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 06/03/2024
2023年3月，一个冰冷的雨天。周锋锁开了三个多小时车，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城市。此前，有人在网上找到他，说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当面交给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对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男子。寒暄几句，对方递给他一个袋子，说：“我保存了这么多年，今天就交给你了。”两人握手告别，他未及细看东西，匆匆返回新泽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开袋子，一大片红布倾泻而出。这是一面陈旧的旗子，红布上写了四个黑色的毛笔大字“西北大学”。旗子被揉的皱皱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点点的血渍，已接近墨色。
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锋锁的手上展开时，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颤栗。捐赠者告诉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最后一刻紧急撤出时，一名清华大学的男生头部受了伤，鲜血涌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当时是清华的老师，情急中扯过旗子来，为这个男生包扎。当时还有一块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渍，也被一起保存了下来。
旗子和毛巾暂时被放在周锋锁家的地下室里。这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处蓝领社区的独栋三层小楼，除了后院一个长满蓬勃植物的花园，看起来朴素平淡。一层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补贴日常。地下室则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于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这个装修整洁的地下室算是纪念馆的前身。里面的藏品，包括一顶蓝色的帐篷，是香港支联会1989年捐赠给天安门学生的。2022年初，一个陌生人专程赶来纽约交给了他，说是当年西安的一对情侣，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带走了这顶帐篷，一直保存了下来。
【图略】除了旗帜、帐篷等1989年的广场实物，还有一些艺术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发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
其中一张水墨画，创作于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详。画面中间，平板车上躺着一个身中子弹的孩子，殷红的血从孩子的胸口流出。这个9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根据中国人权网的资料，吕鹏是迄今为止所知年龄最小的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于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点左右，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多发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六四”纪念馆里展出的艺术作品《妈妈你帮我问一问》（受访者提供）马少方是当年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曾在《历史在鞭打现实》一书中，这样回忆那一天他看到的这一幕：
“车至德胜门，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么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
人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
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人们先是眼泪，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我流了泪，却再也愤怒不起来，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活着意味着甚么？
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历史在鞭打现实》，马少方，2004年
1989 我的少年记忆
【图略】1989年4月22日，天安门广场前。(AFP / Catherine Henriette)
1989年的春夏之交，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最终招致共产党军队的屠杀之时，我还是西北一座小城里的中学生，十四、五岁的年龄，沉迷于浪漫主义文学，对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发，似乎提前结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还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龄人。今年5月，发表于自媒体“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岁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1989年，她在湘赣交界处的一处南方小城上中学。我们相距上千公里，记忆却如此相似。我们的经历也足可证明，当年的学生运动，已远远超出天安门的范围，是一场漫卷了中国的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
她在文中写道：“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我深以为是。我们都在“八九”过后不久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工作后，经历了一段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都投身媒体和公民社会。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龄人，例如四川学者王怡等人的笔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经写道：“1989年6月，整个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溃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
1989年5月18日，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AFP / Toshio Sakai)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我们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义余韵，又目睹了“六四”屠杀之后不久，邓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经商热和“向钱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拥抱中国，还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
而那个夏天，我们焦急地听美国之音，搜寻一切来自北京的学生运动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长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校门口的黑板报上，贴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在一大张白纸上用蓝色钢笔描粗的内容：“打倒腐败，惩治官倒，声援静坐学生。”
我所在的县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后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六四”过后的一个深夜，四层的教学楼上，被人偷偷挂上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课间，校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让赶紧撤掉。没有人动，我们冷眼旁观。
校长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约有50多岁了，平时备受师生尊重。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右派，我后来关注“星火”案，在兰大右派名录的最末处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来，曾饱尝政治运动之苦的他，当时一定是担心极了，他要阻止事态发展，保护他自己，也保护老师和学生。
在屠杀还没有开始之前，广场上的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天，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我去了镇上的邮局，寄出由我负责保管的14.5元人民币的班费。在邮局简陋的桌子上，我写下地址：“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收）”。邮局的人帮我办了汇款，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地址不够清楚，没法寄到。那一天，我们，包括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深信不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定能收到这笔钱。
这就是1989年发生在我的家乡、甘肃一个小镇上的一幕。
一切开始转向，“六四”突然发生了。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伤害解放军战士。“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单调高亢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几乎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如此。
我的同学和当地师专的大学生联系，打算要做点什么。一天，我们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从学校走到家里。但最终，计划中的悼念活动被迫取消了，我们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再后来，掩盖“六四”曾经发生的事实，成了这个政权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抗争的烈焰已被扑灭，余烬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
后来我听到一句话：“谎言重复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实上，这个国家尽一切力量宣传的谎言，并没有成为所谓“真理”。34年过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上，我听到一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人提起这句话。他说，至少，这句话对他并没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AFP / Leonard Munoz)
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名叫董泽华。当他通过“翻墙”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怀。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时，他穿上黑色的纪念T恤，独自去了天安门广场，结果被抓并判刑。同一天，还有另外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广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当天被一起投入监牢。
如今，35年过去了，纵使这个国家拿出洪荒之力，要让人们忘记“六四”的存在，忘记屠杀，忘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事实上，记忆自有它顽强的走向，因为那个巨大的历史伤口，始终都在那里。35年，政治高压而时间无情，但关于“六四”的记忆并未曾断绝。
本文涉及的人物：
林培瑞：
出生于1944年，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杀发生后悲伤一刻的美国汉学家。
周锋锁：
出生于1967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大学学生。
作者江雪：
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1989年时是中学生，后来一直做记者、编辑。
邹幸彤：
出生于1985年。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因坚持纪念“六四”及相关工作，如今在狱中。
晓明：
出生于1989年，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六四”胎教。
董泽华：
出生于1991年，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穿黑衫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而被判刑。
曾雨璇：
出生于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的中国女生，2023年“六四”前因计划展示"国殇之柱" 横幅，被判监禁6个月，后遣送回大陆，失联至今。
——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