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樸：關於《天安門文件》「真僞」的新證據

鮑樸 
2024-05-29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英文版於2001年1月由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中國「六四」真相》的中文版於同年4月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據稱，中英版都是根據由化名「張良」者提供的中共黨内「只有極少數人才能看到的」機密文件編輯而成。

關於「真僞」的爭議

必須承認，我始終相信參與編輯的學者們對當時所掌握材料的處理是合理而專業的，是他們首次提供了天安門鎮壓事件的全景。然而，英文版出版之後，關於其内容是否來自黨内機密文件的問題立即引發了爭議：

• 2001年1月6日，旅美學者謝選駿首先提出「沒有任何硬體證據」的質疑。 

• 2001年1月9日，新華社載文稱「天安門文件」為僞造，當天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在外國記者追問下說：「我已經説過，那都是歪曲事實的捏造材料，你還要我說得多清楚？」官方表態性言論，未提供任何細節和證據，難以取信，不足爲怪。

• 2001年1月21日，《紐約時報》刊登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書評。史景遷稱閲讀了「天安門文件」鄧、趙、楊一篇談話之後：「在我看來，這次對話的語氣有些矯揉造作」，但未能提供支撐其感覺的證據。

• 2001年3月《星島日報》報道：「最近，內地一位化名『蕭何』的人士，主動與傳媒接觸，揭示張良所謂高層機密檔的真正來歷，同時提出大量實例，揭開《中國六四真相》資料來源的另一版本。他投書本報指出，曾經是他好兄弟的張良，將他們幾個朋友花費多年心血共同搜集整理的『六四』事件資料，悉數據為己有，帶去美國，冠以『中共機密檔』，故弄玄虛」。

• 2001年6月，英文學術刊物《中國季刊》刊登美國學者羅德明（Lowell Dittmer）的書評，羅提出：第一、文件看來應分成兩個不同的部分，一是北京市委、教育部等自1989年以來已經公開流傳的材料内容吻合部分，無疑。二是黨内高層會議記錄部分，内容存疑；例如，4 月 25 日會議記錄和已經被公開披露的「趙紫陽在第十三屆四次全會上的自辯發言」中關於該會議的内容上存在重要的不同；再例如，1993年發表於《鄧選》的「鄧小平5月31日對李鵬和姚依林談話」文字被肢解並插入「天安門文件」不同部分。

• 2004年3月，《中國季刊》刊登學者陳仲禮（Alfred Chan）文章，直指「張良」杜撰。如果讀者僅通過「動機」判斷，匿名「蕭何」對「張良」的指控，很容易被猜測為官方發佈的破壞性謠言，但陳認爲「蕭何」提供的細節不容否認：一是楊尚昆將徐勤先說成是徐海東的兒子，而父子關係並不存在；二是根據「天安門文件」1989年5月18日在鄧小平家裏的會議是上午8點半舉行的，而媒體報道當天上午趙紫陽、李鵬、胡啓立和喬石均在醫院看望絕食學生（然不能排除看望學生在先，之後參加會議的可能）；三是1993年10月發表的《許家屯回香港憶錄》中5月3日趙紫陽與許的談話，在「天安門文件」中以「趙紫陽與楊尚昆5月6日談話」的形式出現。類似内容挪移進入「天安門文件」的例子還包括《鋼鐵的部隊：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軍史》、《50天的回顧與反思》等公開及半公開出版物等等。

2004年「真僞」辯論結束之後出現的新證據

「天安門文件」以黨内高層秘密文件名義發表，能否被認爲是檔案材料，在比較長遠的時空中，仍然是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就像地層中的化石是古生物學的信息來源一樣，檔案材料是研究歷史的原始數據。對於特定的歷史事件，後世的研究並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歷史事件會在後來的時間和空間中不斷被研究和重新研究，被理解和重新理解。以往的結論可能會被新發現的材料補充或推翻。然而，檔案材料本身的真實性是所有後世研究能否具備價值的前提。

在公共傳媒中，「天安門文件」「真僞」的辯論在2004年基本結束。一般學者認爲：關於「真僞」的確鑿證據（中共公佈檔案）不太可能出現，因此「真僞」是不可確知的，只能存疑。然而，後續發表的關於「六四事件」的文獻中出現不少證據，可以幫助澄清「真僞」問題。在20年的時間流逝中，這些證據隻言片語地單獨浮現，沒有人總結歸納，未受很多關注。在此列出，讀者在此可自行判斷。

