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彥（Ian Johnson）
報導者 20240603
1967年，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當時在北京市中心展示了他的巨大畫像與標語。（攝影／JEAN VINCENT／AFP）
【精選書摘】
在傳統中國，歷史詮釋是各方角力的戰場，對政權的權力合法性至關重要，新王朝會為前朝修史，證明自己有權取得「天命」，施行統治。而到了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也繼承了老祖先的「美德」，為了穩固政權，他們會不惜竄改歷史，粉飾過錯、隱蔽事實來美化自己的統治。然而，有本在1960年誕生於中國西北鄉間勞改營的雜誌《星火》，改變了這一切。
當時，中國正值人謀不臧引起的大饑荒，全國各地有千萬人死亡，但訊息卻沒辦法讓多數人知曉。有群下鄉的大學生親眼目睹了農民餓死和吃人的場面，也看到了政府如何殘酷懲罰或殺害上訪求救者，他們覺得有必要做點什麼，把正在發生的事情傳出去⋯⋯於是，他們決定辦一本雜誌。
學生們將這本雜誌命名為《星火》，取自「星火燎原」之意。但，這本雜誌沒能出到第二期。幾個月之內，與該雜誌有關的43人被逮捕。3人後來遭處決，其餘人都被送去勞改多年。
50多年後，有一群獨立的中國記者、作家、導演在意外中發現了「星火」的故事，也尋到「星火」事件的見證人跟倖存者。這群自詡為「地下歷史學家」的人們不僅挖掘出「星火」的故事，也力圖挑戰反右傾運動、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SARS、COVID-19疫情中官方的歷史敘事，打開中共政權謊言下的事實。
曾任《紐約時報》等多家外媒特派記者張彥（Ian Johnson），在中國生活20多年，他如此描寫：「『星火』燃燒了不到一年似乎就熄滅了。在中國共產黨執政近四分之三世紀的時間裡，它不過是反對黨權力濫用的無數小規模反抗之一，可能轉瞬就被遺忘。但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它的故事如今已經成為抵抗一黨專政的代名詞。」
張彥將這群「地下歷史學家」的故事，寫成《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本文為第7章部分書摘，經由八旗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1990年初，中國最著名異議人士帶著妻兒，困守在北京美國大使館中，眼睜睜望著他們的國家在暴力與嚴懲中顫抖。在前一年的6月，北京當局鎮壓學生領導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殺了數以百計學生，讓更多學生流亡。方勵之逃進美國大使館，等待讓他離境的交易。在帶著家人藏身大使館，於一間原本用作診療室的無窗房間住了13個月後，他終於得以移居亞利桑那州。
跌落失望谷底的方勵之在大使館裡寫了一篇〈中國失憶症〉，解釋悲劇何以不斷降臨他的國家。方勵之寫道，共產黨以絕對徹底的手段控制歷史，讓絕大多數中國人始終不知道它那套永無止境的暴力循環。結果是，中國人只知道他們親身經歷的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文革是什麼樣子，但對文革前10年發生的大饑荒一無所知。他回憶道，參加天安門抗議的那些年輕人，就連10年以前發生的「民主牆」運動都不知道，更別說文革或大饑荒了。方勵之寫道，由於每一代人都對過去一片空白，遂讓共產黨可以無中生有，任意進行它灌輸運動。
每過10年，這種將真實歷史從中國社會記憶中完全抹掉的事總是一再發生。這是中國共產黨「忘記歷史」政策的目的。為了讓整個社會陷入持續不斷的失憶中，這個政策要求凡是不符合共產黨利益的歷史訊息，不能在任何演講、任何書籍、任何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媒介中表達出來。
