有可能为了一个城市形
象而至事实上无法消除而且数量巨大的民工、小市民的经济来源、栖
身之地于不顾，将他们赶得走投无路。
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各地方政府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微弱的环
境治理成本获得了在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
外资，成为世界工厂。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两亿多的农民工备受压
迫，没有工资保障，没有户口，没有医保，没有安全工作环境，没有
适宜居住地，子女没有上学权利；是数量难以统计的拆迁户和土地被
建设侵占的农民没有得到应有补偿，因为失去土地和住房他们走投无
路；是中国日渐干枯的淡水湖、消失的草原和恶劣的气候；是远超国
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
更进一步，威权体制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导致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
是造成政府公信力丧失的重要原因。这种事实上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又与口头表达上的社会主义，或者新版的和谐社会、公平尊严意识形
态严重背离，引起更多的人对政府反感。官民对立是这些骚乱的最大
诱因，只要想想增城事件中造谣者为什么要造谣，并且迅速引来大量
参与者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以笼统地说，造就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间的经济“奇迹”的这种政治
体制和意识形态，同时也造就了上述的民工、拆迁户、环境破坏和政
府公信力丧失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抗议、爆炸、暴乱等社会
危机。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乃是这种体制和意识这枚硬币的两面。
而这种体制和意识，不能说完全是外界强压给中国或者是市场化的必
然结果，更不是地方政府欺瞒中央所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源于一
个威权国家强力推动。（为什么要这样穷凶极恶地发展？才是问题，
学渊评）
默认地方政府无视劳动法规和上访制度、禁止组织工会、围绕GDP
的政绩审核制度，以及执行这些制度的力度，或者说对底层压迫的力
度，这些都是中央的自主选择。（）
因此，社会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于这种改变体制和意识。强力镇压—
—物质补偿这种技术手段只能治标，若不治本，暴乱有可能明天就发
生在你家隔壁。在意识形态上，放弃发展主义，改变围绕 GDP 的政
绩考核制度，将农民、工人应有的权利、利益放还他们；转变为了发
展而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允许一定的事实上无法避免的集体表
达，并认真处理，形成良性的疏解制度，而不是一味打压造成更大危
机隐患。给民以应有利益、福利，也能带动国内消费，降低对出口的
依赖，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管都管不住了，还能放
吗？学渊评）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调整是不太难做到的，貌似中共也在进行这样的调
整，但对于中国的威权体制如何？中国这次暴乱潮后，确有不少人说
当前体制框架内无法避免社会动乱，高呼中国民主就要到来。依我浅
见，想借此声浪推动中国民主值得尊敬，但若真以为解决危机的办法
只有民主制度，因而预言大变革的来临，那未免太理想化了些。（为
什么？学渊评）
民主制度无疑能给政府的社会危机控制提供有效性和合理性基础，没
有这个基础，手段层面的管控会面临合法性问题、公信力问题、执行
效率问题等而有失灵的危险。但笔者认为当局不会为了追求消除这个
风险而进行大变。转变意识形态，给民众以一定权力和福利，但仍在
威权体制下进行政策调整，只允许一定的利益表达，放开一些自治组
织作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冲突的缓冲带，是可以化解大的社会动乱压力
而让中共维持统治的。这是个更大的问题，总之，像当年马恩不能小
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而预言其灭亡一样，今天也不能小视中共
的顽固性和调整能力。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不幸。（不是民主太理想化了？还是中共不愿意。学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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