（一）4月25日，鄧小平家開會陳希同是否在場？

《中國「六四」真相》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鄧小平在家中聽取了李鵬、楊尚昆、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李錫銘、陳希同等人的匯報（註：鄧小平在北京市區和西山都有住地，但是所有的會議紀錄只標明「小平同志處」，沒有具體標明在鄧的哪個家召開。因此，我們在書中也無法標注每一次會議到底在鄧的哪個住地舉行）。現根據會議記錄綜述。李鵬：「還有的公開要求政府下台，胡說什麼要、公開研究和討論現有中國政治和權力問題。」實行普選，修改憲法。開放黨禁報禁，取消反革命罪。北京、天津等一些高校已經出現了非法學生組織。」 「什麼？」 鄧小平耳背。陳希同大聲說：「非法學生組織。如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學波蘭的團結工會在北大成立「團結學生會。」鄧小平點頭。（194-195頁）
陳希同的一席話，使原本就很緊張的氣氛更加緊張了。（197頁）

《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作者 姚監復（2011年）

陳希同：我沒有參加過鄧小平家的任何會議，也沒有參加過《中國「六四」真相》上講的1989年4月25日鄧小平在家中開的這次會議。（122頁）

（二）5月17日鄧小平家開會，是上午，還是下午？

《中國「六四」真相》

十七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鄧小平家召開，鄧小平、楊尚昆、薄一波和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參加。現根據會議紀錄予以綜述。（440頁）

《改革歷程》趙紫陽（2009年）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5月）17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47頁）

《李鵬「六四」日記》

5月17日… 下午4時，小平同志召集會議，討論當前局勢。趙、李、喬、胡、姚和尚昆參加，王瑞林也在。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次會議。

（三）薄一波是否參與了1989年6月之前黨内針對學運的決策過程？

1987年，在迫使胡耀邦下臺的全部運作中，薄一波和楊尚昆曾是鄧小平與黨内元老斡旋的使者，活動頻繁，引人注意。鄧小平使用不符合程序的手段迫使總書記下臺，在黨内存有不滿。問題是，兩年後在1989年「六四事件」的黨内高層運作中，薄一波是否與楊尚昆一樣仍然是鄧小平的使者，薄一波有沒有頻繁參與？

《中國「六四」真相》中薄一波的名字一共出現46次；在黨内針對學運的決策過程中薄一波的言行如下：

• 4月27日：薄一波、宋任窮等一些中共元老紛紛向李鵬等人詢問情況

• 4月28日：薄一波參加李鵬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並有發言記錄

• 5月1日：薄一波參加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 5月8日：薄一波參加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兩次發言記錄

• 5月14日：薄一波在北京會見陳雲

• 5月16日：薄一波參加了晚上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其他與會者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楊尚昆。有兩次發言記錄

• 5月17日上午：薄一波參加了在鄧小平家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並有發言記錄

• 5月17日晚上：薄一波參加在中南海繼續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參加人員為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楊尚昆。薄一波有三次發言記錄。

《最後的秘密》（201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之十三「薄一波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89年6月21日上午）：
由於病了九個月，各方面的情況不太瞭解，自從動亂發生以來，我雖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視事態發展的。

（四）5月17日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是否就「戒嚴問題」做出過「正式表決」？

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17日晚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敘事中，《中國「六四」真相》有「投票表決」這一情節：

在薄一波的提議下，五名政治局常委就戒嚴問題進行正式表決。結果是：李鵬、姚依林支持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戒嚴；喬石棄權。

對趙紫陽來説，有無常委「正式表決」絕非小事，故此趙在《改革歷程》特別針對「外電傳説」作出澄清（49頁）：

在這裏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三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麼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麼正式常委投票。

「六四事件」35周年之際的回顧

有一些故事，比如陳希同「謊報軍情」，1989年4、5月間在天安門廣場便已經聽説。2001年在「天安門文件」發表時，同樣的敘事不過是加深了人們的印象。

關於「六四事件」，「天安門文件」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民間學生運動迅速發展，影響了整個社會甚至黨內。中共領導人在如何處理學運上存在分歧；受到黨內主張鎮壓學運（如李鵬及陳希同）的影響，實際掌握權力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最終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干預，決定「戒嚴」，也就是動用軍隊鎮壓學運。為在黨内實現統一思想，必須撤換反對鎮壓決策的總書記趙紫陽」。

時至今日，不同版本并未浮現，這樣的敘事也許仍然成立。「天安門文件」敘事是否會永遠成立，未來的歷史學家是否會認同，我們無法預知。

如果中共領導人動用國防軍對内鎮壓本國老百姓的事實不變，現今回顧，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天安門文件」敘事忽略了1989年學生運動的起源問題：究竟是民間的學運導致中共黨内高層的分歧，還是中共黨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擴散到民間，最終引爆了學運？如果後者屬實，那麼它就挑戰了一種普遍觀點：即在 1989 年的中國，強烈的公眾情緒傳化成具體的政治力量，強大到足以在中共領導層中造成分裂。

要瞭解這一問題，恐怕需要其他歷史文獻。無論如何，未來對「六四事件」重新研究的價值仍將取決於原歷史材料的真實性。恐怕我們仍有必要明確區分《天安門文件》這本書與書中幽靈般的 所謂「中共絕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