在方勵之撰寫這篇〈中國失憶症〉時，中國共產黨對資訊的控制幾已堪稱滴水不漏，只有極少數最有關係的人才可能知道這個共和國歷經的種種創傷，而在人口十幾億的中國，這樣的人可能只有寥寥數千人。共產黨發表了一些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訊，但它既有選擇性，能夠取得的人也有限。例如大饑荒，或在1950年代初期造成好幾百萬人死難的土地改革等其他事件，在中國都是禁忌。大多數人只知道本身親歷的事，對其他一切幾乎一無所知，而這正是黨的計畫。
相對於過去，方勵之這篇文章這時看起來似乎更切中要害。這時的共產黨擁有強大的技術官僚體系作為管控歷史的後盾，中國領導人已經鐵下心腸，要洗白過去，要創造讓國民銘記在心、信以為真的故事。中國似乎已經徹底染上了失憶症。
但實情並非如此。方勵之準確描述了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狀況。不過在接下來幾年，一種新趨勢開始出現，政府不再能壟斷歷史，例如新科技為許多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開創了一種新集體記憶，而為了因應這種變局，共產黨管控歷史的手段也愈來愈嚴厲。
如何顛覆官方版本的記憶？
德國的埃及古物學者楊．阿斯曼（Jan Assmann）在古文明的研究中，找出了兩種形式的記憶。一種是「文化性記憶」（cultural memory）。這種記憶用神聖經文與信念將一個社會結合在一起，它們不必真實，而且往往也沒有人指望它們全然精確。但大家共享這些神話與故事，從而聚在一起。埃及人相信法老王是類似神一樣的人。希臘人相信雅典娜是雅典守護神。猶太教、基督教與穆斯林相信「大洪水」，相信諾亞造方舟救了人類。中國人相信大禹治水。這種文化性記憶能答覆有關我們源起的基本問題，從而將人群結合在一起。它們出自學者、聖人或朝廷指定史官等專人手筆，然後代代相傳。
另一種是「傳遞性記憶」（communicative），是人們或他們的家人直接經歷的記憶。這類記憶一般出現在三代內，也就是說這些記憶是一代人，或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親身經歷，可以直接傳遞，通常經由口述，在家族內或向友人傳遞。這兩種記憶一般不會衝突：文化性記憶講述創造文明的神話故事，傳遞性記憶則是個別人士對現況的敘述。
共產黨將這兩種記憶攪在一起，用神話解釋不久以前的過去。這樣的神話與人們的傳遞性記憶，換言之，就是人們透過本身直接經驗，或透過與仍然在世者的對話，知道的確實屬實的現實，兩者是互相衝突的。直到不很久以前，對共產黨來說這還不是大問題，因為它只造成幾小塊脫鉤群體。儘管或許有數百萬人知道共產黨用極端手段在天安門清場，但黨控制了教科書與媒體，迫使這些群體孤立，與社會脫鉤。其結果是，大多數人相信政府有關天安門事件的說詞。隨著災難目擊證人一天天老去凋零，他們的記憶也逐漸灰飛煙滅，留下來的只有政府的版本。這就導致方勵之所說的失憶狀態。
1989年4月，中國學生從悼念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活動開始，演變為爭取更多民主、新聞自由和反對貪腐等示威抗議，在天安門廣場長時聚集；6月4日，遭軍隊進行血腥鎮壓，震驚世界。圖為當時天安門廣場一輛起火的坦克。（攝影／Picture-Alliance via AFP）
但在那以後，兩件事有了變化。其一是，一個人就算早已作古，即使不能控制政府媒體，那人的記憶仍可以保存下來，傳給後世。其二是，遭到孤立的群體現在有了串聯的能力。大群民眾於是發現自己並不孤單，發現官方說法與自己親身經驗不符的大有人在。在本書第四章結尾，中國時評人士崔衛平就說，《星火》雜誌的存在意味她與其他異議人士並不孤單，就是這個意思。
造成這種變化的轉折點是數位科技。這指的不是30年前人們心目中的「網際網路」。30年前，網際網路像是一股無法控制、幾近神奇的力量，可以跨越審查、在全球各地傳播真相。但沒多久情況明朗，獨裁國家很快學會運用審查與軟體控制網路內容。
但數位科技讓人們可以運用過去不可能辦到的方式分享經驗。《星火》又一次成為範例。《星火》出刊未久就遭查封，所有複本都被沒收。當文革結束，當事人可以檢視人事檔案時，他們見到警方保存的《星火》複本，用手將它們抄下來。但這些手抄本仍然只是他們的私人珍藏，只在幾十位劫後餘生者之間流傳。
