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話題，有點不想搭理了。鮑彤對趙紫陽說，《河殤》支持改革，所以趙送了一套錄影帶給李光耀，王震聞訊大罵——台灣那些「統派，」也就是王震的水平；比較荒誕的是，竟然有人稱鄧小平是一個「河殤派」，我聽說後，因與「屠夫」為伍，覺得頗受辱。現在又有人定義「河殤派」與「台獨派」遙相呼應，真是抬舉我了。我一向覺得，「台灣獨立」是島上選民的選擇，大陸人無從置噱；同樣道理，島上反對獨立的人，應該自行離開，去大陸生活，因為台灣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國家。在台灣擁抱中國的民族主義，等於腳下沒有一寸土地。民族主義，天然與集權配套，最近我多次談普京、習近平的後集權，建制於民族主義，乃是共產黨成功換代意識形態，向傳統要合法性，如大俄羅斯主義、中國大一統這些貨色，其建構至少也有三十年之久了，陳年舊事裡，有一樁涉及到我，也牽扯到一個台灣的統派，我亦有一文敘之，今天再貼出。】
「耻辱」泔水與洪水
【20230802按：當代中國思想史需花功夫解構一個「恥」字，它積澱了上百年，我稱其為「思想泔水」——把人都餵蠢了，西方自近代以來植入到中國民族精神上的這個病毒，解構它或許比「讓中國經濟發展」或「讓中國人懂得人權」，更會有效地拒絕專制，猶有可能建構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經濟發展」在一個壞制度底下的惡果，尤其具有的中國特色是兩個：生態破壞和道德解構，現在具體無遺地展現在中國，可是在二三十年前，無人相信這套後現代論說中的環境預言，因為那個「恥」在作祟，中國不崛起就是「落後挨打」，我還因此跟別人打過一次嘴仗。】
晚進民族主義濫觴
【20220906按：昨天談普京、習近平的後集權，建制於民族主義，乃是共產黨成功換代意識形態，向傳統要合法性，如大俄羅斯主義、中國大一統這些貨色，這個更新換代，也有一個過程，其建構至少也有三十年之久，人們早已忘記其濫觴，陳年舊事裡，有一樁涉及到我，我亦有一文敘之，今天貼出。】
1991年春，我从巴黎转来普林斯顿的第二年，尚在哈佛读博士的丁学良寄给我一个复印件，并附言道：「这样的昏话，实在看不下去，你应驳他一驳。」
『信不信，我为亚运183块金牌，也情不自己地流泪——无他，只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
此人极为霸道，别人告诉他长江黄河污染严重，他竟破口大骂：「你这么糟蹋你自己的祖国，你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
丁学良最看不下去的昏话，是颜氏说中国的科学家「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死，千千万万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所以，中国人必须以一条裤带束紧千万亿腰杆，中国人才得解放！」诸如此类的昏话，不胜枚举。（隔了三十年再去引述它，特别是背衬了目下中国两极分化、冤狱遍地、狼烟四起的图景，我都有点替对方脸红。）
读罢我便按奈不住挥就一文，作题〖对苦难漠视的残忍——读颜元叔大作有感〗，3月21日在香港《信报》刊出，我尚不知颜氏何许人也，只知他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自然是留过洋的，而留洋阶层中多因憎恨西洋而倍爱中华，乃是某种心理扭曲，原不必认真的，我也只是凭了一时的义愤，去驳斥那种近乎蛮横的歪理，因为受不了他们这般辱没死于中共专制的几千万人，他们留洋只徒然惹了些自卑和偏激。但是，那时节大陆里面黄金滚滚、跑马圈地之间，有些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生成，却是我们看不清楚的，并非只有基督教、法轮功，这个体制也在打造新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原来老旧而废弃的。
不久，我在普林斯顿大东亚系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里混乱翻阅時，无意间发现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期刊杂志中，竟也有那本极左的《中流》，以公开反对邓小平搞资本主义而著称，其九一年六月号辟一专栏，名曰《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将颜文和《信报》上的拙文「一字不易，未加删节」地刊出，摆开一付约稿、摘登来信的大批判架势，这是文革及政治运动中党报必行的老套数，而六四屠杀后中共宣传机器对所谓「长胡子」的大批判，一般是不主动找靶子来打的，挑选我与颜元叔的笔仗大做文章，应属罕见。
