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主要讲了文革时期潜在写作者那种痛切的非人体验，其实非人体验的前提就是要有人性意识，没有人性意识你怎能体验到你是非人呢？肯定你有一个关于人和人性的内在标准，然后才能将那些与此标准相抵触的社会现象和精神体验命名为非人体验。
所以人性意识表面上看是从非人体验延伸出来的，实际上是作为非人体验的前提而存在的。非人体验主要以负面的方式表现，人性意识则是以正面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以正面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性意识，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和强调。
为 什么要强调潜在写作中的人性意识呢？因为在文革之中我们对人的理解比较单一，往往只是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自觉地把每个人都组织到一个特定的政治目标中 去，为那个政治目标服务。人的其他方面就不太被关注，不太被认可，甚至常常被残酷否定。文革之前，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人性的丰富 性，可是他们及其作品无一例外地遭到来自体制的和来自同行的围剿。体制的力量用这种围剿告诉所有的写作者，这种写作是不对的，是不被允许的。
文 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者呢，因为是潜在写作，无法公布于众，不需要面对社会的围剿，所以获得了一种私下表达的权利和勇气，可以比较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体验和思 考。从现在业已公开的文字看，当时直接强调人性的权利、体现了对人性丰富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的，可能首推张中晓。张中晓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是王元化 的部下。被打成胡风分子后就回他的家乡浙江绍兴去，在群众监督之下劳动改造，在那里渡过了非常贫穷的日子。但是他在苦难的日子里还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思考 和研究问题，而且还留下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格言式的东西。这些零碎的感想经过后人的整理，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名叫《无梦楼随笔》。
张中晓的思想历程跟顾准的思想历程很相近。顾准本来也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在后来的磨难之中逐步发觉这是一个很虚幻的梦，终于走向反省。
张 中晓的文字我个人非常重视，他独自在那么一个孤寂的环境中过那样贫穷的生活，在贫穷的煎熬之中坚持写作，这种个人遭际激发我许多感触。张中晓不但对当时的 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做了很多反思，而且对中国的古代文化资源、思想资源也做了很多反思。对诸子百家谈论比较多。当时一般人都按照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张中晓肯定不是这么看，他意识到了当时的中国政治跟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有着深刻的关联，尤其跟中国 古代那些政治思维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
他 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权术批评特别多，我前些年特别喜欢他这方面的批评，这里就念一段张中晓直接表述对人性的理解的文字，跟当时主流社会的要求很不 一样。他说“游戏、娱乐、宗教等等精神需要，是对人好象可以没有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东西。它是不能没有的东西，必须明确它是一种需要，一种客观的 存在的需要，一种栽根于内心的需要。一种天性。人性的一个方面。”
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只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所以文革时期对政治之外的一切，都不认可，甚至是都要给予破坏、给予否定。但是张中晓很明确地说“游戏、娱乐、 宗教” 这些东西等等都是人的内在的精神需要、是天性、是人性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样，他就在这个问题上跟主流话语明显剥离开了，跟他们的认识不一样。
