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访谈：
警惕中国的伪现代化（爱思想网)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四次发展。其一，从晚清到戊戌变法失败。这一时期，一批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君主立宪的机会。尽管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戊戌变法的失败无可避免，但是，这次机遇的丧失的确使中国现代化之路落伍了许多。
其二，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积累了众多的现代化经验。但由于日本的侵略，这次现代化之路中断了。我想讲的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敌入侵很多，但唯有日本最特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入侵中国，对中国造成伤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些进步的东西，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而日本则是彻头彻尾地延阻了中国现代化之路，至少在中国大陆是如此。
其三，1949年到1979年，这一时期有两面性。一方面，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基础；但另一方面，它扼杀了中国人最大的创造性。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对中国人的精神打击甚大，甚至超过了第一次现代化之路上遭受的打击。尤其要看到，即便是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化有利一面的成绩在短期内得到了体现，但同时也使许多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隐患长期潜伏了下来。
其四，1979年以后，这是迄今为止成绩最大的时期，但同样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100年间沉淀下来的，有的则是这20年间出现的。这对中国今后的发展造成很多劣势。其表现如下：
一个是人口问题。上世纪50年代，当我们的人口困境已经超过了欧洲国家的压力之时，我们还在大肆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付出代价后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采取“独生子女”的超常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由于贫困地区根本无法控制，结果是控制了优质人口的增长，劣质人口比例大幅增长。
还有义务教育问题。我们的义务教育难以称之为义务教育，这直接造成了对人口质量下降的严峻挑战。
环境问题也不可小视。由于公民社会意识淡漠和自治意识不强，也由于国家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现代化的发展反而加大了对环境破坏的力度，这是非常可怕的。
[记者问：在中国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要向西方学习，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西方的文明有些饥不择食，是否可以说我们在对先进文明的传承上出现了问题？]
由于前面谈到的中国第三次现代化发展对人的摧残，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受到极大的打击。对接受西方文明的辨别力也在下降。西方文明的传承者首先自身出现了问题。同时，西方文明自身也出现了问题。尤其以美国为甚，现代化带来的糟粕数量惊人，商业主义、享乐主义……我们国门打开后，它们便扑面而来。
可怕的还在于，在主观上，我们对无害的东西不加以限制，但真正触及精髓的东西，在接受上却是阻力极大。从功能上说，我们的制度是有偏颇的。我并不主张照搬一切西方的形式，但如果不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公民社会如何培养？如何让国民学会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在物质生活日新月异变化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危险的。
此外，文科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思想库问题。教育为政府提供思想库无可厚非，某些社会知名学者可以向政府提供良好的建议，而政府部门也乐于接受这些建议，这对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所有的文科教育都是为了培养思想库就不正常了，就把文科教育引向歧途了。如果思想库的作用只是为了给执政者的决策做注解，为其思想提供合理性的论述，那么思想库的作用也就大大打折扣了。
关于今后的选择，全球化有时的确令人身不由己，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全球化不能抹杀国界，国际竞争依然是以国家为单位。现在人们总是称跨国公司的作用如何，但实际上，国家的竞争仍然是第一位的，而国家的竞争又是以人口素质作为决定因素的。
这方面我们又有一些误区。我们在感受差距的时候首先感受到了军事上的差距，所以将其放在第一位，而把教育放在最后一位。8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经济是知识经济，我们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取胜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
不利的是，我们却正面临着优质人口外流的危险。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大量人才却以出国潮的形式被发达国家进行人才收割，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出国潮与上个世纪初以及四五十年代的出国潮趋势是相背的。同时，留在国内的优质人口从知识面上、从责任感上都有所欠缺。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爱思想网)
近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文，题为“真正的美国梦之队”，说的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力在于人才，与笔者多年前发表的意见不谋而合。
弗里德曼文章开头说他出席了一场隆重的晚宴，紧接着列举了一连串出席嘉宾的名单，从姓氏看，一望而知大多数是华人或印度人名。文章接着说，读者不要猜错，这不是中印友好协会的聚会，而是2010年“英特尔科学杰出人才奖”进入决赛的40名中学生参加的颁奖晚宴。从这些中学生中挑选10名上台讲述他们的发明方案和成长的小故事，然后再选出冠军，奖金10万美元。这些多半属于亚裔的才华横溢的中学生，谈起他们的科学创意时眼睛发光，意气风发，尽管外行的听者不见得能听得懂，但也受到感染，被深深打动。弗里德曼自称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他认为美国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合法移民源源不断流入本国，因为所有这些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才，一旦与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魔法效应”。因此他敦促美国改进移民政策，以便“在世界汲取智力精英的竞赛中总能保留第一轮的优先选择地位”。
