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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特稿】管见:说话的富豪 泄气的南街村

【新世纪特稿2008年3月14日】前不久,茅于轼老先生说了句他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引起轩然大波。现在两会之际,曾是中国首富的女政协委员张茵(如图)提出了三个提案,富人自己说话了,结果遭到严厉质疑。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推敲。

对张茵的提案,有人这样概括:她主张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她本人的玖龙纸业公司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她主张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十万元以上者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而她本人就是富人;她主张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而她本人的企业是会造成严重污染的造纸业。先不说前两项,至少第三项质疑未免过于牵强了吧:污染企业要求治污政策上有所优惠并不过分,即使不予鼓励,至少不该被质疑,况且,污染势头难以遏制,是否与政策上对治理污染不予鼓励有关,正好应该有所检讨才是。



但是,有人点出了质疑的关键所在:被质疑的,主要不是她提案的内容,而首先是她本人的身份。《财经时报》的一篇评论持论较为中肯:政协委员不必事事以他人本位做思考的出发点。他们应该以自己的经验,立场和思考出发,真实表达自己的主张。每位委员都以这种的角色来定位自己,我们民主政治协商才有真正丰富的内容。但许多人就是不依不饶,认为这样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的人根本就不应当选为政协委员。

同时,广东省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劳动者代言人的身份驳斥部分资方代表对《劳动合同法》的责难,直言资方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看待法律。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点名批评张茵,认为只有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主会抨击《劳动合同法》

可以看到,问题涉及的是,张茵是否单纯站在她个人及其企业的立场,以及她单纯代表其企业说话是否就不行。看张茵的三项提案,其实都代表着企业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其中,至少是她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及治理污染政策优惠的意见,应该说,都是站在企业立场,对重大政策提出看法,不论所论是否正确,都正是两会上应予讨论的事情。

最具争议性的,当然是她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意见,而广东省总工会的反应,就是针对着她的这些看法。据说,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劳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社会保障部为一方,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法工委)为另一方,曾有激烈的角力,最终在高层以人为本、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指导思想下,前者的立法意见占了上风。这样,工会方面做出反应并不奇怪,但该法立法过程中参考企业界及经济学界的意见不够,看来是可以肯定的。

以笔者之见,对《劳动合同法》批评最为尖锐的是张五常教授,最体现学术深度的是陈志武教授。陈教授认为,该法的出台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即本该通过宪政改革强化国家对老百姓民生的责任但这条路的难处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过的捷径,实际上是想通过《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和生活安全的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往企业身上转嫁,而实际情况则很可能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人们若不健忘的话应该还记得,先前法国就有类似的事情。法国多年来苦于劳动市场的限制过多,在希拉克总统时曾试图改革,放宽对企业裁员的限制,结果遭遇民众强烈反应,当时即有评论认为,若民众抗议致使改革夭折,则反而不利于就业。萨科奇总统就任后还是要改革,但改革的阻力也依然很大。中国当局现在以维护弱势劳动者名义推行新的《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的责任推给企业毫不手软,禁止独立工会及农会也毫不手软,把巨额财政收入拿去推动国有经济发展更是毫不手软,而对于切实负担社会保障、履行国有化时对民生的庄严承诺,显然就不那么热心了。

《劳动合同法》已经通过,开始实施,但立法争议看来是因为先前未能展开,现在反而热烈起来。张茵只是要求该法实施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所宽松,她作为政协委员,看来也只能如此,结果还是因为她的富豪身份而遭到严厉质疑,而人大代表们,却站在一边看热闹。这种景象,正是中国的特色。

当年南斯拉夫改革时,设置了生产者院,后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 动改革,有关议会的议论也说,立法过程要有所有者参与,要有企业界的声音。应该说,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体现。中国的人大,有众多的官员代表,有模范人物代表,当然也有企业家代表,而这些企业家多为富人,在政协里尤其如此。这些富人,他们自己能够畅所欲言,就用不着茅老先生来遭人骂了,而他们对敏感问题提出看法,也正是两会跳出官僚政治设置的框架而对此展开讨论的机会。有人评论说,这意味着两会商会化和行业协会化,似乎党政官僚谈论民生就是德政,而企业界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就只是保护自己利益、为自己权益发声。这种逻辑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益,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事情。两会代表们对此不敢讲话,要他们何用?问题在于,只要可以展开讨论,特别是,不是把议案之类只作为提交党政官僚机构去处理的文件,而作为议会辩论的话题,就可以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益出发,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所推动。反之,要求人们公而忘私地在两会上议论,其实际情况,人们见的多了,电视上充斥着这类主旋律,又有什么用处?

一看见有人敢于为富人说话,一看见富人竟敢自己站出来说话,就按捺不住,就要让他们闭嘴,不得乱说乱动,实际上,体现着现实社会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恰巧,在两会之际,看到了它的另外一种表现。

《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对南街村状况的长篇报道,引起广泛关注。熊培云评论说,南街神话或许只是最后的动物庄园,温克坚不大同意,认为南街村的神话未必就此破灭。不论或许还是未必,他们的看法其实没有多少分歧,而证明其实已经出现──对《南方都市报》报导,凶猛的反击如潮水般涌来了。左派们大声喊叫,红色亿元村致富行正道,黑心南都报指桑骂错槐,甚至声称,南街村神话或终结,一定会教会南街村人民、教会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迎来阶级斗争学说的春天,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春天。这些左派看来对南街村并不满意,因为南街村的外圆内方,在他们看来是脱离专政的公有制,是要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也能万古长青,更重要的当然是国家政权,也就是,要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就是将南街村式的动物庄园扩大到全国,升级换代到更高级的形态。

这些奋起反击的人们自以为聪明地反问《南方都市报》,你们说南街村的发展靠贷款,你们别忘记了你们的改革的宝贝小岗村,它也是靠贷款才勉强维持生计,而南街村毕竟发展得引人注目了呢。这些人忘记了,国有体制以贷款扶持其看中的典型,无论小岗村或南街村,都体现着非经济的政府意图,更体现着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改革中,这个矛盾依然在运动着,发展着,左派们对它没有多少意识,不影响它的运动和发展。只是,非经济意图缺乏经济自身的活力,一旦意图有变,典型们就难免泄气。小岗村突破的是对土地承包的束缚,但土地权利的国家垄断仍在,它就免不了走进泄气的困境。南街村能一度辉煌,终究无法持久,其外圆貌似适应市场经济,内方则对抗市场经济,还是从内里就出现矛盾,那辉煌越灿烂,这泄气也就越难堪。有意思的是,在南街村,掌权者不能显示他是富人,即使改制已成事实,还是要坚决否认,而遗憾的则是,这位掌权的好汉,似乎尚未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否则,他也拿出提案,富人说话,穷人也说话,应该更有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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