在当时的文学写作中，我现在阅读到的，我觉得非常可贵的还是黄翔的写作。黄翔可能是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潜在写作者。而且我认为：1949年以后中 国最重要的诗人肯定是黄翔，不会是别人。他可以改写194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史。黄翔的思考和写作远不是政治对抗者的那种单调、单纯，而是很复杂。
我这里举一些例子，1969 年文革高潮，黄翔作为家庭出身不好、现实表现也不好的人，肯定跟时代的关系是最紧张的时候，但是黄翔此时写了组诗《鹅卵石的回忆》。什么内容呢，童年生活 回旋曲。他的童年是在家乡湖南度过的，在他祖母那里度过的。那里有条河，他经常在河滩上玩耍，跟鹅卵石共度时光。《鹅卵石的回忆》写得非常有生活情趣，充 满了对人性的温馨的体验。
1972年黄翔写了组诗《爱情的形象》，在被社会压制和否定的背景之下，他有情致写爱情诗，而且是一组很长的诗，这真是空谷足音，在当时的写作中十分难得。
1972年他还写了《诗人的家居》，他写他的家庭生活，家庭陈设，他家庭生活的内容，写这些东西，也是很私人化的，是文革时期一般的读书人不可想象的写作内容、不可想象的题材和情调、也是不可想象的写作态度和方向。
1977 年春天他写的一个组诗叫《我的奏鸣曲》，这个《我的奏鸣曲》的副标题——人•大自然•爱情。表现人和大自然和爱情的关系。中国的写作者对大自然的关注是比 较少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就是主要考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得比较少。这种特点也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写作社会性 很强，政治性很强，而跟大自然的关系，比较而言要疏淡得多。我前几年编过一本书叫《少年美文》，山西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我想编几个方面的东西，其中一个就 是人对大自然体验的散文，费了很大的力气，找到的非常少非常少，因为中国人不太关注这些东西，很少用笔表现这些东西。即使是游记，他也要扯到人事方面，比 如那个杨朔的模式，文章名叫《香山红叶》本来应该是写香山写红叶的，但是从他的体验，从他的立意，从他的写作动机，他就不在香山红叶上。写荔枝蜜他也不在 荔枝蜜上，他都在人事上，他一定要引伸过来，扯到人和社会和政治上。中国人是这样写作的，所以纯粹的吟咏自然的东西很少。这样说来，黄翔在1977年，在 他的组诗之中，专门写人跟大自然的关系那就尤其难得。
可见黄翔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他的眼界非常的开阔，生活情趣非常的丰富，这是文革时代很少有中国写作者能够达到的。
黄 翔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是因为他的文化资源非常的丰富，他有很多资源是中国之外的。他个人的精神空间也非常广阔，绝不是作为一个受压制的反动军官的 儿子想在当时的社会得到一个政治认可，绝不限于此。他对这个世界的体验、认识和期待，远比这个丰富得多。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期望拥有最丰富的体验、最充分 的精神自由，他的写作就是对他所向往的体验和自由的言说。
黄翔在这个时期的这些非政治性写作，跟比较政治化的《野兽》的写作，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同样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的，这个意义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研究者来发掘，来阐释。
这些体现人性丰富性的诗歌都很复杂，都很长，没法成篇地念出来，也没法用简单的几句话介绍它的面貌，我只能介绍一下作者当时的写作心态。1977 年他还在作为政治异己力量受到社会的压制，老给公安局搞来搞去的。黄翔一生六次进监狱。可就是这样一个备受摧残的人，1977年他的诗中竟然这样说，“多 么神奇呀，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你看这是多么单纯多么纯净的一个诗人，多么热爱这个世界的一个人。他说多么神奇呀，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体现了一个 孩子的天真和纯净。他是这种心态，他用这种心态来写作，不但在那个时代非常难得，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同样非常难得。