弗里德曼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于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因为你的孩子个人想象出的东西能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付诸实施。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如果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创意，我可以在中国台湾找到设计者设计出方案，在中国大陆找到工厂制造模型，然后到越南批量生产，用Amazon网站订货，还可以通过freelancer网站招聘人员为我做网页和后台管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做到，只有一样东西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而我出席的英特尔晚宴，就是我们最优秀的思想火花迸发者。”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只要美国保持大门打开，美国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梦之队”。
此文令我想起将近20年前出版的拙著《战后美国外交史》“绪论”中的一段话，那是针对80年代后期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问世后掀起的“美国衰落”说而发的。当时其说颇为盛行，其依据是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比战后最高水平下降，而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出口旺盛，于是有日本将取代美国之说。喊声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确有危机感，还有知名东亚专家写出《日本第一》一书，风靡一时，犹如今之“G2”之说。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特别是认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其他论点此处不赘述，只引我的这样一段话：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那么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进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有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
以上这段话与弗里德曼的文章相隔近20年，寓意大致相同。现在时过境迁，美国又经历了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之说又起，这回与之相对应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崛起”。我仍然坚持，从长远看，衡量发展走向的主要标准还是人才流向。不过与我20年前所依据的形势已有一些变化。我当时鉴于80年代出国潮中，“文革”后第一批脱颖而出的大学生、青年学者赴美一去不返，为之痛心疾首，所以认为各国(特别是中国)为美国付基础教育学费，美国“白捡”优秀人才。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尚未切中要害。如果说，当年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在中国小学到大学打下基础，到美国进一步深造的话，那么现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已无法提供那样的基础教育，问题已不是中国培养出优秀的种子到美国开花结果，而是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而在美国的学校中却可以培养出像弗里德曼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眼睛发光”的中学生。中国家长有一句常用语：“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那些在美国得奖的华裔学生大约已是移民的第二代，他们的父母不论是何职业，猜想多半都很重视子女教育，不过在美国教育子女是适应美国的教育方法，与在中国适应围绕升学率的制度自然不同。写到这里，又碰巧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报道：被誉为“高中诺BER奖”的“全美西门子科学竞赛”2009年度竞赛获奖名单中逾半数为华裔。这一奖项与弗里德曼说的不是一件事，美国大公司设的此类奖项大概不止一个，而这一个名单，碰巧又是华裔学生领先。如果承认“书香门第”有一定的文化传承的话，中国近代史上名人的后代遍布新大陆，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有多少书香之家、名门后裔百年来为美国的智力资源做出多少贡献？当前举家向国外移民潮方兴未艾，目标国家也很分散，但是从总的趋势看，高层次的科学、文化人才主要还是流向美国，或者较易在美国立足。
诚然，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吸引“海归”作为一项国策，而且近年来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政府中也的确有不少“海归”。特别是最近美国经济发生问题，就业率下降，也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人，到中国来求职。国内可以给出的薪酬，已经与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某些职位的待遇在国际上已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现象被媒体大大夸大了，有不少人其实是由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派到中国任职的。从总体上讲，中国人才的流动还是大大出超的，特别是精英人才。即便是目前的小股“回流”，能否持续也待观察。更重要的是吸引创新人才主要不在薪酬，而在于是否提供“创新”的条件。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现在有些人以为财大气粗就行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包括所谓“软实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按照他的说法，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与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所以高薪聘请“海归”是否就意味着能创新？除了要看聘请来的是否真正的“人才”外，还取决于能否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条件。我忽发奇想，国人寄希望于“海归”的，首先不应该是立即有所发明创造，而应该是为改造环境和条件做出贡献，使之适宜于创新和培养能迸发思想火花的人才。“海归”如能为向这方面推动做些事，则功莫大焉。怕的是正好相反，一旦归来，以适应本土条件为名，与种种陈规陋习“潜规则”同流合污，甚或为之唱赞歌，则不论表面的“人才”流向如何，中国在深层次的创新思想竞争中要扭转颓势恐怕还很遥远。
——许医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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