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星期前，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了夏明教授和宋永毅教授關於洗腦問題的討論會。討論會於5月份在拉斯維加斯舉行，出席者有21位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與專家，包括政治學、哲學、歷史、宗教學、社會學、大眾傳媒和文學領域。兩位教授從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學名著中，「不疑處有疑」地發現，洗腦的概念被刻意迴避，遂引發了他們對洗腦問題的研究興趣。這個研究，對進一步理解當下中國的政治生態，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目前面臨的現實是：中共對自己的國民採用高強度洗腦，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頗像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的那個極權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被消滅乾淨，老大哥嚴密控制著每一個人的思想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奧威爾說，「遲早有一天，他們會宣布二加二等於五」，「雖然你明明知道那是個錯誤，但你必須把它當成真理，而且還要讚美他們正確英明，否則便被認為對它們不忠…」。這也許就是洗腦的最高境界。奧威爾筆下的那個極權社會與當下的中國有很高的相似性。
我認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經進入「二加二等於五」的洗腦新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以不斷地指鹿為馬、編造謊言、扭曲事實、修改歷史為手段，來達到對國人洗腦的目的。習近平和書中的老大哥一樣，相信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在老大哥治下，沒有人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1984》中對此有相當恐怖的描述。在審訊室裡，老大哥的代表奧布萊恩伸出四個手指，讓被審訊者溫斯頓回答，「我豎起來的手指有幾個？」，「四個」，「如果黨說不是四個，是五個，那你說有多少？」，「四個」。為了這個真實的「四」字，溫斯頓反復遭受酷刑。老大哥後來對他說了真話，「有時二加二等於四，但有時是三，有時是五，有時同時是三、四、五。」到底是幾，黨說了算。不管黨說甚麼，你都必須相信。你沒有不相信的權利和自由。
像書中的老大哥一樣，中共當局試圖以二加二有時是三，有時是五，有時同時是三、四、五，來扭曲國人的認知，改造國人的認知，還「不准妄議」。吳國光教授在討論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習近平在對國人搞認知戰，就是讓官媒放出各種混亂的信息，搞亂國人的腦子，讓他們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對一些始終保持獨立思考、獨立人格、不買習近平極權賬的人，當局就用判重刑的暴力手段，讓他們在長期監禁中喪失對社會的影響力。甚至像溫斯頓一樣，最後被消失。
在小說的後面，被老大哥迫害的溫斯頓被迫說服自己，「二加二等於五」就是真理，黨說等於多少，他就必須相信是等於多少。奧威爾寫道：納粹的理論深處是否定「真理」的存在……這種思維方式的隱藏目標就是一個由領袖或者執政黨控制未來乃至過去的黑暗世界。如果領袖這樣說「這從未發生過」——好的，那就從未發生過。要是他說二加二等於五——那麼好的，二加二就等於五。
中國從2019年年底到2022年底經歷的Covid-19大流行，顯示了典型的「二加二等於五」式的荒誕。習近平試圖讓人們相信，中國沒有延誤對新冠疫情的反應，他一開始就掌握了疫情爆發的初始狀況，而且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至於病毒來源，他通過外交部的戰狼外交，把病毒來源嫁禍於美國軍人，並且反反復復地重複一個說法，是美軍德特里克堡實驗室設計了這種病毒並將其帶到了武漢。這種敘事通過官媒使用的油管及推特的知名政客，在短短幾天之內傳遍全球。許多國人都相信這個謊言。
當然，「二加二等於五」並非是習近平的創新。1952年，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打得不可開交之際，毛澤東和周恩來便無中生有、編造謊言，稱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細菌戰。後來許多中美專家證實，這是中朝蘇精心策劃的騙局。而「二加二等於五」在習近平時代的新穎之處在於，他用毛澤東時代沒有的高科技手段，用大監控、大數據，急劇提高了「洗腦」的規模和速度；而且不僅洗中國國民的腦，還洗國際社會的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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