到 目前为止中国的写作者还是体现内在自由的作品比较少，而关注个人跟社会的紧张关系的则很多。现在很流行很走红的那些小说、那些官场小说，写一个人在社会在 官场怎样受蹂躏。这些作品为什么这么多，就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太关注个人跟社会所形成这种紧张和对立关系，所以老在各种文本（包括政治文件、文学写作、日常 谈话）中反反复复地言说它。因为中国人的兴奋点在这里，这种内容的作品也最容易得到认可，得到流传。人家一看你写这东西，是呀，跟我们体验一样，感同身 受，特别容易认同它。因为看那些小说就像看到了自己。看到小说里一个小人物的科长，就像我自己单位的科长，天天拿小鞋给我穿，看得很解气。
这 些作品表明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中国作家内在的精神自由太少了，内在的自由空间太少了，内在的精神生活太苍白了，他整个被这个社会覆盖住了。他老是只言 说社会黑暗，这个东西老占据着他的神经中枢，占着他的兴奋中心，他脑袋里只有这个东西，他没有更大的精神空间来藐视这些东西，来把它作为人的可悲的一面予 以同情、批判和否定。中国作家所背负的包袱太多了，所拥有的内在自由太少了。
用 文学的方式揭露官场的腐败，跟参与官场腐败，虽然行为方式不一样，两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精神结构是一样的。虽然他们不像梁效、 石一歌他们是奉命写作，实际上也是在主流社会的权利意志的严厉制约之下的写作，无非是走向相反，如此而已，所以非常可悲。这些作品如果能够写到最高水平， 我们还能够认可这个人的文学才华。如果写不到最高水平，只是一般的写作，说实话我把他看作无署名写作。他写不写是没有什么意义，他署不署他的名也没有什么 意义，因为他所表达的不过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种集体认识，我们大家都认识。官场腐败我们今天哪一个人不知道，连对社会了解最少的农民都知道，无非是农民知 道的具体细节少一点，机关干部知道的具体细节多一点，如此而已。
而 作家的写作，肯定不能按照这种公共认知来进行，公共认知是大家在文化普通话中解决的。我们走到街上随便骂一句官倒，骂一句什么贪污受贿，很快能得到很多人 的认可。这是我们社会的文化普通话，大家都能懂你是什么意思，都知道你这个人没有进入官场，在官场之外，对官场的既得利益者很痛恨。或者你虽然在机关里， 但是你还没有成为一个要人，那些利益你得不到，所以你发发牢骚。如果你当个厅长、部长什么的，恐怕你整个就变了，你也是官场中的一人，你也是受贿的一人， 甚至你也是主动索贿的一人，完全可能是这样。所以别说反对贪污受贿是文化普通话，就是我们每个人当官之后也难逃脱这种怪圈，连这个认识也是文化普通话，每 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
言说这种文化普通话不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中国作家拥有超出文化普通话之上的内在精神力量太要紧，扩展自己的精神空间太要紧。如果做不到这一步，这个写作者是肯定没有希望的，写不出带着你个人的血肉气息的、独属于自己的东西。
甚 至可以说，在任何时代，你不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就写不出带着个人血肉气息的东西。游离于文化普通话之外，用自己的视角，用自己的体验来进行艺术创作，加 上你那还算过得去的艺术才华，你就肯定能够写出成功的文学作品。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当代作家那么了不起的才华，可他完全按照文化普通话写作，真的感到很可 惜，很痛心。这么好的才华好难得呀，这种才华，苍天是很吝啬的，他不会赐于每一个人，他总是赐于极少数极少数的人。你用这么好的才华去鹦鹉学舌、人云亦 云，真是可惜。
文 学创作中，许多人写出那种传世文本，文学才华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学才华之外的那种内在的精神自由，那种超越文化普通话之上的、能够审视 文化普通话的一种非常高的精神体验和境界。在我阅读的作家中，才华跟内在的精神自由都达到顶峰的，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一个人。别的人尽管他可能也是划 时代的文学巨人，他的才华可能都没有达到顶峰，都只是在别的方面达到顶峰，然后加上他也算出色的文学才华。而其他一些文学才华达到顶峰的人，他不一定具有 别的方面的条件，所以他往往写不出那种传世巨作。
正 是因为内在的精神自由在文学写作中是如此重要，所以我对黄翔文革期间写的表现出他内在精神自由的这些诗章特别重视，觉得它们特别宝贵。正是这样的写作昭示 了即使在最邪恶的时代依然有可能保持健全的人性，人性因为没有被邪恶力量完全扭曲、摧毁而享有宝贵的尊严。张中晓和黄翔的写作，不但表达了对人性丰富性的 认识和尊重、表达了对健全人性的向往和扞卫，同时通过这种写作真正表现了写作者个体精神生命的丰富和健全。（这是一次演讲的部分内容）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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