這些記憶研究中所謂「運載群體」（carrier groups）的人群，如果能接觸媒體，原本可以在中國造成立即影響。儘管他們大多不具備這種條件，但由於1990年代數位科技興起，他們的知識仍得以流傳。以《星火》為例，他們可以將這本雜誌轉成PDF檔，用電子郵件傳給其他人。就這樣一點一滴，滾雪球般，這本雜誌的名聲愈來愈廣。原本大體屬於個人記憶的東西成為集體記憶。不過，並非所有中國人都知道這本雜誌，但有相當多的人知道它，而且其中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有影響力的人。
另一位記憶理論學者阿蕾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說，這種現象就是「儲存」（stored）與「功能」（functional）兩種記憶之間的差別。數位科技讓事物可以儲存，不受時間自然腐蝕或審查當局碎紙機的影響。但它們只有在能夠加以使用時才能發揮功能。阿蕾達．阿斯曼說，這就像博物館把原本儲存在庫房裡的東西轉移到展示櫃一樣。政府檔案以及受害人團體的努力，讓《星火》的記憶得以存在，但它仍是儲存性記憶，社會大眾接觸不到。數位科技則使它成為功能性記憶，讓成千上萬、甚或好幾百萬人讀到《星火》，從而取得靈感，然後拍電影、寫書、發表文章，就算這些人並不因網際網路而互通聲息。不但這樣，他們現在還可以共享資訊，創造更大的批判群體。
這類科技轉型使許多中國人可以輕易看穿政府宣揚的那套歷史版本。政府的宣傳官員可以用大量官方說詞在媒體洗版，可以設法阻撓他們不喜歡見到的資訊。這種精密的審查形式意味著，大多數人會贊同政府對事件的說詞。但令人稱奇的是，質疑聲浪仍然持續不斷，而這讓習近平這類領導人將控制歷史列為他們施政的最高優先事項。
散布在各界的「地下歷史學家」
中國地下歷史學家的崛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出現在一種嚴密管控的政治環境。但同樣重要的是，它是一股全球性走勢的一部分。事實上，如果我們觀察我們自己的國家，無論在非洲、美洲、亞洲或歐洲，我們會見到我們都生活在一種記憶大榮景中，例如說有愈來愈多書籍、電影、展覽、藝術品正在設法透過過去對現在提出解釋。而且在大多情況下，目擊者對過去的說法差異還愈來愈大。
在西方國家，這股走勢於一次大戰結束後展開。由於識字率普及，出版成本降低，以及電影產業崛起，使數以百萬計民眾可以透過「砲彈休克」（shell shock）概念了解這場帶來巨大創傷的戰爭。就算那些未曾親赴前線參戰的人，也能感受他們這代人承受的戰鬥之慟。這種認同與創傷的融合成為全球常態。在過去幾十年，共同創傷不僅成為代表世代的標籤，還成為代表人群、甚至國家的符號。例如說我們只要提到「納粹大屠殺」就會想到以色列，提到「南京大屠殺」會想到中國，提到「種族滅絕」則會想到亞美尼亞。
這類記憶有的發生在戰場、博物館、小說、詩歌與信件等有形領域。但近年來，這類記憶同時也發生在學者傑伊．溫特（Jay Winter）所謂「記憶場域」，這是由電影、電視或戰爭罪審判紀錄片組成的一種虛擬世界。在大多數案例中，口述歷史在這種虛擬世界的地位更重要，許多人認為口述歷史更能真實描繪過去的事件。
但記憶是個讓人憂心的東西。我們從本身生活經驗中得知，隨著年齡漸長，我們的記憶也不斷變化。這種容易變形的特性在「集體記憶」概念中尤其真切。有人用「集體記憶」表示鐫刻在一個國家集體意識中、一種不變的苦難回憶。但這種做法過於簡單，因為記憶確實是會因時變化的。由法國哲學家摩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原創於1920年代的「集體記憶」一詞，原本有更精確、有用的意義：人群在記憶時，形成一種人數可能多達好幾百萬的集體，但每個人對過去仍然保有自己的專注與解讀。隨著這些人逐漸凋零，集體逐漸解散，記憶也消失了。
就這種意義而言，集體記憶頗能適用於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他們透過數位科技確實形成一種集體記憶，並且嘗試以群策群力的方式改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再以阿蕾達．阿斯曼的比喻來說，雖說大多數中國人無法進入展館，但這些記憶現在已經搬出庫房，進了博物館的展示櫃。這項過程進度緩慢，歷經數十年。有一個人將這種走出沉默、訴諸言語的過程發揮得淋漓盡致，想了解這項過程，觀察他就行了。他是中國半世紀來最偉大作家之一的小說家王小波。