《中流》的编者按说，颜文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应」，「我们不断接到来自各方面的读者的来稿、来信，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的反映。其中有思想战线的老前辈，也有来自最基层的普通读者」，前者指魏巍、吴冷西、程代熙等，后者冠以「来自广大读者的反馈」，则包括农民、中学生、教师、退休干部等等，不一而足，来稿来信皆一派文革大字报的谩骂风格，则是丝毫不奇怪的。可惜我只找到三期《中流》（九一年六、七、八月号），不知道这场「围剿」究竟持续了多久，却看到了晚近二十年里風生水起的民族主义喧嚣之端倪。
我对颜元叔等辈的驳斥，有两个重点，反过来成为他们批判我的重点，现分而述之。
第一，针对颜氏大赞中国大陆老百姓「一辈子吃两辈子苦」乃是值得的「炼狱」，我举毛泽东五九年「赶英超美」导致大饥荒饿死两千万人，予以驳斥，而魏巍等人对我的反驳，唯有彻底否认这场大饥荒而已，并斥为「反共传单上的下流语言」。今天，「大饥荒」真相在中国仍是禁区，所幸我们终于有了杨继绳和他的悲愤之作《墓碑》，真像已大白天下，再也不能禁止了。容我只摘引《墓碑》前言的一段话：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918 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数字有时候比理论强大得多。颜元叔等人也许不知真相，但他们所秉持的一种「发展与国家强盛的反人道倾向」，是违反普世价值的，他们有的人从未在极权制度下生活过一天，却天然具有反人道的极权意识。
另一个争论重点，是长江、黄河的泥沙化问题，颜氏所代表的可称为「掠夺型发展与经济增长观念」，即晚近二十年中国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的事实，无需我们在这里多费口舌了。因《枪、细菌和铁》一书获普立兹奖的Jared Diamond教授，2005年出版一部新著《大崩坏：人类社会如何选择败亡或成功》，其中专设第十二节〖中国，蹒跚巨人（China, Lurching Gant）〗，他评说中国近10%的年增长率：
『「受惠」于这些辉煌的事功，中国的环境危机演为最烈者，并持续崩坏之。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损、农田流失、沙漠化、沼泽消失、草原荒芜、和人为自然灾害之规模与频率增大，如物种侵入、无限制放牧、江河断流、盐碱化、土地侵蚀、垃圾堆积、水的污染和匮乏，还可以列出很长的单子。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起飞，是以一个民族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作支撑的，其发展才获得了秦晖所说的「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1992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外，任凭公开瓜分，然后就是「圈地运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便是中共的底线；而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这便是中共宣传机器的特长，我在上文提及的那两点，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反人道倾向、掠夺型发展与增长观念，便是他们民族主义武库里的两件把式。』
不过颜元叔的大作，实在是「国家话语」的一篇杰作，乃是何新，更不要说魏巍之流写不出来的，未知后来习近平怎么没把它收进中小学课本里去？
颜元叔虽然是从台湾出去留美的，但是他把留学中的个人经验，诸如「受歧视」的屈辱、尴尬、掩藏内心的痛恨等等，极准确地升华到一种集体的、种族的的层次，于是就具备了作为「国家话语」的档次，而注定会被中共收编。
但是「国家」最看重的，是颜元叔所提供的这种私人经验中的耻辱、自卑、仇恨的成分，也就是所谓「耻」——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无疑储存了大量的「耻」，那是为「民族国家」建构预备好的「精神财富」，可以用来刺激、麻醉、洗脑国民，以便于驾驭和统治。
二战时期中共躲在陕北养精蓄锐，对蒋介石指挥国军浴血抗战作壁上观，但是夺取政权之后，它宣称自己才是抗战主力，以便最大化「国耻」资源，还径直延伸到一八四〇年才满足，非捞够「耻辱」泔水不罢休，这种精明令人望尘莫及。
可爱的颜元叔教授，还有魏巍他们，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信徒，却对晚近三十年中国的贫富崩裂之大不公平，不置一辞，熟视无睹，还推波助澜，不免也是那个「低人权、低福利、无工会、高消耗」发展模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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