作家王小波：從「保持沉默」到「喋喋不休的瘋人院」
在整個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他們大多是政府官吏，忠心為國，他們或許有異議，但從未動過推翻系統的念頭。但就算只是提出最卑微的一點意見，他們仍不免遭到毛澤東迫害，下鄉勞動，扒糞幹活。許多人寫出後來所謂的「傷痕文學」，回憶像他們一樣的知識分子當年承受的苦難。這些作品幾乎全是自艾自憐、平淡無奇之作，作者會憤憤不平，但對這個殺了千百萬人的系統卻並無反思。
隨後在1992年，一位名叫王小波、名不見經傳的作家，以極其荒唐的手法模擬早先這些作品寫了本稀奇古怪的中篇小說。小說講述文革期間，下放到緬甸鄰近邊區的兩位年輕情侶的滑稽搞笑、荒誕不經的故事。兩人在邊區有了婚外情，遭官員逮到，被迫不斷寫自白書，還被迫在鄉間各處遊街，重演他們的罪行。兩人之後逃入山區，但又折返接受更多處罰，直到有一天終於獲釋。兩人並無悔意，只是感到有些錯亂。
這本小說因為談到性愛，立即爆紅。它無所不在，荒唐而搞笑。除了「性」以外，最令人震驚的是書中對知識分子的描繪。在王小波這本小說中，知識分子幾乎像控制他們的那些黨官一樣壞。小說男主角引誘戀人上床，與在地人滋事打架，在工作時磨蹭閒蕩，像那些折磨他的人一樣詭計多端。小說的書名讓全書更加光怪陸離。它叫做《黃金時代》，讓許多人看了嘖嘖稱奇，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國家，哪有可能有這樣的黃金時代。
作者本身情況同樣令人費解。王小波住在北京，在北京工作，但不是國家作家協會會員。他的小說一開始甚至沒能在中國出版。但在台灣出版過後，《黃金時代》開始在中國出版，並且立即暢銷。王小波之後又寫了許多小說與文章。他特別受大學生歡迎，大學生愛他的詼諧、反諷與幽默，當然還有「性」。
王小波受到妻子李銀河的極大影響。李銀河是中國性學權威，曾經研究中國男女同性戀運動，發表相關著述。近年來她致力為跨性與雙性戀者發聲。
中國作家王小波（左）、社會學者李銀河。
王小波與李銀河於1979年相識，隨於翌年結婚。李銀河是毛澤東時代社會學禁令解禁後的新一代社會學者，兩人一起留學匹茲堡大學，李銀河拿到博士學位。兩人回到中國後，共同執筆，寫了一篇開創性的研究報告《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Their World: A Study of the Male HomosexualCommunity in China）。李銀河後來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王小波則在人民大學與北京大學任教。
1989年學生運動在一陣波濤洶湧後重歸平靜。像他的友人、前文提到的夾邊溝紀錄片製片人與女權運動學者艾曉明一樣，王小波不清楚這場沒有組織的學生運動會造成什麼後果，大體上對事件保持沉默。
王小波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沉默的大多數〉就以「保持沉默」為主題。他在文中寫道，在毛澤東統治時代，毛思想、毛理念與毛說的話，夜以繼日、鋪天蓋地而來，讓每個人都閉上嘴。這種經驗留下一道瘡疤。對王小波而言，這道瘡疤意味著，「我不能信任那些屬於話語圈的人。」尋找聲音就此成為他為自己、為中國社會訂下的目標。
他因此找上中國的同性戀族群。弱勢族群也是沉默的族群。他們沒有話語權。社會有時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於是王小波有了種頓悟：中國社會大多沒有聲音，這不只是性傾向特異的族群，還包括學生、農民、外來人口、礦工、生活在城市中即將拆除的老區裡的居民等等。這些人不僅是少數特殊利益團體，他們代表一大片中國社會。
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人沒能力、活著沒機會說話；有的人還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而身為這樣的人，我有責任說出我眼見與耳聞的事。
巴黎史學家魏簡（Sebastian Veg）以研究王小波的想法而在中國名聲遠播，他認為，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為王小波帶來巨大震撼，讓王小波質疑自己沒有支持抗議的學生。王小波逐漸覺察到，抗議學生儘管立意崇高，但做法失於老舊過時，他不能支持他們。這些學生自視為正統知識分子，要影響國家，因發現遭到忽視而憤怒。王小波對社會有不同的看法。核心問題在於，中國社會分裂成許多群體，而這些群體都太弱，無力與國家權力對抗。中國沉默的原因就在這裡。他終於知道他必須寫些什麼了。
1991年，王小波完成他自1972年從雲南返回起已經著手的《黃金時代》。他不知道應該怎麼發表，遂將一份抄本送給曾在匹茲堡擔任他指導教授的著名史學家許倬雲。許倬雲把它交給台灣著名中文報紙、每年在台灣舉辦文學獎比賽的《聯合報》。王小波贏了大獎，就此走進他所謂「喋喋不休的瘋人院」──話語世界。
那些陸續站出來、為弱勢發聲的「草根知識分子」
《黃金時代》的成功使王小波成為著名公眾知識分子。只是他的盛名只持續5年，因為他於1997年心臟病突發去世，享年只得44歲。但在這5年間，他率先運用網際網路，在中文媒體發表許多作品。他直接、間接影響了包括艾曉明等一代中國人。在他感召下，閻連科與廖亦武等作家也開始發表文章，描述囚犯或毛統治時代受害人等等社會上最容易受害的人群。中國導演賈樟柯常說，由於受王小波的鼓舞，他的作品主要討論個人的故事，而不是政府屬意的集體敘述。
王小波本人受到許多思想家的影響。在毛澤東治下中國成長的他，年輕時私下閱讀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作品，開始在內心深處植下個人自由的理念。在匹茲堡留學期間，他也讀了傅柯（Michel Foucault）與他針對個人與國家權力關係提出的敘述。
傅柯不僅影響王小波的思考，想了解王小波本人在中國社會扮演的角色，傅柯的論述也是重要指標。傅柯認為，知識分子會逐漸走出自由、道德、存在等普世性主題，進入他們擁有專業知識的特定領域。他們運用這些專業知識可以有效干預公共辯論，為窮人、移民、愛滋病受害人這類弱勢群體發聲。
在西方社會，這種走勢於20世紀中葉展開，但在中國，這一切直到數位革命出現才成為可能。數位革命使中國思想家不必仰賴政府控制的製片工作室或出版社，也能拍影片、發表作品。自1990年代末期起，這些地下歷史學家製作許多突破性的歷史作品、紀錄片與文章。幾乎完全按照傅柯所說的模式，這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在相關領域進行干預。他們一點一滴發掘遭到忽略或遺失的歷史，同時也創造供其他人使用的新資訊。
在這類「草根知識分子」中，我們更容易聽到詩人林昭、作家艾曉明或江雪等女性心聲，更容易聽到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等被囚禁的維吾爾知識分子的心聲，而這當然並非偶然。在以男性為主的儒家知識分子傳統，或講究名氣輩分的中國小說家世界，他們的聲音往往遭到排斥。
2021年年底至2022年初，被COVID-19疫情侵襲的西安實施封城，知名的西安鐘樓周邊幾乎空無一人。有別於官方敘事，中國獨立記者江雪撰寫的封城見聞〈長安十日〉迅速流傳華文圈。（攝影／VCG via Getty Images）
王小波在一篇個人經歷的自述中，談到自己決定挺身發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他為的不是加入憂國憂民的儒家傳統，而是一個自私的考量。他寫道：
「我最希望提升的是我自己。這個理由有些可鄙；它很自私，但也很真實。」
他將這個動機與其他草根知識分子分享。曾目睹繼父在大饑荒期間餓死，由記者轉入歷史研究的楊繼繩，決心以記錄大饑荒史實為終身職志。影片博主張世和曾當過修築鐵路的奴工，後來決定記錄這段歷史。艾曉明眼見婦女遭到壓榨，江雪察覺祖父的死因。還有人因為政府處理新冠疫情手段荒謬，家產遭到沒收，顛沛流離。他們都因為這種種個人理由挺身而出。這些現象或許狹隘、有限，但當人們努力了解、描繪自己的人生時，社會也因此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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